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回顾被遗忘的“华洋义赈会”，回顾它与民国千千万灾民温暖守望的史实；我们希望历史，也能够为现实增加一点点微末的温度。
01，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无力，民间社团的重要性因之凸显
政府在救灾方面有一些努力，但因战乱、腐败等缘故，往往成效不佳，饱受舆论批评
民国时期的政府，处在一种从传统“统治者”向现代“服务者”转型的过程之中。当时天灾人祸频仍，政府在救济方面也确有一些难得的努力。如灾情信息的传递，芦山地震期间，国内通信公司对灾区实施免费通话、免停机等，民国也有类似的举措。国民政府曾制定了《赈务电报规则》，允许申请获取赈务执照的中外团体免费通过电报发布赈灾消息——电报是民国政府内部救灾信息传递的最关键工具，当时国内利用电报传递信息一般2日内即可到达。但中央赈务机关一般需要经过4-12天的时间才能了解基层情况。这是因为民国政府消息传递模式是逐级上报，层级太多，新技术所附体的仍旧是旧官僚体制的机构架设，其效率通常不尽如人意。此外，即便是免费的赈务电报，因具体政策限制太多，也常常带来诸多不便，如其中规定每一赈务团体请领执照至多以三张为限，有特殊需要者可酌予增加。这一规定，面对大灾时，往往起到负面作用。如1928-1930年河南大旱，经旅平河南赈灾会申请，第一次仅发给护照4张，与实际需要相去甚远，不得已旅平河南赈灾会又提出申请，后虽经批准，但不久，免费执照有效时间又至，旅平河南赈灾会不得不为免费执照展期之事再次呈请，如此辗转往返，徒费时日，自然要延误救灾时机。
再如救灾物资的运费及税费问题，民国政府也有特别政策。铁道部颁布的《铁路运输赈济物品条例》中规定，对赈灾物品减免税课及运费：“凡运输赈济物品经行各铁路依照各该路普通运价五折核收现款”，政策不限于官方赈灾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可向官方提出优惠申请。灾情重大之时，申请这一类程序也可临时取消，如1928年全国大旱期间，政府因灾情重大缘故，为了让赈务进行，一改条例规定，以院令形式对赈粮运输作出免税免费之指示，该政策实施了一年之久。此外，为鼓励商人向灾区运输物资，也曾一度有政策对商运物资减免运费税费。但总体上来讲，民国政府在救灾方面虽然在政策上一般能够做到面面俱到，但因内外交困，效率低下，腐败泛滥，往往效果不佳，饱受民间舆论批评。诚如1920年大公报的一则社评《沪商业团体助赈感言》所言：
“吾人平时持论，每嫌政府对赈务未免漠视，故迭为文代灾民呼吁，而于各省灾情又记载特多，意不过促当局之注意而尽吾人心之所安，……政府对于赈务机关设得太多，而主持者又即为各灾区最高长官，……宜由民间不在位而信用者负劝导散放之责，地方长官则于运输配布时出全力为之谋便利。如此上下合作，方易发挥办赈之效率。今则不然，……甚至振灾会委员月享六百元之厚，而灾赈则一事不办，是直比以前恶棍者更为可恶。”
1942年中原大饥荒灾民以树皮为食
如此情形下，民间慈善社团的救灾努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
填补政府的低效和失职的，是民间慈善社团。因战乱频仍，灾情绵延数十年，赈灾事实上成为民间的经常性活动。故而民国时期民间慈善救助团体甚多，如同乡会、书画会、青年会、红十字会等等，还有临时为赈灾而组织的慈善团、联合会等。
几乎每次出现天灾人祸，都有民间慈善社团的介入。如“九·一八”战乱后，曾由刘海粟等五十余人发起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征集反日扶伤工作的费用，柳亚子、何香凝等当场认购二百张销售券，计六千元。他们并非富商，如此认购已属可贵。再如1943年华北急赈，由《申报》馆代收赈款或赈品，各方热烈响应，其中宁波同乡会组织的展览，展出上海金石书画名家作品一千幅。组织者当中还包括上海黑帮大佬黄金荣——1929年《上海画报》曾刊文赞扬黄金荣：“各省灾振，地方公益，请作义务戏者，无役不与”。此文在报上发表，应有事实根据，略可反映民间赈灾情况之一斑。
而在这众多民间慈善社团当中，救灾成效最大、救灾经验最成熟，对后世最具借鉴意义者，莫过于“华洋义赈会”。
02，被彻底遗忘的“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
