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音乐和一代人的情绪记忆为什么应该警惕（下）

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批非常优美的歌曲，它们以一种唯美的方式传递出来这种红色意识形态的信息。《让我们荡起双浆》，描绘孩子们的这种幸福美好的生活。一九五五年或是五六年有一部电影《祖国的花朵》，讲一群小学生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在北海公园划船。由著名的词作家乔羽、作曲家刘炽写下这个电影的插曲，当中有一段歌词，我不知道大伙注意没有，有一句一带而过的歌词，“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这些在我们当年看来几乎都是天经地义不可质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党啊，毛主席啊，政府啊，谁都没有想到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带来的，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舒不舒服，是我们自己和亲人的事情。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浸透在我们少年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还有一首歌，我想在座的有些人也会唱。“小鸟在前面带路，春风吹着我们”。（齐唱）里面有一句“亲爱的父亲毛泽东，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用这种非常具有亲情的，一种诗歌般的语言，将一个党的领袖轻易地取代了我们的父亲。这样的说法，我只在三个国家听到过，一个是苏联，把斯大林叫做我们的父亲；一个是在北韩，把金日成叫做我们的父亲；一个在中国，毛泽东我们的父亲。待到后来毛泽东年岁大了，就叫毛爷爷了。这样的一种把政治领袖亲情化、血缘化，把他变成你生活当中不可取代的，也不可去除的一种关系，让一个孩子从小就知道，你的父亲是毛泽东，而另外一个父亲很可能是一个你需要划清界限的，要打倒的人。这一切都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这一代孩子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的伦理的、美学的、政治的看法。后来到了文革的时候，当毛泽东不光是你的父亲，还是你的统帅，还是你的红司令，还是你的舵手，还是你的导师，那么你想一想，这一批青少年，他们如何不会为这样的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去施暴，去疯狂，去完成领袖所有的旨意呢？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一次历史的必然。就像后来卫老师反思的那样，文革当中那些折磨他、羞辱他的那些孩子们，实际上是由他参与教育长大的，因为新中国一开始，他就参与了编写教材，他写了很多类似的文章，这些孩子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后来这些孩子对他进行任何惩戒，都是有他的一份罪孽在里边。那么，包括文革当中被打倒的那些人，包括当时最高的一位走资派刘少奇，他当时在中南海，被红卫兵要赶走，要押解出中南海的时候，他非常委曲，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喊了一句：“你们知道是谁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吗？”懂历史的人懂党史的人都知道，是刘少奇第一个在延安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这样一个口号（是彭真第一个喊出这样的口号——编者注）。他认为他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他就可以享有某种特权，但他没有想到，当你把一个人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的时候，你这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人，就一样会遭受任何灾难，而不会有一个法律来保护你了，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神，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说我们很多党的干部，军队的干部，他长期在这种革命斗争的残酷坏境中，学会了对一个人服从，我想我们大陆的这么一代人，是在这种优美的红色歌曲当中学会了去信奉与服从一种政治文化。而这样的一种文化，它确实是非常迷人的，我曾经几次在讲课中都说到，我说法西斯主义美学，它具有很多重要的特征，它的恢弘，它的壮丽，它的理想色彩，它的梦幻精神，它的集体主义的感召力，它的那种广场情绪，都会让人，特别让青少年着迷。我们从当年希特勒的影视、建筑、美术、雕塑这些艺术作品当中可以看到，从苏联的文化艺术中也可以看到。从我们今天的大型团体操，整齐化一的阅兵式，从我们的那些极其盛大豪华的大型文艺晚会，还有我们的这种一弄几千人上万人的合唱，都可以感觉到这种集权主义美学的诱人的力量。特别是对于一贯缺少个人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他往往需要在一种集体的声音当中找到自己，确认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找到一种安全感，找到一种归宿。在这一点上，红色艺术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艺术，它有一种可以统摄人心的力量。

