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联俄”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上）

　　【内容提要】孙中山晚年作出的“联俄容共”决定，并非如传统史学观点所言，孙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甚至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如果不是前者，孙的“联俄”是不得已的选择吗？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紧迫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式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1922年夏季，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做出“联俄”的重大决定。对孙的这一转变，学界主流大致说是孙中山在新旧民主革命转变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重新做出的重大决策。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的孙中山，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①当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达林的看法也有一定代表性，达林认为孙中山就此完成了世界观“重大的转折”。②笔者认为以上说法虽不无道理，但较空泛。

　　如何评定孙中山晚年的这一政策呢？学界已有不少最新成果。③不容置疑，孙中山的“联俄”决策，随着孙的逝世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政治遗产，它对国民党的日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机会主义）策略？如果不是的话，孙的“联俄”是他不得已的选择吗？

　　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第一，“联孙”、“联俄”的各自意图；第二，苏俄如何主导国民党改组；第三，“非言主义，乃言组织”；第四，孙中山“联俄”立场之背后。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所需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其“联俄”实质，如孙中山本人所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本文指出，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了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本文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联孙”、“联俄”的各自意图

　　孙中山为何从“亲英美”转向“联俄”？又或者说，俄国人怎么想到要拉拢孙中山？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在西方波兰、土耳其以及匈牙利、德国行动连连失败，为摆脱孤立状态，决定采用“西守东进”方针，输出革命，在东方寻求新盟友，以防御宿敌日本，解除其在亚洲边界所受到的日本甚至英国的压力。而欲“在东方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就必须抓住中国这一环节”。④于是，避免与日冲突，争取与中关系正常化，确保中国不被拉进日对俄行列，就成为苏俄政府的外交大事。1919年7月25日，苏俄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发表宣言，即是著名的《加拉罕宣言》，声明放弃沙俄时代自华掠夺土地及各种特权，愿援助中国人民脱离外族压迫。次年，苏俄再次发表《加拉罕宣言》，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原则，但已非无条件放弃对华特权，并要求另立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

　　苏俄前后两次的对华宣言，都引起国人的极大反应，苏俄以捍卫中国民族主义的“国际大侠”姿态出现，一时间博得国人欢呼。据当年北京大学的一项民意测验，59％的人认为苏俄是中国之友，只有13％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之友。⑤就连一向警惕俄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青年党也认为，“就国人之亲俄程度而言，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种类之复杂，诚有令人惊叹者。”⑥更有知识分子热切地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代表着新世界的曙光，“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⑦一时间，“五四运动期间人人谈论社会主义”。⑧

　　苏俄乘着《加拉罕宣言》在中国引发的声势，加速推进“西守东进”方针，不仅积极谋求与北京政府关系正常化，同时还将偏安南方的广州国民党视为主要争取对象。

　　苏俄为什么会主动找上国民党？李剑农认为，“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曾致电苏俄庆祝他们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其时各国皆仇视苏俄，列宁得到中山的电报，因之大为感动，视为东方的光明来了，自此积极的想与中国的民党联络”。⑨鲍罗廷也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⑩杨奎松则认为，莫斯科把推动中国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工作重心，而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孙中山和国民党，自然被看作最主要的争取对象。11高华认为，当时中国国民党不仅成立最久，力量最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广东的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也最大。12当时的广州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香港海员罢工以后，支持工人运动的孙中山越来越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在以阶级划分敌友阵营的莫斯科看来，“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马林语）13苏俄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国民党将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越飞语）14“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15郭恒钰也认为，共产国际看中“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16选择国民党为争取对象，符合苏俄的革命阶段性理论。

　　苏俄和共产国际选择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其主要用意是在“广州人和广州政府中寻找一些有能力在中国制造全民性起义，以反对日本、美国资本对整个远东统治的力量”。17俄国人“联孙”从一开始即有此远谋，这也是“西守东进”的一项重要步骤。该政策的立足点均为最大化苏俄之国家利益。故此，苏俄与孙中山接近，“乃俄国自动也”。18

　　问题是，俄共与国民党意识形态迥异，两者如何取得共识？就在两次《加拉罕宣言》发表期间，孙中山仍明确表示其“亲美”、“联美”的外交立场，还将甫一完成的《建国方略》寄给美国，19公开声明其革命目的是林肯式的“建设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20因此，当1920年10月，俄国人对孙中山发出“不该浪费时间，应该立即恢复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21的呼吁时，孙中山并不热切，以“为时尚早”22而婉拒。此时的孙中山对苏俄只是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还谈不上结盟。莫斯科仍主动寻找“联孙”机会，只是孙以目前不宜谈合作，待国民党取代北京政府后再商谈为由推辞。23

