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士可杀亦可辱”的历史记忆

　　1967年底，北大校园内刮着一股猛烈的歪风，“造反”、“批斗”、“抄家”非常时髦，知识人活得愈发艰难了。那时，56岁的季羡林先生，患有长期的神经衰弱失眠症，被这歪风一吹，“心在流血”，实在无法忍受了，开始有计划地节省安眠药，以备一次性使用——自杀。

　　为了自杀成功，又不至于拖累家人，季先生做了充分的“自杀学”研究。

　　一是精心选择自杀的方式。考虑到服毒、割腕、自刎、剖腹、跳楼、跳河、跳火山、卧轨的痛苦，季先生选择了相对平静的自杀方式——服安眠药。安眠药随身就有，可以省吃俭用，积少成多，又不容易被他人发现。

　　二是精心选择自杀的地点。在家里不行，怕老伴和家里年近古稀的婶母害怕；在西山不行，因为路途遥远，怕路上被“红卫兵”抓住而露馅，“吃不了兜着走”；在颐和园不行，因为不想投水自尽；在山后的洞穴里不行，怕惊扰了游客；圆明园的芦苇荡里最合适，距离不远，仅有一条马路之隔，且人烟稀少。

　　三是精心设想了身后事。设想自杀后被“造反派”在全校的大喇叭中宣传：“反革命分子季羡林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罪该万死！”“打倒季羡林”。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留给婶母和老伴，并在心中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留下这样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上述记录出现在季先生的回忆录《牛棚杂忆》中，读后，着实让人心酸。知天命之年的季先生竟然觉得没有活路了，想自杀，为什么？用传统士大夫的观点说，“士可杀不可辱”。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有知识被看做“反动”的标志，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当时已有学术成就和名声的季先生自然也被看做“反动”人物，且在北大的派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正常的学术研究搞不了，课也上不成，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让知识人度日如年，后来，家也被抄了，书籍、研究资料也被烧、被毁、被抢了，一个知识人赖以存活的依据也丧失了，真乃奇耻大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没想到为自杀“准备就绪”的季先生还没有出门，就被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卫兵”押走了。三人对季先生先是训斥，说他“态度极其恶劣”，后又把他押到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大饭厅，让他面壁而立，接着打他耳光，拳打他的背，脚踢他的腿，让他深深弯腰下去，两臂向上高高抬起，进行“喷气式飞机”批斗，有人把痰吐在他脸上，有人用石头投掷他的头上、脸上、身上，就这样，在震撼山岳的口号声中被非人地折磨了半天，临结束还被一个老工人打中了脸，鼻子和嘴里流出了血。

　　生平第一次被批斗的季先生，总算没有被斗死。季先生想：“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比自杀还难受、还耻辱的批斗，竟然可以经受过来，那自杀也就没有必要了。非人的批斗竟然救了季先生一命——放弃自杀的念头，这就是“文革”时代荒诞剧情的一种写照。

　　此后两年内，季先生又反复被批斗、审讯、劳改，还被关进了牛棚，尝尽了人间折磨和钻心的痛苦，体验到了人性中种种的低劣和残酷。在恍恍惚惚、似梦非梦的岁月中，季先生忍了过来，没有死。

　　季先生遭的罪是当时知识人群体生存的常态。比如，在“文革”期间，研究经济问题的知识人吴敬琏先生的一家人也遭受了磨难。据《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披露，吴敬琏的爱人周南被“造了反”，成了每天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有一次还被强迫剃了“阴阳头”，时不时地身上还被投掷石块，当时的周南“都有一死了之的冲动”，他们的孩子也成了“狗崽子”。吴敬琏本人则被宣布为“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天写检讨，不得自由活动，后来，还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好在又遇到了同遭厄运的经济学家顾准，才在秘密地相互学习、探讨中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再如，法学家江平先生也对那个时代有触及灵魂的感触。据《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讲述，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过程中，在苏联留学学习民法学专业后，回国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的江平先生，在新婚刚一个礼拜，就被打成了“右派”，新婚一个月内，又因为政治运动原因，离了婚。到了1967年，江平先生又和另外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崔琦结了婚，共同经历了“文革”中被批斗、被关进牛棚的苦难岁月。当时的江先生在苦闷中写了一些诗词抒发内心情感，其中一首名为《十六字令四首·叹人》：

　　（一）人，朝似明神暮成瘟，功与罪，千秋谁解分。

　　（二）人，歧路设井百丈深，偶失足，永是戴罪身。

　　（三）人，来生宁做猪化身，千万莫，再投者家门。

　　（四）人，衣带血肉鞭带痕，何处诉，死是游离魂。

　　在那时的江先生眼里，做人难，做朋友难，白天还是好朋友，晚上这个朋友就把自己看成了阶级敌人。人死了，魂都无处安息。如果能有来世，宁愿做猪，也不愿意做人。那真是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对于读过些书、有点知识的人来说，那真是生不如死的年代。

　　从季先生、吴先生、江先生三人的成长史中可以看出，三人身上都有传统士人的精神品格——学以载道、保持节操的追求，也有普通人在磨难中痛苦挣扎和明哲保身的举动。虽然，三人都在“反右”、“文革”岁月中遭受了生不如死的屈辱，但是，三人还是硬挺过来了，并在“平反”后为中国传播了更多的知识和智慧。正如季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所感触到的痛苦“士可杀亦可辱”那样，“反右”、“文革”岁月中的士人（知识人）既可以被杀，也可以被辱。这个“杀”可以是他杀，也可以是自杀；这个“辱”可以是他辱，也可以是自辱。在这个“杀”“辱”的名册上有太多人留下了生死故事、血泪悲情和扭曲的人性，他们有的活在历史中，有的则因为种种原因被历史永远地遗忘了。

　　尝试着在史料的追寻中记住那些历史，为的是能不断反思：为什么那样一个年代可以令人发指地反智、反知识、反人性？为什么那样一个年代可以让人盲目崇拜伟大领袖，以至于陷入狂热的是非不分、真假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泥潭？为什么那样一个年代让今天一些当政者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地回避呢？为什么那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不允许知识人的学术研究、理性探索和自由批判呢？

　　不尊重知识的民族，走不远；不尊重人性的民族，苦难深；不尊重历史的民族，错再犯。“士可杀亦可辱”的历史，是民族的苦难，也是民族的警钟教训。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

　　刘锋，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