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4日 星期三

余汝信:分析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下)


  六、在“九一三”中林立衡是否执行林彪的“意志”和“嘱咐”?

  林立衡说:

  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行动,就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时对我的嘱咐的。

  鉴于林彪长期以来主要是六二年以来特别是六五年中央上海会议以来的身体状况和这种身体状况下的被康生“四人帮”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严重摧残、损害并以便利用了的责任能力(此且不去从历史的奥秘深处述及为什么和长期被怎样地造成了林彪的这种状况,在此只顺提一下,正是林彪被长期摧残成这种状况形成了我所面临的使我极其为难的九一三事件之局面,九一三事件绝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责成和迫使我去做发动和组织“林办”工作人员的工作,以便完成林彪的被严重摧残和损害了的责任能力所无力做到,而在他的身体状况和责任能力处于正常时本来一定要做到也极易做到的事。(誊清稿页55-56)

  林立衡以上的话,有点故弄玄虚,故意将话说得生涩难懂,如什么叫“以便利用了的责任能力”?什么是“历史的奥秘深处”?什么是“林彪被摧残成这种状况”?但以下的问题是必须弄清的:


  (1)林立衡在“九一三”中的行动是否“代表”林彪“并执行他的意志”?

  什么是林彪的“意志”?林立衡没有说明。只有明确什么是林彪的意志(且不说林彪一生的意志,也不说林彪在文革中的意志,能搞清“九一三”前几天林彪的意志是什么就谢天谢地了),才能判断林立衡是否代表了林彪的意志。怎么能证明她是代表林彪?林立衡缺乏佐证。相反,在9月7日得知林立果有出走境外的打算直至9月12日晚,林立衡在五天的时间里,并没有直接了解过林彪对此关系其一生功名又生死攸关的大事的态度,连为了此事与林彪直接沟通的尝试都没有,如何能说是“代表”林彪?!

  (2)文革中直至“九一三”林彪是否处于“病重”状态?他的“责任能力”在“九一三”当晚是否被“严重摧残和损害”,以至“无力做到”履行他的“责任能力”?

  笔者认为,林立衡是严重地夸大其辞。而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以下说法是可信的:“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9·13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8]

  林彪既然没有“病重”,其“责任能力”(林立衡在这里指的似乎是经独立思维作出判断和决定的能力)也就没有理由失去,他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都与常人无异。而林彪的身体虽弱但总体来说无异于常人,亦就不存在被康生、“四人帮“严重摧残、损害”一说。


  七、被林立衡自己耽误的五天

  林立衡说,9月7日开始,她逐个逐步地分别找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等反复谈话,其中找李文普谈得最多,但李文普“不相信我从林立果那里听到的事。”李文普“后来他也感到事情不对头,并对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干的事。”(誊清稿页56-57)

  李文普的回忆,并未提及9月12日前林立衡有对他说过“从林立果那里听到的事”,更未提及他“也感到事情不对头,并对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干的事”。李文普的话不一定全真,也不一定全对,但他在这里的回忆应是可信的。如果李文普自己都“感到事情不对头”,作为林办在北戴河的最高负责人,作为一名专职对林彪安全负责的保卫干部,他是会有所作为的。如果说李文普在“九一三”中有什么失职之处,正是没有“感到事情不对头”!

  倒是刘吉纯的回忆提及:9月7日上午,张清林(林立衡未婚夫)和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林立衡随从人员)对他说,不知豆豆(林立衡)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叶群)、老虎抓起来。刘吉纯告之李文普,李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9月7日晚上,林立衡对刘吉纯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刘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刘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9]

  林立衡从她弟弟那里听到了什么?是否就是刘吉纯所说“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原稿没有提供答案。所谓“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指的又是什么“坏事”?“上边知道了”又指的是谁?“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外地”指的是哪里?如果指的仅是国内,那么,在北京、在北戴河呆不下去,在全国任何地方能呆得下去吗?

