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笑：“十月革命”革了谁的命？

——对“十月革命”性质的重新审视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苏式社会主义已经采取了否定态度，不再“走俄国人的路”，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短短三十多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瞩目。可是经济体制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踌躇不前，结果滋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威胁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和勇气。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与如何正确理解“十月革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否定了苏式社会主义，但却不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却没有否定列宁主义。这样把列宁主义同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切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苏联和苏共的历史，确实应该深入研究，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列宁和斯大林的祖国对两人已经都采取了否定态度，而我国的一些人却把两人切割开来，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总设计师关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英明论断，是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作指导的，并不包括“列宁主义”，已经把“列宁主义”抛开了，不需要继续以列宁主义作指导了。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需要对列宁亲自领导的“十月革命”进行重新评价了。不然的话，从思想上和实践上也就很难斩断同苏式社会主义九十多年的血肉联系。那末，就让我们看一看，“十月革命”究竟革了谁的命，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运动吧。


　　二

　　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先把何为“革命”搞清楚。因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界，都存在两三种错误观点：一是把“革命”这个褒义词变成贬义词，提出所谓的“告别革命”；二是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对暴力革命一律予以否定；第三种是，把任何推翻旧制度的社会运动都冠以革命的美名，而不管在推翻旧制度后建立了什么性质的社会。

　　何谓革命？查查字典和辞海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

　　“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是事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人们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有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人们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即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它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当现存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就要求通过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旧的上层建筑，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在阶级社会里，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

　　革命不仅发生在人们对社会进行改造的重大变革中，而且也发生在对自然进行改造的重大变革中，并且这种变革的程度足以使被改造的事物发生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只有这样才称得上革命，才能冠以革命的美名。如果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虽然使被改造的对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甚至是“重大变化”，但却没有使被改造的事物发生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甚至改造的结果不利于人的生存、开了历史倒车，这样的变革无论是大是小，也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都不属于革命，都不能冠以革命的美名，而只能是破坏和反动。至于革命是采取暴力手段，还是采取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但绝不能笼统地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不能对所有的暴力革命一概拒绝，一律采取敌视态度。从古今中外的社会发展史来看，往往都是由于民众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统治者对民众的和平抗争进行暴力镇压，迫使民众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反击，也就是说，不是民众首先采用暴力手段，因为他们手中并没有先进的武器，而是统治者首先利用手中握有的兵器挑起暴力冲突。这种情况从最近发生在北非西亚的动荡中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用不着一一例举。

　　应该分清楚的是，经济领域里的革命不同与政治领域里的革命，前者的革命一般是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的，只是新的经济形态的大发展需要新的社会势力执掌政权以后；而后者的革命在历史上往往需要经过暴力抗争，只是在建立了宪政民主的国家才“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社会革命”（马克思语）。这是因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无论是生产出新的产品，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统治阶级都没有坏处，因而不会反对；作为经济人的生产者也会自动选用新的生产方式，旧的生产方式会被淘汰出局。但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却不然，他们绝不会自动退出政坛，不会自动交出手中的权力，而在没有建立宪政民主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可是在当代，在民主已经成为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情况下，聪明的识时务的统治者也会权衡利弊得失，主动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在民主竞选中或者是继续执政，或者是体面地交出政权，成为开创新的政治体制的革命者，使整个社会实现全面转型，受到人们的尊敬。只有那些家族统治的死硬分子，才会玩抗到底，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说到“历史发展的火车头”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传统的观点当然认为是社会革命，并且首推暴力革命，所谓的“革命的中心问题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就源于此。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无疑是马克思在晚年一个最重大的发现。正是这一重大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本原是科学技术。因为人类社会每一次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都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产业革命，为新的社会形态奠定了经济物质基础的结果，而每一次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变革和新的产业革命的出现都是建立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不然的话，民众即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其结果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创建不了新的社会制度，社会性质不会发生发生质的飞跃，这已经为历史上无数次的奴隶和农民起义所证实，也用不着一一例举。对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起步，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路走来，如何源自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笔者在此前的几篇文章中已有阐述，这里不再重复；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新社会，也只能走这样一条历史必由之路，即有待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新的产业革命。在这种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生以前，任何用武力创建新社会的企图都是“左”倾盲动，必然以失败告终。


