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今天早上一起床，就看见了漫天的大雪。我想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听众或者是朋友来参加这样一次讲座和对话。来了以后才发现，依然还有这么多人。刚才陈先生说，是温哥华用第一场大雪来欢迎我，同时我感到也是温哥华的华人朋友们文友们用一种比大雪更纯洁更温暖的友情来欢迎我。在此，我首先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掌声）
在座的，我看很多是我们的同龄人或者是同辈人，今天讲这个话题呢，我不知道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人会了解多少，因为这样一个话题，它确实是非常具有大陆特色的。我后来想了一下，古今中外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涉及到这个话题的这样一种遭遇。这个话题就是一代人的红色歌曲的生活经验，留给他们的一种情绪记忆。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呢？我刚才来的时候，有一个文友说了，他说在《如焉》里面，他做了很多记号，当中有一段就是卫老师八十大寿，他的几个弟子给他送了一台音响，这台音响送给他之后，就播放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段交响乐，因为这段交响乐是卫老师在人生最困顿的时候，常常能够鼓励他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在他八十大寿的时候，在听到这段交响乐的时候，感到特别地沉重，甚至他已经没有勇气再听下去。后来大伙为了让气氛宽松一点，就唱起歌来。唱歌开始唱的一个，当时十二月党人经常唱的《贝加尔湖》，唱一些俄苏歌曲，最后他们唱到中国歌曲。一唱到中国歌曲，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弟子叫达摩的，就问了卫老师一句话，这句话呢，对于卫老师来说，是他自己没有很好思考过的一个问题。（翻开书，念）“达摩笑笑说，这是刚刚想到的——许多年以来，一直听您对极左文艺、意识形态文艺的批评，可是您一唱起歌来，就是这些东西呀。大家就笑起来了。卫老师也笑，说，厉害，又戳到痛处了。”他就讲到“苏联解体以后，我又去过一次俄罗斯，离我第一次去，相隔四十年。心情非常复杂。我熟悉他们的很多的作家艺术家，随口就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来，有的我还见过。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历史遗忘了，唾弃了，有的在痛苦和自责中自杀或死去了。这种悲怆，一个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我们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是同病相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喂大的。红场还是那个红场，冬宫还是那个冬宫，涅瓦河也还是那条涅瓦河，甚至那一艘世界闻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还停泊在那里……但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不见了。”然后他就谈到了苏联时期的红色音乐，由此又谈到了我们国家的红色音乐，谈到了红色音乐它几乎占领了几代人的灵魂空间。他在苏联唱苏联的一些歌曲，包括卫国战争的歌曲，包括一些歌颂英雄的歌曲，他发现苏联人已经对它不感兴趣了。后来有一个前苏联的老作家对他说，我唱的这些歌，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再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些会让他们想到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卫老师说，我这才知道，对这些歌，我们的感受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
当年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在座的当年或者是现在是否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如果听过的，一定会记得那个钟声敲出来的旋律，（唱：……）这首歌在我们插队的时候或者在文革的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曾经是我们冒着很大的危险，也要去听一听这个开始曲以及它背后传递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和信息。因为我同时也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祖国颂》：“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我们这样自由地呼吸。”而这一个歌三十年代诞生的时候，熟悉苏联历史的人知道，它恰恰是苏联在历史上最残酷的时候。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枪杀、流放、监禁、迫害了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党内的异见分子和一些有着这样那样不同意见的普通的苏联人。但是他们居然能写出这样的一首歌，作为他们的第二国歌，作为他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而我们当时是不知道这一切的，我们当时只知道苏联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有这么动听的这么豪迈的一首歌曲，因为他们敢在全世界唱出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我们这样自由地呼吸。”这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能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在写《如焉》当中，我就把这样一些元素都通过卫老师的口说出来。