  我们并不清楚林立衡材料中所谓“坏事”的真实含义。如果说,林立衡所说的“坏事”,是指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一些异常举动,那么,你大可面陈林彪,以求取身经百战的林彪制止“主任、老虎”轻举妄动的良方,那时,你大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你为什么在五天的时间里,都不告知林彪?但如果我们可以将所谓“坏事”理解为是指叶群因参与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文革极左派的斗争而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指责,那么,可以想见,林立衡眼中的所谓“坏事”,林立衡对这一场斗争的是非观,一直是以毛泽东的喜恶为准绳的。

  在林立衡对刘吉纯讲了那么一番话之后,刘问是否去报告,此一提议,合情合理。作为一位低级别的警卫干部,刘吉纯(即便加上李文普)根本没有能力及权力,去处理如此重大的异常情况。林立衡声称“现在对谁都不要讲”,企图光是依靠林办这几位(甚至有两人是卫生员而没有包括林办的秘书)去解决关系到中国第二号人物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显然是一个既不切合实际更非明智的念头。即便从林立衡的立场出发,9月7日晚到12日晚这整整五天的时间,是林立衡自己耽误的,怎怪得了别人?!


  八、林彪的态度——“首长是被骗的”吗?

  林立衡说:

  九点多,应我的请求帮助我掌握情况的林彪的卫生员小张(张恒昌同志)告诉我,他听见了“主任”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

  小张说他始终没听到“首长”的任何声音。(誊清稿页58)

  这是应引起我们十二万分注意的一段话。

  可以合理地推断,叶群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时,林彪是在场的。李晨、舒云在各自的书中更按自己的理解,将“他听见了‘主任’说”改为“他听见了主任跟首长说”。客观地说,李晨、舒云的理解没有错,错只错在他们擅自修改了原文而未有作任何说明。

  在原始稿中,林立衡更有一段话:“九月十日,林彪的卫生员小陈(陈占照同志)对我说他前两天听见叶群对林彪说她想跑,林彪凶了她,喝斥她(从林彪的房子里)‘出去!’并且不准叶群见他。”

  这么重要的情节(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为什么要删去呢?个中缘由,只有林立衡、张清林自己才清楚了。

  如果确有其事,那就说明林彪早就知道叶群、林立果出走的意图!惟既然修改稿删去了这段话,我们也不作深究,还是以林立衡最后的誊清稿为准去作分析罢。

  叶群明确提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时,林彪没有表态。其实,不表态至少也是一种未加反对的态度。否则,林彪对叶群的提议大可当即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可以招唤警卫人员,力阻叶群、林立果的一切“异动”,而且,林彪根本不会上汽车!如果说,上汽车是林彪服的安眠药还在起作用,那么,李文普跳车和紧接着的枪声,林彪还没有醒吗?如果林彪醒了,他最信任的李文普都下车了,林彪不问个究竟吗?最后,到了机场,林彪屈就自己从飞行员使用的简易舷梯向上爬进机舱,是梦游所致吗?

  因为叶群明确地将出走的境外目的地告知了林彪,也就等于说她并没有欺骗林彪。林立衡自己提供的这一“证词”,本身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彻底否定了她自己的林彪“被骗”说。

  有了林立衡这一“证词”,有没有李文普的“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已经无所谓了。即便李文普说了谎,林立衡能说自己的也是谎话吗?

  林彪在9月12日晚的目的地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境外,不管是苏联,还是香港。只有到了境外,才能彻底摆脱毛泽东的控制。所谓去广州或去大连,只是一种掩饰。三更半夜(据林办秘书告诉笔者,林彪从无夜航的记录),甩开警卫部队,在中国境内转移住地,毫无意义。而且,林家甚至连掩饰自己真正行踪的戏都未做全。比如,林办并未按惯例要求空司、广空或沈空实施专机航行、降落的保障;并未要求广州、沈阳军区进行林彪到广州、大连的住宿、警卫准备。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毛泽东南巡讲话的步步进逼,使林家(除林立衡外)深恐刘少奇、陶铸、贺龙(尤其是刘少奇)的相同命运在等待着林彪(贺龙1969年6月9日蒙难于北京,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蒙难于开封,陶铸1969年11月30日蒙难于合肥),笔者认为,这是林彪、叶群、林立果不惜孤注一掷,冒九死求一生的最根本原因。

  林立衡对林彪“主动走”与“被骗走”一直很纠结。她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编织“林彪是被骗的”这一神话。这正反映林立衡被“封建专政主义”给林彪戴上“叛徒”“卖国贼”的帽子而不知所措。应该说,林彪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毛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举措逼迫所致。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哲人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今天的我们,更可大声为林彪声辩——主动走,又如何?!