　　1921年12月，苏俄专使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见面，这是孙中山首次接待共产国际使者。虽然马林介绍的苏俄革命和红军建设经验引起孙的兴趣，但孙中山坚持要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统帅军事行动。孙中山反对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孙中山郑重地对马林说：“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24孙批评苏俄道路和共产国际理论，使得马林大为恼火，认为国民党人受美国的影响太深，“应该揭穿那些自称中国之友的国家（美国——引者注）的虚伪友谊”。25马林的桂林一行几乎空手而归。

　　随着苏俄与北京政府交涉受挫，苏俄继续伺机“联孙”。1922年4月26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抵穗。被任命与孙中山联络全权代表的达林，其使命是与孙中山建立直接关系，以了解孙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苏态度。达林面晤孙中山，递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建议成立国共民主联合战线，遭孙拒。双方除了世界观相左以外，孙中山认为此时与苏结盟成本过大，事实上在中国，当时没有哪个实力派敢于得罪英美而与苏俄公开示好。何况孙还在力争“联英美”。5月，孙中山对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作家伊萨克·F·马科森说道：“帮助我们取得美国的承认，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胜利。”26孙中山相信美国为一可靠友邦。

　　但事情很快出现变化，孙中山改变与苏俄若即若离态度的节点出现了。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狼狈出逃白鹅潭。陈炯明的粤军是孙中山北伐的唯一革命武装。这一事件对追求统一的孙中山是一沉重打击。屡战屡败，且又孤立无援的孙中山，绝望中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寻求新盟友。一直期待“美援”未果的孙中山，终于改弦更张，向苏俄示好，毕竟现时迫切需求已超过结盟风险。事变后第七天，在广州白鹅潭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匆忙在一学生练习本上给契切林写信，委托在穗的达林转交。孙中山在信中有180度的转变，不仅表示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7甚至有亲赴苏俄的打算。8月14日，败走穗赴沪的孙中山，确认得不到美、英支持，再次通过马林向苏俄释放信息，承认国民党现在“绝对需要”与克里姆林宫建立密切关系。

　　苏俄反应迅速，8月22日，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去信孙中山，表示支持，并希望与孙建立密切联系。失去广州的孙中山，终于考虑与苏俄合作之事。孙中山说：“我们已失去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大国帮助的希望，唯一有些援助我们迹象的——是苏俄政府。”28为获得苏援，孙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容纳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9月26日，莫斯科驻华武官格克尔在马林陪同下，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传递莫斯科承认孙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支持孙统一中国的信息。

　　孙中山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曾同情和赞许“十月革命”，因《加拉罕宣言》称俄国为“民主友邦”。此时，跌入低谷的孙中山希望借助“民主友邦”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孙认为俄国以平等待中国，“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孙中山说，“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29“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30孙中山终于意识到，要振兴国民党就要借助苏俄的力量。同时，从地缘“亲密的关系”来说，没有比苏俄更重要的友邦了。孙中山的对外政策重作调整。备尝艰辛顿挫的孙中山，终于抓住俄国人伸出的橄榄枝。


　　但此时孙中山没有基地立足，仅是一介平民身份，这显然对俄谈判不利。同年11月，孙向蒋介石提及，“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3112月，在孙中山策动下，滇、桂军长驱东下，次年初占领广州，孙中山重新有了自己的地盘，也就有了谈判的筹码。果然苏俄更看好孙中山这支“民党”力量，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确立“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认为“国民党为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32应该把国民党和孙中山看作是领导中国国民运动的杰出候选者。33自“十二年初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中山先生和他的党”。34对此，史华慈的看法是，“克里姆林宫看中国国民党是现成的根植在中国并移植生长的政治组织”，而且“国民党在中国的影响原本可能确实会比它实际的影响更显著”，最重要的是，“它有望为苏联的影响在中国传播提供坚实基础”。35

　　苏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行动迅速。1923年1月17日，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见孙中山。1月26日，发表了苏俄与孙中山结盟标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首次公开“联俄”立场。在该《宣言》里，越飞果然得到他最想要的许诺——孙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中东铁路暂维持现状。而莫斯科回应孙中山的许诺则是“准备对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金钱、物质、武器和人员的协助，资助国民党200万金卢布组建军队等，前提是“国民党必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36“促使国民党按照俄共（布）模式前进”。37这是视输出苏式革命为己任的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援助的前提。俄国人极为看重这点，马林就毫不隐瞒地说，对孙中山的援助，“要据他全面改组国民党的愿望而定”。38亟待苏援的孙中山复函契切林，表示愿意接受苏俄的建议，承诺“将用大部分精力予以完成”39。缺少国际朋友的孙中山，终于和苏俄结盟。

　　孙中山从被动到主动向苏俄靠拢，有一段犹豫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正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处于下行阶段。生存环境的突然恶化，是孙中山转向“联俄”的主因。