“义赈会”成立于1922年，至1935年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慈善赈灾团体
华洋义赈会的全称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缩写为CIFRC)，可溯源至1906年，但当时是一个由中外慈善人士设立的临时性公益机构，赈灾结束后即自动解散。1920年北方大旱，灾民高达2000余万，以“华洋义赈会”为名称的中外合办的慈善赈灾组织再次出现，一度达九个之多，彼此各自为政。至1922年11月，各界慈善人士以华北赈灾的余款，成立了统一的“华洋义赈会”。义赈会最初是由上海华洋义赈会、天津华北华洋义赈会、山东华洋义赈会、河南灾区救济会、山西华洋义赈会、汉口救灾会华洋联合委办会、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7个中外合办赈团联合组成，各会派中西各一人为总会会员。在北京设总事务所，统筹全国救灾防灾事宜，并协调与政府专设机关的关系。总会统一支配赈款的使用。
义赈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会员不断增加。到1935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下属会员达到十几个，即山东、河南、湖北、陕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绥远华洋义赈会和扬子顾问委员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赈灾团体。
义赈会内部设农利分委办会、合作分委办会、章则分委办会、公告分委办会、财务分委办会、设计分委办会，共6个常设分委办会。总干事负责总会日常工作，总事务所下设总务、工程、农利、征募四个分股，在总干事的领导下执行一切会务。农利股和工程股是总会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前者以“增进农村福利、实施农赈以及提倡合作运动”为中心任务；后者负责办理有关工赈及防灾工程的设计及实施。华洋义赈会防灾与推进农村合作运动的各种计划，都由这两个机关组织实施。
赈款来源主要以国内外捐款为主，其中国外捐款占绝大部分，以美国为最多
义赈会的工作范围，在其成立之初偏重于北方，主要在河北农村开展合作运动，发展合作组织。1931年受国民政府委托，在安徽、江西施放农赈，此后，相继在南京、上海、安庆、南昌设立事务所，由总会直接领导。此时，国民政府也开始在农村大力倡导合作运动，顺应形势的发展，华洋义赈会的工作重心也逐渐南移。
义赈会的赈款，从成立到1939年，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政府拨款、国内外捐款及银行贷款。义赈会与政府有密切合作关系，因其办赈经验丰富，社会声誉很高，经常受政府委托直接从事赈灾工作，仅1920年华北旱灾和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政府部门提供的赈灾款项就达到570余万元，成为其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捐款是华洋义赈会基金的主要来源，其中国外捐款又占了绝大部分，且以美国居多。国内历次灾害，美国红十字会、华灾协济会都积极募捐，救助中国灾区，仅华灾协济会前后捐款就达1177万余元。国外捐款总计达1200万元。银行贷款是1931年以后的事，这笔钱主要用于举办合作社，进行农村放款，款项有限。
义赈会的救灾理念是“提倡防灾事业”，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民众防灾能力方面
1920年赈济华北灾区的经验和教训，对华洋义赈会的发展理念有重要的影响。赈会同仁认为，当年赈灾成绩虽大，但治标不治本，赈款很快发放完毕，而灾民处境并无根本改善，故而只有防灾，才是救灾的关键：“农民穷困，乃是灾荒之根本原因，若农民富裕，纵有凶岁，亦不致成灾。在美国等处，绝未闻农田歉收而农民流离死亡之事”，“凡是可以帮助农民增加生产力的一切设施，都有防灾的效能；兴办这些事业就是防灾”。赈济会因之提出“筹办赈济天灾，提倡防灾事业”的办赈方针，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防灾上面，其具体措施主要有二：