  就以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鼻祖马克思来说吧。马克思是犹太裔德国人,因对本国的专制主义制度进行过尖锐批评而被迫害,长期流亡于法、英两国并死于英国,葬于英国,至死未回祖国。他与恩格斯合著的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诞生于英国。他的《资本论》巨著,亦在1867年完成于英国。再以列宁来说,他也长期在奥地利、瑞士、芬兰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前夕才从芬兰秘密返回俄国彼得格勒。林立衡如果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更应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共产党宣言》的扉页上,公开疾呼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林立衡只有走出“被骗说”,才能取下“紧箍咒”,才有可能说清当年的问题症结。


  九、不要报告林彪——林立衡给8341出的难题之一

  林立衡说:

  当我对张洪具体说了李文普、刘吉纯等许多工作人员一致不同意我给林彪讲林立果对我讲的事和他们为什么不同意我给林彪讲时(见后),张洪听了马上也说,就是不要给“林副主席”讲了,我们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免得惊动“林副主席”,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就行了。(誊清稿页71-72)

  以上这段话是张清林所添加,惟由林立衡誊清过,也可算是林立衡的话罢。

  林立衡为什么不将林立果出走境外的意图告之林彪?这是很多人在看了林立衡的材料后首要的疑问。

  上文将林立衡没有向林彪讲“林立果对我讲的事”的原因,推到李文普、刘吉纯、张宏及“许多工作人员”身上。实际上,李文普、刘吉纯的回忆都没有提及他们不同意向林彪报告,按正常的逻辑推理,张宏也不会给林立衡这样的建议。

  相反的,李文普在回忆中如是说:“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她为什么不去向她父亲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指挥。她不敢去向林彪查问,却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究竟她心中是怎么想的?”[10]

  “究竟她心中是怎么想的?”外人实难以百分百的准确猜度。不过,从林立衡在北戴河几天来的表现去观察,又不是不能揣摩得几分的。在9月7日至12日五天时间里,她有太多机会接触林彪,但她从未有向林彪示意(更遑论正式报告)的打算。她并非是因向林彪报告而受阻,才不得不绕过林彪,绕过她的亲生父母与同胞弟弟,去找没有能力解开这一死结的李文普、刘吉纯,去找她陌生得名字也弄不清楚(“九一三”过后近十年了还是弄不清楚)的8341驻北戴河部队负责人的,[11]而是主动前往的。林立衡以“必须经过组织程序”去解释她的行为。[12]而合乎逻辑的推论只能是:林立衡此际其实已经很明白: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与毛泽东决裂的态度是一致的,她已是林家的异类。因此,她已不可能在林家内部阻止这一决裂过程,只能寻求外力(8341部队及林办秘书)的帮助。

  对于林立衡来说,抽象的“组织程序”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远远高于具象的家庭血缘关系,高于父母亲情。

  林立衡有没有与其父亲沟通,这又回到她是否能代表林彪的“意志”这一疑问上来。没有沟通,如何就能“代表”?什么是林彪的“意志”?如果是因为毛在南巡中对林发出狠话,林彪认为在国内再也没有条件讲清楚,就到境外去讲清楚,林立衡的行动就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如果林彪就是想到苏联去做寓公,把一生的功名全部置之度外,林立衡的行为更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最后,即使是林彪因护妻护子心切而违心地仓促逃生,林立衡的行为也没有代表林彪的“意志”。林立衡的报告,打乱了林立果、叶群(不能证明不包括林彪)的计划,使他们不能悄然而去,而葬身于异国他乡的荒漠之中。林立衡的报告,将毛、林关系的主动权交给了毛泽东。毛要整林而南巡鼓动,但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处理林?毛泽东并非胜券在握(否则他就不会南巡发动“诸侯”了),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只是在林立衡的报告后,毛才拿到主动权,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这个“主动权”的代价实在太大)。大祸酿成,“组织”发话,林立衡一时间得了一个“为党立功的正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同志”的褒奖。