　　三

　　那末，“十月革命”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第一，“十月革命”是一场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盲动。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从十七、十八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算起，到二十世纪初只有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比较还处于幼年时期，处于上升阶段，充满生机和活力，当然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绝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存在的必要性，更不能认为它已经到了垂暮之年。此前的社会延续的时间少则几千年，多则几万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怎么能只有几百年就认为它已经到了行将入墓之年呢？那时根本不可能的！况且更新的社会形态只能由资本主义孕育，当它还没有到生育年龄的时候，怎么能孕育更新的社会形态呢？正因为当时“在生产的现实物质事实中”（恩格斯语）还没有发现未来新社会的胎儿，所以马恩为了论战的需要才不得不开动自己聪明的大脑对未来新社会进行了“设想”，这些“设想”主要集中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如果“在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已经孕育了未来新社会的胎儿，马恩就不必进行“设想”了，把它揭示出来就行了。对此，列宁1918年3月7日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包括一小部分工业上层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

　　既然“没有这种现成关系”，又该怎么办呢？办法有二：一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水平，使其尽快孕育未来新社会的胎儿；二是求助于暴力，消灭私有制后按照主观“设想”把现有的生产力组合成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很明显，前一种办法是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必由之路，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后一种办法是唯心史观，与历史必由之路背道而驰。正因为马恩把处于幼年时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出现的弊病视为得了绝症，认为“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切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共产党宣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要敲响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因而就主张在英、美、法、德等一切文明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则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腐朽垂死的“最高阶段”，主张“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走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邪路，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如果说马恩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发生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话，列宁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刚刚有所发展的贫穷落后国家，根本不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虽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远还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对此，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论“左”派幼稚型和小资产阶级性》《论粮食税》等著作中都有明确阐述。然而，对权力的渴望冲昏了他的头脑，不考虑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不顾马恩的谆谆教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搞得国民筋疲力尽和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下，在《论欧洲联盟》中就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并力排众议领导了“十月革命”。这显然是一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盲动，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必然导致“空想”和反动。

　　第二，“十月革命”用暴力驱散立宪会议建立起来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政权是对宪政民主政治的反动。

　　近现代的宪政民主运动，是为了限制公权力、保护多数人的合法权益而兴起的一种先进的政治运动。它最早源自1215年6月15日英国贵族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保护贵族的权利，胁迫英王约翰签署的《自由大宪章》；后来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宪章被用来作为争取权利的法律根据，并成为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宪法性文件之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新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执掌了国家政权，宪政民主制度日益完善起来，取代独裁专制成为治国安邦的现代先进政治体制。在现代民主国家，通过民主立宪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成为国民限制公权力、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政治体制。

　　马克思恩格斯对宪政民主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不但不反对，而是大加赞扬，充分肯定，认为它为“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是想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创造了条件，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不必再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民主竞选中就能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执掌政权，这无疑对无产阶级十分有利。。

　　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经过1905年——1907年的第一次和1917年2月爆发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不但资本主义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宪政民主的思潮和运动也有所进展。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一直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沙皇封建统治；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党则主张通过和平协商逼迫沙皇交出政权，结果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尼古拉二世决定退位，并签署了任命立宪民主党人李沃夫公爵为大臣会议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总司令的诏书。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首先举行武装起义，深夜攻入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克伦斯基逃亡，临时政府被推翻。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这就是有名的“十月革命”。

　　但是，其法理依旧仍然绕不开立宪会议这个各主要政治派别都能接受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实，整个2月——10月布尔什维克抨击临时政府的时候都带有指责临时政府推迟立宪会议召开的意见。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也表示，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上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有类似观点。现在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了。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在11月12日举行，由于形势对布尔什维克不理，所以以后又一再推迟。

　　当时立宪会议一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占了370个名，布尔什维克占了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占了40名，孟什维克占据了15，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占据了17名，还有一些其他小党派和民族组织。这些数字基本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但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说明在当时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还不占多数，按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讲话精神，根本不具备直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这个消息公布后，除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内部有反对以外，各方面都表示支持立宪会议的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已经掌权的布尔什维克是希望通过立宪会议这个被主要政治派别接受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权寻得法理依据，让立宪会议把权力授予苏维埃政权

　　可是，时间并没有向布尔什维克倾斜，立宪会议多数代表的政治倾向对布尔什维克不利。列宁大失所望。为了扭转局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1月2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