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么一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我们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的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现在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当中的一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当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了他们儿时的一些生活的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中国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的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当中所产生的微妙的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了你的一段生命岁月。在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的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纯洁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其他国家都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他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留下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还有刚才的肖斯塔克维奇，许多年以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甜酸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类红色艺术当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我今天要说的这个讲课的中心的一个话题。
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出身和背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的观念，也可能有今天不同的社会地位、思想状况或者是对整个世界的不同看法、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要在一起唱歌，我们唱的几乎是六十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这个国家全部的宣传机器，教给我们的那些歌。刚才会议开始之前，播放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十多年以前武汉一个知识青年的艺术团的一台晚会。那台晚会一开始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不知道，这首由郭沫若作词马可作曲的歌，在座的有哪些人曾经听过，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在香港和台湾生活背景的人，在大陆生活背景的人过了五十年代以后，这个歌也不再唱了。但是对于在五十年代上小学或者上初中的一批人，可能都会听过。在每一次升旗的时候，过队日的时候，或者其他一些少先队的组织活动的时候，都会唱。听过的人能不能举一下手？喔，真还不少。（胡发云领唱，一些女性跟着唱）“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毛泽东。”呵，不错，真不错，都记得。好，我现在要说的是第二段的开头的几句，（唱）“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好，打住。在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对整个世界毫无了解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让所有的人都眼花缭乱，包括那些极其聪明，有思想有见地的知识分子都糊涂了。为什么会糊涂？因为gcd在建立政权以后，它把所有的话语体系，全部来了一次彻底的改造，让全体中国人进入了一个红色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有它非常非常迷人的地方，许多在旧社会——哦，应该说四九年以前——你看我有时候一说就会说出那种红色语言来。许多在四九年以前生活过的人，许多对世界有过深切了解的人，他们都会在这样一个红色乌托邦面前或者当中，失去基本的判断力。这个歌的歌词是郭沫若写的，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曾经写过很多优秀的诗歌，《女神》、《天狗》这一类的极具个性的、批判旧文化的，充满了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精神的作品，但是他在这首歌词里面写道了，“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我们当年唱的时候，简直就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回想，当时对于七岁入队的孩子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毛泽东是一个和我不一样的人，他是一个太阳，他一个人开辟了我们整个新中国的方向。谁都不会去怀疑这首歌词它的正确性和神圣性来源于何方。那么我们就是唱着这样的歌长大的。后来我知道了，像这样的类似的歌曲，在陕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一首歌叫“高楼万丈平地起”，我想在座的只要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也会知道。（唱）“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中国合法的领袖是蒋介石，在重庆。但是在延安，这中国的西北一角，唱出了这样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政治领袖神化为太阳了，当然最后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样的意识形态宣传，通过这些旋律很简单，同时多少还优美，老百姓还能传唱——特别是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第一次和音乐有了交往——通过音乐这样一种形式记录下来了，变成了你的一种文化的潜意识，它会影响你多长的时间呢？你哪怕是最后对毛泽东的认识非常地深刻了，你唱着当年这首歌，还会莫名其妙地激动。