  十、不要报告北京——林立衡给8341出的难题之二

  8341在北戴河部队的负责人张宏,对于林立衡的报告将信将疑,也不可能直接向林彪求证,因此,他的第一反映就是提出要“请示中央”,首先向他的直接上级汪东兴报告。

  张宏的第一反映是合乎逻辑也是合符“组织程序”的,这时,也仅是在9月12日晚十时左右。

  但林立衡说:

  对此,我为了不让张洪向北京报,便提出疑问:向他报告行吗?(七二年八月廿六日周总理问我:听说你们对汪东兴还有怀疑,叫部队不要向汪东兴报告。)

  我没有给汪东兴报告。但是我最后还是表示由他决定是否向汪东兴报告。

  张洪知道我对汪东兴的态度后又说他向周总理报告。我出于内心的信赖和愿望,未加思索地马上表示了同意。但是我一想到周恩来同志一点也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南方各省打招呼的事,担心康生、“四人帮”这伙权奸在他们设的圈套后面又给周恩来同志构下了陷阱。我不能让康生、江青他们及其一伙利用我的行动去对周总理发难,或者让他们捞半根救命稻草。所以我当即对张洪等人说:北京现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你给总理报告,时间也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你们是在这里专门负责警卫的,你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绝对保护“首长”的安全。请求你们调动部队,主动采取措施。(誊清稿页73-74)

  林立衡不向周恩来报告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毛、周之间的沟通情况,林立衡能了解多少?[13]什么周“一点也不知道”毛在南方各省打招呼的事,你林立衡一个孩子都知道了,周有什么道理不知道?[14]什么不能让康生江青“利用我的行动对周恩来发难”,康江在此事情上如何能向周“发难”?既然是紧急关头,父亲都保不住了,还管得什么发难不发难?!

  林立衡如果及时地直接向周恩来报告了,会更有利于北京准确判断北戴河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周要是马上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事态继续发酵,结果可能完全改观。

  张宏并没有听林立衡的。按林立衡的说法,张宏说:我还得向“汪主任”报告,他是我们的直接领导。“汪主任”会向上报告——但这已是多经转折多费周章,与林立衡直接报告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林立衡不愿意向中央报告,自然有她的小算盘——她希望将天大的这么一件大事,局限在北戴河的小范围内悄悄地解决。她企图将林彪与叶群、林立果分离,天真地认为如果8341部队在北戴河将叶群、林立果处置了而不告诉北京,林彪就可以保住了,这是林立衡对中共党内严酷斗争一点悟性也没有的一厢情愿,对8341部队的行为准则更毫无所知。她想用纸包住火,不将信息透露到北京“以免被人利用”,以保住她父亲的政治地位。林立衡的小算盘,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小学生级数的,绝不现实。

  晚上十一时半过后,事态发展已一发不可收拾。迫不得已,林立衡才直接与张耀祠通了电话。林立衡对张“简单地报告了一下紧急情况,强调说了林彪是被骗的,不是要跑的等等,说了情况十分紧急,请求他现在就下命令叫部队拦住……”(誊清稿页95-96),张耀祠说,他要“再请示”。紧急关头,从晚十时至十一时半过后,林立衡自己又耽误了一个半小时,这又怪得了谁?


  十一、林彪是被拽走的吗?