　　二、苏俄如何主导国民党改组

　　莫斯科与广州的合作，很快进入实质性阶段，双方互派代表：1923年8月3日，鲍罗廷等从莫斯科启程来广州，8月16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考察团”离开广州飞往莫斯科。与之前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不同，鲍罗廷被责成要与孙中山通力合作，鲍的头衔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直接受斯大林领导。鲍罗廷是共产国际公认最能干的职业革命家之一，被列宁称为革命奇才。40莫斯科选派鲍罗廷，足以看出对“联孙”的重视。

　　凡外援，必附条件。国民党必须按照苏俄模式改组，这是早已提出的“俄援”条件，也是鲍罗廷的首要任务。很快得到孙中山信任的鲍罗廷，被授权草拟国民党改组所需的规章制度等政策文件。鲍以俄共理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为蓝本，全面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随着鲍罗廷成为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推手，苏俄对国民党的影响，迅速从当初的只提供物质（军备和财政）援助，上升到精神援助（改造国民党的思想和组织形态），甚至参与国民党的政治游戏规则的制定。

　　在国民党历史上，这次外来势力影响下的国民党改组是一里程碑事件，被国民党人称为“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之所以说它影响深远，我们可以从国民党“一大”的三个关键词来分析：


　　（一）《党章》

　　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组织法规，是一个政党赖以运作的基本法则。国民党“一大”制定新《党章》，其章程起草者是鲍罗廷。鲍以1919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俄共（布）党章的内容”。41苏共的优长在于强大高效的组织能力，这正是孙中山所迫切需要的。孙中山说：“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在于组织松懈，革命精神不振，“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42孙中山呼吁党员接受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将个人自由交给党，以铁的纪律实现党内统一。孙希望借助铁血般的列宁主义政党模式，改造精神颓废、基础薄弱、组织松散、党纪松懈的国民党。可以说，将一个原先没有党章、党纲，从不开会、缺乏完备制度形态的松散组织，建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政党，既是共产国际的意图，也是孙中山“联俄”的主要用意，两者一拍而成。

　　《党章》关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专门增加“总理”一章，“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孙中山被赋予很大权力，43《党章》规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重心在“集权”。无论中执委还是全国代表大会，都不能制约总理，“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国民党未来的党国性质”。44

　　《党章》处处可见苏俄影子，两党的组织结构非常相似，45加拉罕称之为“与我们党即共产党的章程接近”。46但在目标上，《党章》声明是为了促进三民主义实现和五权宪法的创立，即国民党的“三民五权”基本原则不变。

　　《党章》成为这次国民党改组的最重要表征，并在以后数十年间，未再重颁，只作修订。因此，这次制定的《党章》，被认为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47


　　（二）《大会宣言》

　　这份极为重要的大会文件，仍由鲍罗廷执笔。鲍以1923年11月共产国际通过的、经蒋介石从苏俄带回来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该《决议》是共产国际为国民党“一大”精心打造的文件，用于指导国民党制定革命纲领、革命策略及任务。苏俄和共产国际“将它作为国民党党纲的基础介绍给国民党”48，以符合“促使国民党按照俄共（布）模式前进”的旨意。

　　《大会宣言》之所以重要，在于它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原来的民权核心为天赋之权，即人人平等。但在鲍罗廷看来，“天赋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必须要带上“革命”色彩。重新解释后的“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49“凡造成革命政权者，才享有民权。凡反对革命政权者，凡帝国主义的走狗，就无民权可言”。50这种“人民专政”，被孙中山认为是对代议政府的一种改进。加拉罕对此感到满意：“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51

　　鲍罗廷虽然成功地将“天赋人权”转为“革命民权”，但对孙中山自称取自“先进民主国家”的三权，加上监察权、考试权的五权宪法却无法撼动。民权主义的目的，仍然是“被共产国际理论称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全民政府”。52鲍罗廷深知，要去掉五权宪法，孙中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53

　　正因为主要来自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的五权宪法不容改动，鲍罗廷这才努力使孙的“天赋人权”换上“革命”色彩，以符合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大会宣言》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4也就是说，“革命民权”的提出，只是当下而非长久目标。五权宪法终究是孙中山为未来国家所制定的国民党根本大法。因此，李玉贞说：“国民党对于民权主义的解释照旧也还是没有所谓鲜明的阶级性。”

　　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重点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内容。孙中山虽然早在1904年就提出过“帝国主义”这一名词，55但直到1924年改组之前，国民党从未以组织的名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口号。56孙中山一向把外交视为事业成功的希望，并一直在争取外援，尤其对英美期望甚高。鲍罗廷对此早已不以为然，“国民党的知行观中，就找不出一点认真的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彻底斗争的表示”，鲍罗廷认定“国民党在主观上并不反帝”。57