我刚才谈到了我们那个知青艺术团，开始排我们童年时期的一组歌，第一首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个队歌的旋律一起，我发现这一批五十出头，四十大几，都是十多年以前嘛，历经过生活极其残酷磨砺的人，有些是已经下岗的人，衣食无着的人，有些是在文革当中失去了亲人的人，有些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农村多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能回城的人，他居然在唱到这一首歌的时候，眼里会闪出泪花来。我想他们不会怀念那样一个政治制度，更不会想回到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但是这首歌让他们记起了什么东西？是什么让他们感动——一种莫名的感动？一种不可自我控制的感动？这个东西来源于何处？就是这个红色艺术，特别是音乐艺术，它的旋律，像卫老师说的，像一盘磁带，记录了人们的一些生命岁月。那么可能就产生了很荒谬的一种结果，一方面我们在唱“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一方面这旋律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再延伸想起了自己苦难的青年时代，再延伸也可能会联想到自己当下这种苦涩尴尬的中年时代，这样的一种情绪会让他感伤，会让他难受，会让他感动，同时也会让他落泪。而一个人的生命记忆，居然是由这样的一首红色歌曲而激发出来的，这就是中国一代人情绪记忆的特点。我想这样的一个特点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但是它留在了从新中国诞生前后出生的这一批人——留在了他们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生命记忆当中。
我来温哥华之前在洛杉矶也进行了几场演讲，有一场是专门给洛杉矶的老知青做的演讲，就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演讲的宗旨当然很清楚，他们都知道，我是由此来批判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红色文化对一代人的负面的影响，甚至对中国历史的长久干扰。但是，我的演讲结束以后呢，大家不愿意走，就让我再带他们把刚才没有唱完的歌多唱几首，（众笑）因为他们非常想唱。为什么？我想，大家并不是说，想去肯定这些歌曲所表达出来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他们有一种回顾自己生命的冲动。好，就从《丢手绢》呀，《小鸭子》呀，《让我们荡起双浆》啊……一直唱，唱到最后，唱到文革的歌曲，唱到七八十年代的歌曲。当中就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非常优美的旋律，我想在座的，大概也会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非常优美，管桦的词，好像是瞿希贤的曲。作为一个少儿的歌曲，这前面的四句呢，当然是无可非议，非常好，但是转到第二段就来了：“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这首歌是六十年代初期流传开来的，因为它的旋律优美，因为它的叙事性，几乎那代人没有人不会唱。但是我想起当时我们读中学的时候，班上确实有一些出身地主富农的同学，他们也唱，也唱得非常地投入，他们唱的时候几乎没有想到这个歌与自己的家庭是有关的，没有想到自己家里的父亲母亲或者是自己的祖父，就是那个让“妈妈倒在雪地里”的地主老财，一直到文革了，让他们站起来去批判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剥夺他们上学的权力，甚至剥夺了他们在教室里坐下来的权力，让他们在教室的最后的墙上靠着。这样的一些人，他是唱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长大的，到了今天，这些人可能是在海外了，也可能在国内，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地主的爷爷或者是父亲可能早已死去，他们唱起这首歌来，包括那场晚会里面也有这首歌，而我所知，那天晚会里唱这首歌的人，有几个家里的祖辈或者父亲就是地主。他们就跟大家一块唱，也唱得非常投入，唱得非常动情，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一首具有强烈的红色意识形态的歌曲是伤害自己伤害自己家庭的一首歌，而他们只是审美化地把它作为一个自己喜爱的旋律来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代人，又一代人，唱着这些歌长大的，长大了就像卫老师说的那样，今天上了年岁，我们要用音乐来唤起对童年的、青年的、对于爱、对于希望、对于当年憧憬一类的回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只有党和政府、我们的音乐老师、我们的广播、我们的电影，教给我们的这样一些歌曲。这样一些歌曲带着它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我们的人生的记忆。今天在大陆，还可以随时随地地在街头，在公园，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上，看见不同年龄段的人，特别是中年以上年龄段的人，在唱这些红歌。一个多月以前，我在北海公园，就听到了好几拨北京的中老年人在唱这些歌。实际上我知道，这个时候在公园里唱歌的人，大多数是边缘化的人，是下了岗的人，或者是没有太多正经事情可干的人，是要靠大伙共同的唱歌娱乐来消磨闲暇时光的人，他们早已经跟主流社会无关了，很多人也不是有钱人，很多人成了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但是他们依然唱着这样一些让他们今天走到困窘道路的这样一些红色歌曲，而从中自我陶醉。全国各地都是一样，那么官方当然也乐得见到这样一种状况，就跟卫老师说的，因为这样的红色音乐，它让今天日益衰弱的意识形态得到了一种强化，得到了一种支持，得到了一种合法化的依据。这样的一种悲剧，可能是比这一代人经受的实际的生活苦难更加深重，因为我们居然在整整几代人的身上找不到可以表达我们对生活感受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我们还要依赖曾经给我们造成心灵和实质生活伤害的这样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我们对往昔岁月的回顾。（未完待续）
胡发云，2009年温哥华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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