余汝信：被林豆豆扭曲了的林彪、叶群关系

《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上）


　　自2000年代中期始在互联网上流传的《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以下简称《材料》），缘自于2004年3月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李晨所著的《世纪风铃》。

　　2006年3月，林立衡曾向笔者证实，这一材料确是她所写（但她称不认识李晨更没有将材料提供给李晨）。故此，当时对林立衡抱着极信任心态的笔者曾经断言：“关于‘九一三’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1]

　　过了数年，笔者有机会看到了林立衡这一材料的原稿修改件以及修改后的誊清件[2]，才恍然大悟：李晨版的《材料》，虽的确截取于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惟李晨私下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和大幅度的改写。

　　去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书。笔者发现，书中声称“林豆豆口述、张清林记录”的有关“九一三”的材料，实际上就是舒云以“整理”名义进行了部分改写的林立衡手书的誊清件。笔者还注意到舒云的改写，某些段落抄自李晨，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小，某些地方改动得比李晨更大。

　　虽说已经过去了四十一二个年头，“九一三”事件对国人来说，仍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最大未解之谜。破解历史之谜的关键，往往在于厘清细节。如果将原始材料中的细节随意擅加改动而又不予说明，即很可能会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甚至将历史弄得面目全非。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那一些材料才真正是“原味原汁”的，那一些材料是经过加工甚至是深加工的。其后，我们才有条件凭借当事人最原始的叙述，与其他相关材料相印证，去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

　　基于上述原因，李晨、舒云对林立衡原稿的大量改动（虽然，李晨、舒云的改动并没有触及林立衡的基本观点），已使李、舒两书有关部分失却了史料价值。故而，本文辨析的对象，仅为林立衡材料的原稿。

　　在看到了林立衡材料的原稿、并经与李文普、刘吉纯、宋德金等人各自的回忆相比对之后，笔者今天依然认为，林立衡的材料总的轮廓，还是反映了1971年9月12日当晚北戴河所发生的事情的大致经过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完全真实地反映了林立衡当时的思想活动，不等于说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细节，更不等于说笔者赞同林立衡在这一事件中的处理方式。相反，看到了林立衡的原稿之后，我们今天更有条件去深入探究一下事件经过的一些关键点，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而这些启发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思考，很可能与林立衡的观念有很大距离，甚至截然相反。


　　一、原始稿、修改稿与誊清稿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的原始稿，为用“郑州汽车制造厂[3]稿纸”书写，注明编码共七十九页。以每页二百一十字计算，共一万六千多字。

　　林立衡手书的原始稿，抬头写有“段君毅、胡立教同志并河南省委转，韦国清同志并总政党委转，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并中纪委”。收件人未免多了些，但尚合符一般报送材料的规范。惟结尾部分却不合常规，至少没有署名，也没有注上日期（原始稿前给郑州市委李宝光、徐学龙的信倒有署名及日期，但此信是张清林后加的）。从行文内容、语气判断，原始稿很可能写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初至1980年初，修改时间则在1980年3月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之后。

　　原始稿经张清林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抽去原始稿第26、29、38、40页共四页，增加补充了十页（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稿纸”背面书写）。经修改补充后共八十五页，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修改稿。

　　修改稿最后定的抬头是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因此，我们将这一材料定名为《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虽说此材料张清林作了大量加工，本亦可将其名冠于标题之上，惟一来这样标题不够简捷，二来更重要的是材料的框架主体、基本观点均是林立衡的。但在作者署名上，我们还是依据事实署为“林立衡原稿，张清林修改”。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可能比较恰当些。）

　　值得注意的是，由张清林手写的大段增加部分，都在已抽去的原稿页之后。如：

　　根据至少从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以来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我们认为，九一三事件不等于林彪事件。九一三事件只是林彪事件的一部分。因为林彪事件并非七一年才发生的。说晚一点，六五年中央上海紧急会议就已拉开了林彪事件的帷幕。也就是说，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就对原“林办”张益民、张云生、王淑媛等秘书、工作人员和当时空军报社的王启夫、韩喆勤、空军保卫部原处长杨森多次说过：这样骗“首长”（指林彪，下同）这样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样骗下去……是长久不了的，总有一天会被揭穿，这个历史的案总有一天要翻过来。【林立衡材料誊清稿(以下简称誊清稿)，页50-51】