  林立衡说:

  同时间,在56号楼的张清林接到林彪的卫生员小张按我事先的要求打来的电话,小张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长”,情况十分紧急!“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车再有十分钟就要开动了!你们快,快、快呀……(誊清稿页89)

  拽,拉的意思。林立衡在这里要表达的,无非是:林彪不仅是被骗的,而且还是被叶群、林立果强行拉扯走的,是被迫的。

  而根据舒云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中引述的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两人在“九一三”后的回忆,林彪完全是有自主能力的。

  舒云书中说:

  张恒昌(林彪内勤)回忆:约22点30分,我和陈占照商量,准备让林彪休息。这时叶群来到林彪客厅,同林彪说话。陈占照先去吃夜餐,准备吃完夜餐再让林彪休息。等陈占照回来后我去吃夜餐,还没吃完,陈占照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去,这时大约23点30分。林彪叫我通知叶群,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在96楼照顾林彪)不带了,让人把他们送回去。我去告诉叶群,她和林立果在屋子里说话,刘沛丰守在门口,地上放著几个皮包。刘沛丰拦住我,不让我进去。我把林彪的话写在纸条上,让刘沛丰转告。然后我回到内勤值班室,陈占照说,首长马上要走,叫赶快收拾东西。陈占照要我报告林豆豆,我找了一会儿,没找到。大约23点40分到50分左右,叶群、林立果,还有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刘沛丰手里提著三四个皮包。[15]

  舒云书中又说:

  陈占照(林彪内勤)回忆:23点左右,林彪打铃,我到了客厅,林彪要找小张,我去叫张恒昌。不一会儿,小张从林彪客厅出来,告诉我,林彪马上要走,要我去告诉叶群,走的时候不要带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23点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过了一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日。这时,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我还看到沙发上放著三四个黑色手提包。[16]

  舒云书中还说:

  陈占照回忆:汽车调动出库,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出来,林彪走在最后面。走到内勤门口,林彪问,东西都装车没有?我说,没装车。林彪再没说什么,也没停步,连帽子、大衣都没带,就钻进了汽车。[17]

  根据李文普的回忆,“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李文普还描述了林彪自行上车时的情形:“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18]

  有心的读者自可将林立衡原稿与张恒昌、陈占照以及李文普的回忆相比照,从各自叙述经过的合理性考虑,看谁更可信一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恒昌提及“陈占照要我报告林豆豆,我找了一会儿,没找到”,这与林立衡说张清林在56号楼接到小张(指张恒昌)“按我事先的要求打来的电话”迵然有别!两人之中,必定有一人说了谎话。笔者认为,此恐非张恒昌,因按常理,如确有此电话,应是立功的表现,张恒昌在揭发时不会不讲出来。另还有研究者怀疑,按时间节点推算,张清林此时应早已不在56号楼。

  此外,十分重要的一个细节是:根据目击者的陈述,林彪是自己从飞行员使用的简易舷梯爬进机舱,[19]而不是按惯例由常规的客机舷梯在警卫人员或机上服务员的搀扶下步入机舱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林彪不仅是有自主能力的,而且,他对此际自己的角色剧变心知肚明——这并非是堂堂“副统帅”的一次正常出行,而是逃亡者前途未卜的一次仓皇逃命!


  十二、8341部队的处置并无大的不当,更无阴谋可言

  林立衡事后对8341部队大为不满,她说:

  结果,从96号楼到机场,从北戴河到山海关,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对我们的五次报告和请求,除了叫我们“跟着上飞机”外,所采取的唯一具体措施,就是列兵荷枪不动和随后“快追”。列兵不动和随后“快追”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什么?这个作用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康生“四人帮”他们制造这一死无对证的结果的目的是什么?产生上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57号文件和三个“材料”不仅对在我找八三四一部队后长达近三个小时之久的时间内所急剧发生的众目昭彰的严重事实极力回避,讳莫如深,并因无法回避而玩弄文字,制造了谎言,颠倒了事实,混淆了是非。(誊清稿页100-101)