　　孙中山是如何迅速提出“反帝”立场？这除了希望与苏俄交好的主观动机外，还与1923年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刺激有关。孙中山认为关余分配属中国内政，然而应将部分关余交广州中央银行的要求被拒，列强甚至采取炮舰政策阻止孙截留关余。孙中山极为愤怒，尤其对以美国为首的军舰压境深感失望，他接二连三地接见《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抗议“美舰夺境独多，助乱长乱，深为公理惜”。58关余事件把孙中山逼向与列强对抗的阵营，59苏俄势力更是趁机在广州扎根。结果，“这一交涉，影响国民党的改组，也改变了孙中山晚年的外交政策”。60

　　在“一大”会上，孙中山终于说道，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为“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一切对外条约”。61“中山主义”也就成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62问题是，苏俄的反帝口号实质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在思想界，梁启超就视“打倒帝国主义”是苏俄为推动“世界革命”而提出的战略口号。63梁启超的观点被不少知识分子认同，认为“反帝国主义”的背后，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64说白了就是一种输出革命理论。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当时莫斯科对时局的判断是：世界革命可能发生。1919年3月，苏俄将第三国际设立在莫斯科，就视己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号召联合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民族起来革命。共产国际一再强调，被压迫人民的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运动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协调起来，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应在布尔什维克和苏俄的影响之下进行，如此一来，“国民党不过是苏俄在中国的一个‘工具’”。65

　　当时列宁念念不忘的世界革命目标，就是鼓励各殖民地的民族起来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并在落后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最终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66这是列宁针对“威尔逊主义”提出的国际新秩序。这个秩序基础，是把远东人民团结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司令部——苏维埃俄国的周围，以“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的席卷世界”。67陈启修曾做过这样的估计：“苏联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一个中心，不但他的潜势力已窜入一切殖民地及被压迫民族中间，而且蔓延于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了。”68

　　苏俄“联孙”，既是列宁输出革命方略的题中之义，更是苏俄出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就无最终胜利的希望。69为抗衡“华盛顿会议”，列宁起草的《巴库宣言》中，已“把中国纳入了世界革命的全盘布局之中”。70这场革命，终将使中国成为苏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为配合这一战略意图，第三国际的成立，“虽非全为中国而设，策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则为其使命之一”。71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俄迫使孙中山只能和苏俄合作，不能与敌视苏俄的国家来往。72斯大林甚至将对苏俄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苏俄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俄，就是反对革命。73苏俄对中国的“输出苏式革命和推行世界革命的念头十分强烈”，“无一不把‘捍卫’苏俄，仿效苏俄，鼓动革命作为其思想指导”，74并警告国民党不要对美国抱有妄想。鲍罗廷甚至认为，国民党如不听话可拿出杀手锏，“拒绝提供援助”。75

　　历史证明，在对华政策上，共产国际把苏俄利益等同甚至取代世界革命利益，俄往往因强调“苏俄利益中心”，而损害中国利益。不仅国民政府方面如此，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受挫的主要原因，同样是苏俄将自身利益置于中共利益之上所导致。76

　　苏俄的“世界革命”主张与英美的“近代化”理论相比，它既有民族主义诉求，更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苏维埃联邦革命式的内涵，它将社会革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结合起来。对遭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来说，这个口号具有极大的狭隘民族主义煽动性，吴国祯说道，“那时将中国的灾难全部归罪于外国经济和政治渗透的观点，确实对年轻人几乎有普遍的号召力”。77于是，它很快转化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显然比威尔逊主义更受国人欢迎，这套理论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确立了一套阐释原则，国民党开始接受“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念。78当时广州政府的口号是“学习苏俄”、“使用俄国模式”。79苏俄输出革命，在中国获得初步实现。

　　在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与鲍罗廷有很大分歧。孙中山主张社会改良，平均地权，以和平方式分配土地，不赞同莫斯科以政治手段没收土地的做法。鲍罗廷也深感无奈，“他们根本未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中关于没收土地的提法”。80这是孙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就连李大钊、毛泽东也持与孙相同立场。81

　　孙中山认为，农民只是农民，反对贫农、中农和富农的阶级分法，反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理论是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核心，显然孙中山没有接受。《宣言》起草时，也没提须由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孙中山甚至说工人欢迎资本家开办工厂，被鲍罗廷斥为“谬误”。鲍罗廷认为国民党思想混乱，水平低。共产国际自认为占据世界革命理论制高点，应率领国民党进入苏俄的“先进”道路，但鲍罗廷也明白他所“面对的绝对不是一些接受共产国际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82

　　总的来说，鲍罗廷对《大会宣言》是满意的，认为它“像是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纲领”。83加拉罕也说：“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84孙中山同样视《大会宣言》为“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85《大会宣言》在国民党“党统”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日后“总理遗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党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纲领。（未完待续）

　　注释略

　　李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工作室

　　《开放时代》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