　　因为原稿被抽去，已很难判断上述增加部分那一些是由原稿改写，那一些完全是张清林的。

　　所谓誊清稿，是林立衡本人按照修改稿的增删情况重新亲笔所书。誊清稿共七十六页，用“郑州汽车制造厂公用笺”书写。林立衡重新书写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她本人是全盘接受了张清林的修改意见的。考虑到张清林的确作过大量修改的实情，誊清稿的作者，我们仍旧署为林立衡、张清林二人。惟其核心的、基本的观点，是林立衡的。在本文中，我们亦将其简称为“林立衡材料”。

　　回头看林立衡材料的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作为幸存者，写在前面的话”，主旨是批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遭唾弃的康生以及早在1976年已被“粉碎”的“四人帮”，捎带指责了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期间“辞职”的汪东兴、纪登奎等。

　　林立衡、张清林声称：康生、“四人帮”制造了林彪“两谋一叛”的冤案。又如上文所引的文字称，“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

　　林立衡、张清林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史实细节和例证支持以上的指控。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当代史常识，以上指控不仅毫无事实依据，而且极为荒谬。康生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至少在文革的前、中期，并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和利益上的冲突。即使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至“九一三”之前，也不见康有对林彪政治上的批评。至于“四人帮”，在“九一三”前根本未有形成，“四人帮”的形成是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

　　而对于林彪一案的审查，汪东兴、纪登奎并非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林（彪）——陈（伯达）问题中央专案组是由周恩来牵头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周，背后是毛。

　　因此，对于材料的第一部分，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花心思去理会。值得关注的，只是材料的第二部分，林立衡、张清林作为“九一三”当晚直接当事人的陈述。


　　二、被林立衡扭曲了的林、叶关系

　　林立衡在其手书的誊清稿第二部分开头即称：

　　林彪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多次嘱咐我：“我身体好些还能管住她（指叶群），要是我身体不行了，管不了她了，那时你可千万不能让她胡来。她政治上不行，你可不要听她的。”六四年后特别是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后，我和叶群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就是因为我听了林彪的话，反对骗林彪。叶群多次对我和公开对工作人员说过：“不骗‘首长’[4]，听‘首长’的怎么行？！要是听他的，早就完蛋了！什么时候听他的，什么时候就得完蛋，我们也都得跟着倒霉！听主席的，就不能不骗他。”对此，我对工作人员说：“‘首长’和‘主任’（指叶群，下同）之间是两条路线”，……六八年当林彪对我问及叶群时，我向林彪告发了六四年以来叶群干的坏事，林彪听了震怒，叱咤叶群后，给工作人员规定，不准叶群再见他。（誊清稿页53-54）

　　以上这些话，与“九一三”本无直接关联，只是林立衡为“首长是被骗的”此一贯穿全文的中心语句所作的“注解”。为什么“听主席的，就不能不骗他”？“首长和主任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两条路线”？究竟林立衡“向林彪告发了六四年以来叶群干的”什么“坏事”，以至使“林彪听了震怒”？“九一三”事件已发生四十年了，人们对这一切仍是一无所知。相反，从多年来各个方面披露的史料来看，林立衡所叙述的，与我们所认知的林、叶关系史，并不吻合。

　　林、叶荣辱与共，政治上是一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彪、叶群家事中无关大局的磕磕碰碰，远不能置换这个政治上的基本点。林立衡为了强说“林彪是被骗的”，扭曲了这一基本点，强将林、叶进行政治上的切割，就如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强将毛泽东、江青进行政治上的切割一模一样。官方称，坏事都是江青干的，毛是被江所利用；林立衡则说，“坏事”都是叶群做的，林彪是不知情或被骗的，两者显然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翌年，1960年，叶群恢复军籍，同时被授予上校军衔，就任“中央军委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五年后，1965年11月，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此一使叶群从师级干部升格为军一级高干的任命，不可能不征得林彪本人的同意。

　　以下两例，应可说明林、叶1964-65年间政治上的紧密关系。

　　其一，1964年底，叶群与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率总政工作组到广州军区127师379团蹲点，调研部队“四个第一”落实的情况，并写出了调研报告。林彪看了报告后，于1964年12月29日在广州听取了叶群的汇报，并对当时的部队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林彪称，1964年的部队工作“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1962、63年的正常训练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林彪的指示，实际上是对罗瑞卿不点名的批评。该指示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作为军委正式文件，下发全军。