(1)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兴办水利工程，兴修道路，改善排灌并便利交通。(2)建立一种互助性的组织，壮大农民的经济力量，使他们摆脱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前者属于救济防灾，后者更侧重农村建设。二者均具有治本的性质。
03，“义赈会”当年开创的赈灾事业实可谓空前绝后
12年中，修整道路4000英里；修整河、塘、堤岸780英里；掘井6000余口；筑渠500余英里
筑路、治河、修渠、掘井可以起到长期防灾的作用，义赈会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还成立了工程股，聘请美国人塔德为总工程师，负责对赈会所办工程进行勘察、设计、论证，并用以工代赈方式进行工程建设。在国内慈善团体中，只有义赈会有与工程技术相关的部门，并拥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这是它独特的“防灾胜于救灾”理念的结果。每当灾害发生，义赈会就在当地举办工赈，组织灾民进行工程建设，既救济灾民，又为当地修建一批永久性防灾设施。
1、修筑公路。此乃义赈会防灾建设的重点。公路在平时，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帮助当地民众脱贫，提高抗灾能力；在灾时，可以迅速调入赈灾物资或移民就食。1923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湖南修筑湘潭公路，是为湖南省的第一条公路，建成后，赈会负责养路10年。该路成为湖南省的“样板路”，其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示范作用，曾一度引发湖南省内的筑路潮。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修路计划时，通常都会与华洋义赈会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技术与资金上的支持。贵州省安顺一贵阳一赤水公路，全长350英里，是华洋义赈会兴办的又一项大型以工代赈工程。贵州省政府十分重视，责令各县招募工人，限期完成。工程于1927年动工，参加筑路的工人仅1928年1月即达20万人，修筑桥梁涵洞者2000余人。该路的修通，使贵州省的公路交通与长江的水路联运成为可能，并使云贵公路联网，便利了云贵高原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此后，贵州又修通了至湖南宝庆的公路。1928年西北旱灾，华洋义赈会仍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救灾，在关中修筑了多条公路，其中包括沟通陕西、甘肃两省省会城市的西安至兰州的“西兰公路”。原来两地间交通十分不便，单程需要18天，公路建成后，只要3天就可到达。
2、修渠。自晚清至民国，西北、华北屡遭大旱。1928～1930年持续三年的西北大旱灾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华洋义赈会在考察灾情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兴修水利，救济灾民，兼顾当前与长远。陕西的泾惠渠和绥远的民生渠，就是在这时靠以工代赈修筑的两项大型水利工程。泾惠渠是与陕西当局合作修复汉代的古渠来灌溉关中的麦田。工程历时5年，耗资百万元，建成后，灌溉面积达到59万亩。后又经过整修，工程效益不断提高。民生渠是与绥远省政府合作兴修的大型灌渠，引黄河水灌溉阴山南坡的大平原。渠口位于包头县磴口镇东南2．5公里，干渠长60公里，向东注入黑河，设计灌溉面积250万亩。于1929年夏动工，1931年6月22日完工放水。时人评价这一工程为“晚近赈灾事业中之最堪称述者也。”该渠可灌田60万亩以上。为减缓河北的旱情，义赈会从1924年就开始筹划在京城永定河上设计修建一座较大型水利工程，建成后可实现防洪抗旱的功效。因工程难度较大，直到1927年3月才正式开工，渠干长达17公里，加上支渠共长52公里，于1929年建成放水，灌溉面积达7万亩，耗资13万元。完工后，义赈会用全新模式管理，组织当地农民成立水利公会，负责管理和回收贷款。