想起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无数的少男少女，可以忍饥挨饿十几个小时，坐那儿不动，等待着红太阳从他们当中升起，没有地方可以走动可以上厕所，有的人甚至小便都尿在裤子里边，但是还在那儿流着热泪唱着歌，在毛泽东出现的那么一个瞬间，他们一遍一遍地唱着那些歌颂毛主席的歌。如果说文革以前还有许多与歌颂领袖并列的歌曲，到了文革，就几乎没有了。祖国，人民，党，这些曾经和领袖并列的元素，在一个集权主义发展到巅峰的时候，都退居到看不见的地方，甚至连毛泽东身边的战友，周恩来林彪这些人，他们也要这样唱。当时，我想熟悉大陆的人都知道，有一首歌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在任何大型集会开始时要唱的，结尾也要唱，这是周恩来指挥得最多的一首歌，在天安门广场上周恩来无数次地指挥那些各地来的学生和红卫兵小将唱这首歌。他和很多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非常清楚，红色中国的这片江山是怎么打下来的，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为什么到了集权主义顶峰时期，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功劳都奉送给毛泽东一个人，把他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来膜拜？我们与共和国同龄的这代人，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就是在这样一种美学品格当中成长，所以我今天先开这么一个头，想更多地和大伙有一种对话和交流。我这次来带来了近一千首中国的红色歌曲，这次讲完了以后，我会把这个光碟送给加拿大华人作家协会，你们如果以后谁想了解那一个时段有什么样的红色歌曲，这些红色歌曲对那一批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几乎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它的最原始的信息。我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解剖，对今天大陆红色歌曲的回潮，这个回潮背后当局的这种意识形态欲求，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来之前的几个月，在武大讲文革的时候，就有同学提到这个话题，我说，如果说我们这代人中有人基于个人的记忆和个人的情绪，他去唱这些红色歌曲，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他个人的一种选择和权力。但是一个权力机关，动用国家舆论工具，去播放，去演出，去组织群众唱这些歌曲，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政治的姿态。我们对这样的姿态，是要保持警惕的。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过一阵红太阳热，就是红歌热，当时的那种社会背景，由于经济变革，很多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剧烈地变化，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腐败、黑暗、不公，那些被抛到社会边缘位置，生活贫困化的，原来的所谓共和国的主人啊，工农兵这个阶层的，他们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那个时候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好处。那个时代，曾赋予他们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公平。这样的一些歌曲，记录了他们当时的某种乌托邦的梦幻。我刚才说到了，歌曲有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记忆的载体，这种记忆它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它是一种非理性的。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首歌唱得很荒谬，比如近年大陆经常有一首歌在一些大型的演唱会上演唱，叫《祖国颂》，可能在大陆生活过的人也都知道它的旋律，是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一首非常出名的歌。当中有一段慢板啊，（唱：）“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五九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知道，已经开始饿死人了，但我们这样的音乐，是可以编造出一种极其优美的乌托邦的境界。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过去了，而今天，当初吹捧这个十周年丰功伟绩的这样一首歌，却流传下来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抵不上这一首歌的生命力强，所以这是一个极其荒谬又极其令人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有很多人开始唱老歌，唱红歌，唱红太阳颂，除了对当时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表达了不满情绪以外，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这种的失落中想通过往昔的梦境来满足自己精神上的某种需求，是一种自我慰藉和自我麻醉的过程。