　　11月28日是原定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立宪民主党组织了“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结果当天晚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责成地方苏维埃对立宪民主党进行特别管制。

　　11月29日公布了“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强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资产阶级叛乱都将被镇压。12月1日，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立宪民主党实际上被取缔。当晚罢免了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等20余名委员，

　　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开进了彼得格勒。

　　1918年1月3日即立宪会议开幕的前两天，全俄中执委为了防范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再次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下了一道格杀令。

　　1918年1月5日是布尔什维克主导下的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立宪民主党已经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了，未能出席会议。彼得格勒、莫斯科都发生了和平的示威游行，支持立宪会议，和平游行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残酷镇压，有人员伤亡。

　　会议的气氛是紧张和对立的，交锋的主要是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意味着拒绝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来的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于是左派社会民主党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

　　1月6日凌晨4点，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被警察卫队命令离开。

　　1月6日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取代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那个决议，把权力都交给了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

　　事后，一向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大作家高尔基在他的文章《1月9日和1月5日》中愤然的指责布尔什维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暴力扼杀了民主，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大行其道，中世纪的阴云笼罩了俄罗斯大地，红色恐怖即将来临。

　　对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列宁并不忌讳，他在一些著述中曾明确表示民主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国家与革命》），并公开声明“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显然同马恩对宪政民主的看法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这种不是通过民主程序而是用武力驱散立宪会议的作法，明显属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是开历史倒车。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立宪会议并没有针锋相对采取暴力行动予以反击，但却埋下了后来内战的种子，使得苏维埃政权不得安宁。

　　第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后把专政矛头对准了广大民众，剥夺了他们的合法权益，腥风血雨洒满苏联国土。

　　如上所述，一种社会运动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不是看其能否获得执政权，而是看其是如何取得政权的，更重要的是看其执掌政权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能否给人民带来福祉。这是因为，在特殊情势下，或者是因为旧政权不得人心，群众强烈要求改变，或者是由于某中政治力量善于宣传，用美好承诺蒙骗群众，因而获得群众拥护获得政权，可是并不等于执政后能够使社会发生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当时的俄罗斯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首先，在俄罗斯遭受德国入侵的情况下，列宁秘密接受德国5000万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援助，回国后变反侵略战争为国内战争，割让大片国土给入侵者，集中力量打垮国内的反对派，这无疑是卖国行为。试想，如果在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秘密接受日本的援助，不去打日本，而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把东三省割让给日本，属于什么性质？很明显，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行为，一定为国人所不齿。同样的道理，列宁的所作所为也属于叛国行为。中国共产党没有步列宁的后尘，而是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得到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赢得了执政权。

　　其次，在执掌政权后违背马克思关于通过股份公司实现向更高级经济形态过渡“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教导，而是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没收了国民的所有财产，使广大劳动者都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任何财产的人…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马克思语）。同历史上的奴隶制不同的是，以前是多个奴隶主，现在是只有一个奴隶主，那就是国家，使得奴隶们逃不脱国家的魔掌。建立劳动营，强制劳动成了普遍的劳动形式，实际上复辟了农奴制。

　　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对暴力的崇拜导致军工产业畸形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严重落后，国民日用生活必需品长期严重短缺。列宁和托洛斯基1918年认为在六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认为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

　　新的农奴制迫使农民奋起反抗，结果爆发了克朗施塔得水兵起义和农民暴动，列宁也不得不承认“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布尔什维克调动军队进行残酷镇压。

　　再次，在消灭了党外的敌对势力后，斯大林又进一步把罪恶的矛头对准了党内的不同意见者，开展了“大清洗”。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据统计，苏共一大以来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他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邻国的优秀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苏联红军攻入波兰境内时，波兰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一部分军队向苏军投降，斯大林为了消灭波兰的有生力量，将其中一万五千名军官全部杀害，还嫁祸于德国法西斯，直到苏联亡党亡国后才真相大白。

　　总之，“十月革命”根本不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恰恰相反，是在经济落后的俄罗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领导“十月革命”企图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是一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左”倾盲动；在政治上反对走宪政民主的正确道路，用暴力镇压立宪会议派，驱散立宪会议，建立起与个人独裁制绝无任何原则区别的专政政权；在经济上剥夺所有人的生产资料，使所有劳动者都成为国家的奴隶；这就完全背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历史的大倒退，根本不是革命，用普京的话说“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应予彻底否定！

　　王笑笑，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