3、掘井。据义赈会估算，“每一水井能灌溉地亩25亩至35亩，可以永久防止旱荒”，故而在华北大力发放凿井贷款，倡导和支持农村掘井抗旱。1929年冀、鲁大旱，华洋义赈会拨款10万美金作为两省掘井资金，共掘井1936口，防旱成效显著。此外，还在河北邯郸及定县一带打井3000口，在正定筑蓄水池100口。1930年，又专门设立了“孟井贷”，作为冀、鲁两省掘井抗旱的专项资金。义赈会的掘井抗旱，主要是在冀、鲁两省进行。
据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称：自从确定了防灾方针以来，到1933年的12年中，新筑及修补的道路4000英里；整理河道、海塘，修理或新筑堤岸780英里；掘井6000余口；筑渠500余英里；所费赈款共计l016万元。
12年间，成立了6000余个农村合作社，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用于改善其经济条件
为增加农民收入，以增强其抵抗灾害的能力，1922年1月，义赈会设农利委办会，由英国人戴乐仁任主席，开展农村经济调查，以5000元资本试办农民借贷处。聘请对合作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于树德来京主持义赈会的合作防灾工作。合作社的形式有多种，有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功能也不尽相同。华洋义赈会选择倡导信用合作社作为突破口，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合作事业的发展。建立和推广信用合作社向农村放款，可以解决农民急切需要的生产资金，对症下药，破解中国农村金融匮乏、高利贷横行的现实难题。义赈会曾坚定公开表示：“我们所提倡的事业如恰合当地农民之需要，则该事业必能不胫而走，畅行于各农村间，否则无论如何提倡，亦必捍格不入。”
赈会的合作运动以河北为起点。1922年8月，在香河县基督教福音堂诞生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1924年，因合作社被认定为合格，义赈会开始正式向其放款。在义赈会的推动下，河北有合作社的县数从1923年的8个，增加到1935年的97个，合作社社数从8个增加到2613个，社员从256人增加到54567人。12年中，县数增加了11倍，合作社增加了325倍，社员数增加了208倍多。到1935年12月，成立了40所县联合社，其中14所得到义赈会的承认；区联合社60所，有19所得到义赈会的承认。由信用合作社到区信用联合社，再到县信用联合社，合作事业逐步发展起来。1931年后，国民政府为救济江淮水灾灾民，把部分救济工作委托给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把创办合作社救济农村这一在北方行之有效的方式与救助江淮水灾灾民结合起来，创造了赈灾的新模式，也把合作运动从河北扩展到长江流域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农赈结束后，华洋义赈会保留了设在皖、赣两省的事务所，用于回收贷款；同时将在农赈中建立的互助社改进成合作社，并逐步把合作社扩展到其他地方。截止到1935年底，合作社，安徽省共有3826个，已承认者949个，未承认的2877个。江西省940个，已承认者791个，未承认的149个。湖南省794个，已承认者543个，未承认251个。湖北省766个，已承认380个，未承认386个。四省共计6326个。区联合社，计安徽省有23个、江西省有13个、湖南省有2个、湖北省有4个，四省共计有42个。
合作社能够吸引农民参加，与义赈会的放款大都是长期低息贷款有关。义赈会创办合作社初期，利息定为年6厘。据全国土地委员会在抗战前对全国16省的调查，各种金融机关对农村放款，平均年利大都在2分到4分之间，4分以上的也很多，有的甚至高达十分以上，且多为短期。这使得缺钱贫困的农民望而却步。华洋义赈会的放款，对合作社，只取年利1分2厘，各合作社对社员放款为周息1分5厘最高不得超过周息2分。期限6个月至1年者占48.5%，1年至1年半者占9.5%，1年至2年者占1．4%，2年以上者占11.9%。这些优惠措施对农民又很大的吸引力。农民参加合作社后因经济条件改善，大都能按时还债，义赈会对合作社的放款从未出现过呆账，更少有债务诉讼纠纷，这在当时的农村金融服务中是前所未有的。
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让赈款涓滴归民，办理赈务的经常费不及全部赈费的4.5%