　　其二，1965年11月30日，林彪就有关罗瑞卿问题致函毛泽东称，“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和口头汇报”。第二天，叶群携林彪的信及有关罗的材料，从苏州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汇报。一周以后，毛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揭发和批判罗瑞卿。

　　以上两例，足可说明，叶群是林彪的得力助手，配合默契，既非林立衡冒充林彪所称的“政治上不行”，更没有什么“胡来”甚至“骗林彪”。

　　作为“林办”主任，叶群为林彪应付外间的方方面面。叶群的心态，是林彪不要操那么多心，有些既非原则又不那么要紧的事，就不告诉林彪，情有可原，那不是什么“骗”，何况一般地说，所有“首长”的老婆，都是会给丈夫挡事的。此外，有知情者称，叶群对林彪身体方面的照料，也是细心周到的。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久，周恩来以召集中央碰头会（实际上相当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形式，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运转（本来毛属意林彪负责，但林托病推辞）。叶群代表林彪参加中央碰头会，以便于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相互通气。至少迄今为止，尚未有材料证明林彪与周恩来及中央碰头会之间有过龃龉不合，叶群在其间顺畅的沟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1967年1月，叶群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成员，同年8月，为四人看守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员，随即顺理成章地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并无具体分工，不过是在负责林彪与中央碰头会之间的沟通之外，又增加了与军委办事组之间沟通的工作。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叶群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与林彪同时达致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换言之，目前并没有材料揭示，在九年多的时间里，林彪对叶群（更多的是代表林彪本人）参与军委和中央的工作有何不满。对叶群职务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林彪也没有坚决反对。

　　到了顶峰，就该走下坡路了。“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自然规律。更何况毛当初用林，不过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要利用林时，林、叶的政治地位可以被毛泽东一手所推高；不用林了，林、叶的政治地位，也可以为毛泽东一手所摧毁。

　　事实上，毛对他三年前确立的“接班人”，已渐生不满。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林彪对文革的一套，已丧失热情（其实，从林彪经多次催促才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来看，他自始打心底里就没有热情），他并非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真正传承人；二、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在毛的眼中已羽毛丰满，尾大不掉，并将是毛真正传承人上位的最大障碍。

　　九大一年之后的1970年5月，林彪将文革中已被迫害去世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所作《关汉卿》一剧中的“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改作“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以“书赠战友叶群”。在“高处不胜寒”的此际，林彪将妻子叶群以共赴生死的战友相称，是否已经预感到了什么？由此观之，其实，对于毛的心计，不能说林彪没有察觉，但林能做的，似乎只是消极应对而已。


　　三、毛泽东步步进逼之一——叶群的两次检讨[5]

　　林彪的预感灵验了——三个月之后，毛、林在庐山为以张春桥（毛心目中他的思想的真正传承人）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翻脸。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明里是狠批陈伯达，实质上是剑指林彪。毛称军委办事组“犯了严重的错误”，其中，重点是“接班人”的老婆——叶群。

　　庐山会议后的1970年10月12日，叶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向毛泽东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称“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她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示。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接班人”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如此“细致”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自此以政治上的沉默对抗之。

　　翌年4月11日，叶群在压力之下给毛泽东作了第二次检讨。毛泽东一反叶群第一次检讨时咄咄逼人的态度，表面看起来缓和了很多：“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其实，毛泽东在放“可以了”、“作适当处理”的烟幕弹同时，私下里正为给林彪作最后的政治清算作准备。


　　四、毛泽东步步进逼之二——南巡讲话[6]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发动各地诸侯倒林。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这些谈话，都是针对林彪的，其中以武昌谈话最为典型。

　　8月16日到武昌后毛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多次谈话。毛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及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时称：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寿、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在此，毛已将林彪类同于中共党内历次“反党头目”。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

　　毛对华国锋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

　　谈到军队，毛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毛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毛8月27日在长沙对华国锋、卜占亚说：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8月28日毛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８月30日毛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说：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8月31日毛在南昌对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毛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

　　随后，毛在杭州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在丰台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也讲了类似相同诋毁林彪的话。


　　五、林立衡的政治悟性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已将林彪逼到墙角。就看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整治林了。

　　集中体现了林立果真实思想的《“571”工程纪要》，对毛泽东的整人策略，刻划得入木三分：“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这，又何尝不是林彪此际内心的独白？！