08年奥运会有首歌，名字叫《歌唱祖国》，实际上是一首准国歌，有一段时间是准备把它作为国歌的，它表达了我们从四九年以后成立了新中国，摆脱了黑暗，摆脱了穷困，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它也是一首乌托邦歌曲，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还是满目疮痍，还是很贫困，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那首歌，红旗呀，大道呀，胜利呀，前进呐，所有的这些宏大的话语，它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一剂强心剂。它对于这个政党的合法性来说，它是一次巨大的美学支持。而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样的旋律是他的一种崭新的生活体验。中国人本来是没有什么音乐传统的，更没有唱歌的传统——除了少数民族的一些地区有这样的传统以外，汉民族地区，以往我们的祖辈数上几代，没有谁去唱这种艺术性的歌曲，也就是说没有人去唱当代人创作的歌曲，有的人会哼哼些戏曲，有的人会哼哼些民间小调，那都是已经被历史积淀下来的音乐作品，而从三十年代开始，当革命歌曲以一种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方式，一种革命武器横空出世以后，中国的汉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歌声，最开始我们连作曲家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是很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歌曲，比如北伐的时候，（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这首歌是西方的。（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就是把它的曲调弄过来了。而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类的歌，都是从西方音乐当中套过来的。最早是德国的《威廉皇帝练兵歌》，后来张作霖，袁世凯，国民革命军都用它的曲调填过词，一首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共产党都用了。我们当时没有作曲家，但是我们党的理论家宣传家已经意识到了，音乐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也说过了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打仗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这两支军队是缺一不可的，没有这两支军队，我们的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我想，应该是中国革命的特色，如果说没有音乐没有歌曲来动员这么多的群众，或者说来迷醉这么多的群众，想在半个世纪当中把这一批人弄疯，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没有。有的人一直疯到现在，他还是愿意陶醉于这样的一种梦幻当中，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梦了。

四十年代中后期，共产党动员很多学生一边唱歌一边上街游行，就有一首歌，叫“你是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是唱中国共产党的，在青年学生当中流传非常快。国民党很少用这种音乐来动员群众，很少用政府的力量、媒体的力量让男女老少都唱歌。而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关注这一点，就掌握用音乐控制群众这样的一个技巧。有人刚才说到了大陆有很多反讽社会的顺口溜，它只能用短信，用网文这一类非主流渠道，影响力非常弱的渠道，在一种半非法的状态下传递。中国所有的歌曲，它传播的渠道是非常严格的，你是不可能上电台唱自己的歌的，你也不可能上春节晚会唱自己的歌的，你更不可能在哪个体育场，组织一个大型的音乐会，我唱我自己的那些顺口溜段子。我们对音乐的审查，常常比文学还要严格。所以这个音乐的话语权，并不掌握在音乐人或者是民间的手里，一直是牢牢地掌握在宣传部门的手里。音乐的创作、传播，它是需要一个社会的力量。比如我创作了一个音乐，我必须要通过录音，通过演出，通过制成各种各样的媒介，才能够发布出去。
旋律和歌词，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它既是能指和所指统一，可能又是能指和所指分裂。这个，如焉里面就谈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卫老师有一次心情非常阴郁，就哼了一段旋律，哼完了以后他才发现，这段旋律是《东方红》当中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哼出旋律）很忧伤的一段，这就是卫老师自己，他也把旋律和歌词分裂了。把这一首歌的能指和所指分开了。那么这也是艺术所特有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分析红歌的时候，分析一部分人唱红歌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因素。我同意你刚才提出来的这样一种说法。至于说，一个红色意识形态歌曲，它有非常好的旋律，我个人认为，它恰恰是这种专制主义美学和法西斯主义美学最具毒害性的地方，它更容易让人去喜爱它。你现在看希特勒当时的那些记录片，漂亮极了，它的那些彩色照片也漂亮极了，它的那种大型的团体的操练，也很漂亮。那么，它恰恰是这种美统摄了很多人的心，它让人觉得这一个政权、这一个理论、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其他的所有的主张是这么鼓舞人心，是这么地壮丽，所以最后才推动德国民族走了上战争的不归路。而我们恰恰也是通过了十几年的红色美学，十几年的对亚非拉美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的宣传，对于我们最后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推动，我们的文革才会有这么多的人舍生忘死地投入到里边去，红色美学的最根本的核心。