防灾之外，义赈会还频繁参与直接救济，如1927年华北西北旱灾，义赈会紧急拨款5万元用于急赈，在山东分会派专员视察灾区后，鉴于灾情严重，又决定向国内外募捐100万元用于赈灾。次年，从东北采购第一批1000吨粮食运往西北赈济灾民，……同时还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体制。
譬如，在赈款流向的严格控制方面，义赈会可谓做到了款不虚靡，涓滴归民。为管好用好赈款，华洋义赈会坚持两个原则：其一，严格成灾标准。义赈会希望有限的赈款用到最急需的地方，故在直接赈灾中，往往选择灾重之区和极贫之民，其成灾标准相当严苛：“水旱天灾而五谷不登，以致人民十分之七咸感乏粮之苦，且其中十之三已陷于饥寒交迫之惨境”、“民间盖藏将尽而一时土质民情二者俱使农事难施者”，才是成灾，但是否赈济还有限制：“同时发现于互相毗连之十县或不相毗连之县份占该省县区总数之三分之一者本会始能为之筹赈。其他成灾程度不及此项标准者，悉为局部偏灾，应由当地筹赈”。如此制定标准，看似冷酷，实也无奈，民国之灾，往往规模甚大，动辄受灾人数高达百万千万，义赈会之能力终究有限。全面救济实无可能，义赈会只能选择重点，救人救彻，对灾重之区的极食之民，“与以充分接济，直到他们能获得一次收获，或利用别的方法恢复自给能力为止”。其二，以经济的方法办赈。所谓经济方式，用义赈会的解释就是：“堤路沟渠之建筑，既足以保障农田又足以增加税收，能生财而非消耗，故本会开支赈款，既以举办此等工程为范围，而收回赈款周转应付之意，遂从兹而起。于是定出办法，所放之款，均作借款论，庶几孳生不竭，常备不虞”，华洋义赈会的工程建设多采用这一办法，如河北的石卢工程，陕西的泾惠渠、民生渠工程，以及在各地所修公路，掘井等。举办的合作放款也是如此，贷款利息比较低，农民乐于借贷，回收效果也比较好。
最难能可贵的是，义赈会很珍惜来之不易的赈款，所募赈款几乎全部用于赈灾。办理赈务的经常费不及全部赈费的4.5%。这要归功于义赈会所建立的严格的财务制度，其财务收支当时由北京汤生洋行负责审计，结果在各年度的赈务报告中公布，以昭诚信。
由上表计算可知，义赈会办理赈务的经常费不及全部赈费的4.5%
义赈会当年开创的事业空前绝后，非本专题三言两语所能详尽
前文所述，其实只是描述了义赈会当年事业的一个大致轮廓。事实上，义赈会的事业，远非一期专题三言两语所能详尽，譬如出版《科学方法之防灾述略》、《用耐旱籽种来防灾》、《灭蝗手册》等小册子，出版刊物《合作讯》，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科学防灾知识；再如，清华举办“农事讲习所”，培养学生用“科学的农业常识，为将来实地改良农业”，义赈会闻讯后，即与学校订立合同，由农利股代为招生，学生费用亦由赈会负担，以减轻学校和学生的负担，培养更多的农业人才；再如，举办农事实验场，购入外国先进农具和生产器具，如玉米脱粒器、播种器、孵卵器等，向农民实地试验示范，让农民自由租赁或借用；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会合作，对小麦、谷子、大豆、高粱等进行高产优良品种培育试验……
对义赈会的历史评价，《大公报》当年的一段报道可谓中肯：“（义赈会的事业）不仅是慈善的救济事业，而是有建设性的社会事业，……其事业皆科学化，主持人都是专家，更能本一贯的精神，有组织，有步骤，继续努力。这种组织与精神，应看做对于我国社会之最大贡献，各种社会事业都应该以此为榜样。”
资料来源：杨琪，《民国时期的减灾研究1912-1937》；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等。
结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洋义赈会被日军视作敌对组织，活动被迫全部终止，人员及资料陆续内迁，服务于其他公益社团，至1945年复会。1949年9月1日，章元善在上海登报宣布华洋义赈会解散。这个民国时期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就此进入历史，被层层尘埃掩埋。
黄家杨/资料整理，腾讯历史频道 201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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