　　林家大难临头！

　　思前想后，林彪、叶群、林立果横下心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走了之！256号飞机失事于蒙古温都尔汗，林彪与叶群实践了他们共同的誓言——“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这大大出乎所有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料之外。“接班人”葬身异国，宣告了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破产。据说，“九一三”后，毛大病一场。

　　林立衡是什么态度呢？

　　1971年，林立衡实际上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大义灭亲。

　　九年过去后，1980年，林立衡不知是尚未看透还是不愿触及毛，还在说什么“林彪事件是六五年以来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的一个持续了多年的极其诡秘的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骗局。九一三事件只不过是这个政治骗局的必然产物”。还在怪罪她的亲生母亲，说什么“‘首长’和‘主任’之间是两条路线……”。

　　“黄吴李邱”四人中最具政治悟性的，除却黄永胜，就是邱会作。2000年，邱与史学工作者在谈到“九一三”前夕毛的南巡时说：

　　毛主席南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记不起来了，至少是三至五天，或者个把星期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两句话：毛主席出门了，不在北京。就这两句话！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也没有问。后来，听到了一点点毛主席在武汉、长沙的谈话消息吧！听得不完全，就是一点点。我记得毛主席在武汉说的是庐山问题没处理完，陈伯达后边还有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当然就是指林彪了。毛主席后面还有一句，他说：你们大家要保护林彪同志。我认为这后一句话从事后来看是虚伪的。在长沙的谈话，谈话比较多，他指责黄永胜搞造反。照我的看法，黄永胜就是林彪的代名词。

　　我从知道这两次谈话以后，我就有一个判断：这是毛主席发起对林彪新的战斗。毛主席对林彪的一层窗户纸捅破了，毛主席同林彪直接对立了。我同时也考虑到发起新的战斗不是庐山问题的重复，而是要对林彪加码了！毛、林新的大战开始了。

　　林彪、庐山问题应该算是处理了的问题，起码可以说处理了两次了吧！1970年9月6日，在庐山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宣布毛主席的两条指示，一条是庐山的问题处理了，不下山了；第二条是政治局回北京以后开一个学习生活会议，就算最后了结了。这个应当算是一次处理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就更郑重了，经过了中央一级会议，最后还做了结论。为什么毛主席又重新提起庐山的问题，这个我没有多想，那毛主席提倡的“三要三不要”，那不是带头破坏了吗！处理了两次的问题，又提起，这是要搞团结吗？这是要搞马列主义吗？这是要搞光明正大吗？对这些问题，我是不能不想，但是也不是想得了不起。老实说我参加革命当时就四十多年了，对发生“9·24”把我关起来这样的事件，我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一辈子也没有受过处罚，所以，毛主席对林彪这个问题，我什么没有想也不是的，但想得怎么厉害也不是的。因为我参加革命，我自认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一个家丁，成天就是听话、办事、睡觉，非常简单、纯洁，很天真嘛！后来我又想，三中全会的会期不远了，毛主席南巡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战斗，他还要做准备工作啊！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我以后就想到毛主席南巡，他主要的手段是发动中央委员向林彪直接开火，毛主席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段，他打倒刘少奇也用的是这个手段，不过是个大手段就是了，他还不惜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发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清楚就是打倒刘少奇嘛！[7]

　　当我们将邱的谈话与林立衡的材料对照着看，政治悟性的高下立马可见。当然，你可以说邱的这些话是“九一三”三十年后才说的，那么，我们倒想知道的是，林立衡写这些材料到今天也已逾三十年了，她的那些观念到底改变了没有？改变了多少？（未完待续）

　　余汝信，文革史研究者。1950年出生于广州。本世纪以来在互联网上发表有文革研究文章六十余篇。著有《香港，1967》（2012），编注有《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2006）、《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2008）。

　　[1]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载《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页55。

　　[2]两部分材料均为复印件。

　　[3]1975年至1987年，林立衡、张清林夫妇被分配安置在该厂工作。

　　[4]指林彪。

　　[5]本节资料来源：叶群1970年10月12日第一次书面检讨和1971年4月11日第二次书面检讨以及毛泽东对其的批语。

　　[6]本节资料来源：《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7]《邱会作同志谈话记录》，2000年9月5日，未刊稿。

　　余汝信，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