  实事求是地说,“九一三”并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局”,也并非康生、“四人帮”制造的“死无对证的结果”。它完全是一个突发事件,不仅出乎自诩料事如神的毛泽东意料之外,更出乎周恩来与林办所有工作人员及8341部队的意料之外。仅以周恩来为例,周第一次接到报告就询问黄永胜:是不是林豆豆和叶群又闹矛盾了?可以看出,周对如此“猛料”的报告,难以置信。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在“九一三”当晚,毛、周或8341部队有任何令林彪出走的阴谋。一切关于“阴谋”的猜测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臆想,都缺乏确凿的证供。当人们受诱导陷入这些无穷的臆想之中时,更难以抽出身来去思考引发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在林立衡的原稿中李文普说:“主任”说的是去广州,林立果说的也是去广州。我看就是去广州。要是没有发生什么事,那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可不得了!(誊清稿页63)

  李文普不大相信林立衡的话,情有可原。他认为,如果要阻止林立衡口中所称的叶群、林立果的异动而林彪又是什么被骗的话,你林立衡为什么不在林彪面前揭穿叶群、林立果的骗局,等林彪来命令他而要林立衡这么一个孩子来使唤他呢?

  对于张宏的心理状态,也应作如是观。尤其是林立衡一不愿将她所谓的危急情况报告林彪,二不愿意报告北京,张宏能不对林立衡所说顿生疑窦?他立即主动向汪东兴反映,是8341部队的纪律使然。当他的直接上级没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按兵不动,当有明确指示时他只能照原样传达,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即使是张耀祠,林立衡向他报告之后,他也不能独自作出指示,他必须请示更高层并等待命令,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意料到林彪要连夜出走境外!

  “九一三”是8341部队碰到的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关键在于对中央上层斗争毫不知情的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直接面对的这场突发事件的当事人,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党的唯一副主席!面对这一场建国以来高层警卫工作中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事件,8341部队根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也根本没有处置预案可资遵循。即使处理得手忙脚乱,不尽人意,那又如何?又从何谈得上有什么“阴谋”?!

  话说回来,你林立衡又何尝谈得上处理得当?在五天时间里,你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去制止事态的扩大,在9月12日晚的紧急关头,你既不报告林彪以尽到一个女儿的责任,而且开头又不让8341向中央报告,推己及人,林立衡大可不必苛求他人。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将近四十二个年头。林立衡给中纪委写材料,也已过去近三十三年。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在沉思,历史也在沉思。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探索在艰难中前行,历史也在前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么多年过去,曾改名为“路漫”的林立衡本人,想必也会有不同于当年、精神境界高于当年的再思考和再认识。我们诚挚地盼望,林立衡的新思考、新认识,能尽早公诸于世,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更重要的,是她应履行的历史的使命。(2013年3月)


  余汝信,文革史研究者。1950年出生于广州。本世纪以来在互联网上发表有文革研究文章六十余篇。著有《香港,1967》(2012),编注有《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2006)、《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2008)。

  [8]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

  [9]参见刘吉纯口述、丁丑整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2005年5月,页75。丁丑即宋德金。

  [10]《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11]原始稿、修改稿和誊清稿中,均将中办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误作“张耀慈”,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误作“张洪”或“张虹”,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误作“江副大队长”,二大队中队长萧奇明误作“曹中队长”。

  [12]林立衡的原话是“我找大队部,并不是我对汪东兴、张耀慈等人抱有多大希望,只不过认为必须经过组织程序,而当时也只能经过八三四一部队。”(誊清稿页60)

  [13]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与周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超出与林彪的关系。据《周恩来年谱》,1971年8月毛南巡前提议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周即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进行两会的准备事宜。毛泽东的有关提议,还是周到北戴河向林彪传达的。

  [14]据《周恩来年谱》,1971年9月3日,汪东兴已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汪等追记的毛泽东在武昌谈话的五份追记稿,专送周恩来处。9月4日,周恩来已收到谈话稿。

  [15]参见《林彪内勤公务员张恒昌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9月版,页654-655。

  [16]参见《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页655。

  [17]参见《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转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页655。

  [18]《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19]《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页83。另舒云整理的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口述一文中也有类似记载:“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党史博览》2012年第10期)

  余汝信,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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