德国对于他们的法西斯文化的反思，它是有一个前提的，法西斯的思想理论、组织构架和它的信仰，在二战以后，基本上是被摧毁了。而我们呢，你说起来是文革结束了，结束没有呢？还是个问号。我在武大讲话的时候一再强调，大陆的文革并没有结束。文革结束了，也不证明一个政治制度，它的理论基础，它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变更。如果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红歌可以在中国流行，在德国你唱法西斯歌曲，他们会被解雇。因为我们这一个国家的基本样式没有改变，它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直到今天，还是那样。那么它的艺术家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有什么“高楼万丈平地起”呀，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啊，到了九十年代，有“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它是异曲同工的，是吧？还有一个“走进新时代”呀，谁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呀？也是异曲同工的。它只是收敛了一点儿，文雅了一点儿，没当初那么直接那么赤裸裸。《春天的故事》不是在歌颂邓小平的吗？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此中国怎么怎么样了，好，他下去了，江泽民上来了，来了一个《走进新时代》。那么艺术家为政治家歌功颂德，为当前的意识形态歌功颂德，是大家天经地义的任务，因为艺术家是靠政权养着的。他的很多好处，他的职称，他的工薪，他的社会头衔，他的房屋，还有很多的待遇，他都要靠自己的笔写出来。你如果说，我想写我自己的东西，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承担——我会失去这一些。你愿不愿意？你如果愿意，同时还要做另外一种承担，可能还会有危险，愿不愿意？这些都愿意了，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那么，其他的人，你只要是被这个机构包养下来的，你想做到一个很率真的，能自由表达的艺术家，是非常困难的。你的作品没有人给你唱，唱了没有人给你演出，演出了没有人给你出碟，出了碟没有人给你评奖，你要做一辈子很寂寞、很清贫的艺术家，甚至还有危险的艺术家，是一般人不愿意干的一件很蠢的事情。

前年我们有一帮朋友去俄罗斯，我们去俄罗斯以后，就想在俄罗斯听听苏联歌曲，首先我就问那个司机，我说车上有没有碟。他说有啊。我说有没有俄苏歌曲的碟。他说也有。一播，全是现代的。那些维塔斯啊，那些非常著名的现代的流行歌星的。我们说有没有三四十年代的卫国战争时期的，《灯光》啊，《小路》啊，《卡秋莎》啊，《红莓花儿开》呀，他像听不懂一样，司机也就三十多岁四十岁吧。后来我们又问了一些年岁大的，都不会唱。再问年岁大一点的，说我们不唱那些歌。那么，你们在海外唱我们的红歌呢，可能也差不多的心境。就是他们不愿意唱这些歌了，这些歌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些难受，或者不舒服也不喜欢，或者引起一些痛苦的回忆。大陆呢和苏联不一样。苏联经过改变以后呢，它确实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权，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全民都取得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它有了一个反思的条件和基础，就跟德国对法西斯时期有一个反思的过程一样。那么，这个过程在大陆没有开始，或者起码是远远没有完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是需要我们既要理解大陆红歌文化的这样一种渊源，同时要保持一种警惕性。刚才我听到好几个人都说到了我只是唱它的旋律，我只是怀念它什么东西，你在唱它的旋律的时候，它旋律所带出来的所隐含的一种对当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也同时在里边。你不可能说，这个歌词同它的旋律是剥离的，那么，你只要唱它，只要这个音乐还在大陆上到处流行，那么，它在冥冥之中，就支持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存在。这个可能是我们料想不到的，那么现在唱它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官方也借此掀起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活动，特别是今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各省都在搞这样的活动，那么它不光是说今天的合法性的问题，它同时把建国以来的，抗美援朝啊，斗地主啊，反右啊，大跃进呐，文革啊，这些我们已经反思过的东西，它重新又在用另外一种形式肯定它。这是很危险的，作为我们来说，应该不断地说出这一点来，老百姓你自己哼哼可以，当你一个政权以自己权力的力量来组织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保持一种警惕性。（掌声）

胡发云，2009年温哥华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