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联俄”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下）

　　（三）新的建国方针

　　这次大会重新提出新的建国方针。孙中山在开会词说：“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即是采用新的革命方法，重新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党，进而重建共和。对此，孙中山概括为八个字：“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孙中山认为俄国成功的经验，就是“将党放在国上”，86这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制度，中国必须仿效。87

　　“以党治国”的系统理论来自列宁。1919年3月，列宁提出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直接管理制的历史必要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88也就是“党在国之上”。这很快作为苏俄“在革命经验中提示‘好方法’”被孙中山接受。89孙中山认为欧美的议会民主弊端极大，主张效仿苏俄实行一党制，由国民党肩负起建国治国的责任，即“以党统政”为“以党治国”的核心。孙认为，要把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90而党治国家模式，可使国民党控制中枢，强化社会秩序。这是孙中山“党在国之上”的政治逻辑。

　　虽然早在之前，孙中山已产生一党专制思想，但在“联俄”促进下，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这个理论遂成定制”。911924年1月，国民党“以党治国”理论正式确立，并开始付诸实践。

　　苏俄的“联孙”，是希望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来推行苏俄革命经验和模式。鲍罗廷来广州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从组织上扶植国民党，帮助它制定党的纪律，以便使它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92鲍果然不辱使命，大会期间，孙中山曾经一度想以《建国方略》替代《大会宣言》作为大会提案，但鲍罗廷成功地动员孙中山搁置《建国方略》议案，使得《大会宣言》在大会顺利通过。93

　　对此，加拉罕极为满意：“不管是印度、土耳其还是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像现在（我强调的是现在）国民党举足轻重；像国民党这样，尊敬和崇拜我们的权威；像国民党这样，如此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94加拉罕所谓的“顺从”，是他的小算盘打得如意，国民党《大会宣言》几乎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国民党被纳入共产国际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框架内，如此一来，可将国民党“牢牢抓在手里”。对此，两岸的史学家观点基本一致，郭廷以认为《大会宣言》“与共产国际的主张大致吻合”。95杨奎松的评价是：“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坚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观点以外，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明显地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相一致。”96

　　孙中山本人是如何看这次改组的呢？孙中山自认为，“不是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纲领”。97孙中山认为他的主义不变，只是手段改变。在大会闭幕词中，孙就反复强调：“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98《中国国民党总章》似乎也对孙中山这一定论作了注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特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99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依然是国民党的大法和指导思想。毋庸置疑，在组织和方法上，甚至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孙中山的美式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嫁接了苏式的“革命民权”和“反对帝国主义”等理论。


　　三、“非言主义，乃言组织”

　　如何看待孙中山晚年“联俄”策略的选择？

　　当年受孙中山委托转交苏俄信件的达林就此以为孙的世界观有了“伟大的转折”，这显然夸大其词。孙的亲密顾问鲍罗廷就没那么乐观，在鲍看来，孙中山善变。鲍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排比句：“孙中山——共产党人，孙中山——国民党左派，孙中山——国民党中派，孙中山——国民党右派”。何以这样说？鲍罗廷这样解释，孙中山有时“比我们共产党还革命”，有时，“他又对美国公使说，美国应当干预中国事务”，“忽而他打电报给俄国说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受列宁学说的影响，忽而，他又对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引者注）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100一句话，鲍罗廷认为孙中山的政治面目说不清，无法用共产国际惯常的左中右标准划分。

　　孙中山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没有什么比随机应变更能体现孙中山特有的作风：与任何国家结成同盟都是可能的”。101孙中山急于与苏俄结盟明显有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联俄”的用意很明确，就是争取苏俄的军事援助以统一全国。孙中山毫无掩饰地说：“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随时“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102至于“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103孙中山认定当前“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国民党势单力薄，唯有“联俄”。这是孙受时局所迫的一个考量，并非世界观改变。孙中山明确表态，“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104国民党“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105孙中山其后的系列演讲中，都屡屡声称，愿以新的方法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有行动的党，以建设国家。孙中山多次强调的只是借用其“方法”，属“为我所用”之策略。

　　国民党正统是如何看孙中山的“联俄”？蒋介石说：“国父的联俄政策，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共产主义可行于中国。”1061923年12月，孙中山在邓泽如等呈文中批谕道：“俄国革命之初，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及后与列强奋斗六年，乃始知其用力之最大者，实为对于民族主义。”107就是在“联俄”高潮期间，孙中山也再三表明这一立场。这是“民族主义”说。李云汉则认为，孙中山之“联俄”，“实具有防患与借援二重用意”。108“所谓防患，即是防俄，亦即防共。分析言之，可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防止中国疆土——外蒙古——的被俄侵占；二是防止苏俄武力与北方军阀的勾结入侵；三是防止由苏俄移植中国之共产势力的恶性发展”。109“联俄”必“容共”，郭恒钰认为，“他（孙中山——引者注）对共产党人不太信任，他的意图是‘以防不测’”，“可以更便于控制他们”。110蒋介石的解释更具体：“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绝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111以上这些“民族主义”说，或“防患”说，都没超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范围。

　　大陆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是：“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杨奎松语）112“对苏式革命道路、苏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他（孙中山——引者注）从根本上持排斥立场，这也是国民党的主要政治倾向”。（李玉贞语）113孙中山“既有接受共产国际影响之处，更有其固守不渝的一面”。（王奇生语）114这“固守不渝”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孙中山首度公开“联俄”立场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孙、越会谈中，越飞先是以接受共产主义宣传作为苏俄对孙军援的筹码，孙没有接受，经过一番商谈，成为“防止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发展，是中山先生联俄的基本条件”。115孙的这一坚持，最终体现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第一条：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116

　　在《宣言》条文中，孙中山最看重第一条，越飞不得不作出让步。孙中山宣称他“从未计划，且从未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117孙坚持认为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一直是国民党人抵御共产主义的遁词。

　　孙中山的坚持与苏俄目的相背离。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最高目标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维埃制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发展。因此，苏俄对孙的这一坚持显然不满，当年公布《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就删去第一条，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档案揭秘后才被公布。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为防止党内思想混乱，开始在广东高师小礼堂系列演讲三民主义，从一月陆续讲到八月。孙中山反复举例证明落后的中国绝不能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来均贫富，“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118孙中山详细区分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之区别，孙希望大家明白，“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孙中山想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119

　　以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为宗旨的共产国际，以是否承认阶级斗争，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孙中山显然在捍卫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指出中国不可能行马克思暴力革命的“法”。120孙中山在广州和达林交谈时，孙告诉达林，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不存在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将“阶级斗争”看作社会进化的动力是荒唐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倒果为因”。121孙中山反对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实行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手段是错误的。“和平建设”主张才是正确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要在政治上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经济上的平等。这种做去，方可免除种种阶级斗争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122

　　孙中山这一立场从未改变，这也是《大会宣言》始终没有出现“阶级斗争”、“没收”词语的原因。123据戴季陶解释，孙中山是“从人类生存的出发点，去纠正”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124正由于苏俄深知孙中山不赞同共产主义，鲍罗廷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俄共政治局专门责成鲍罗廷“绝对不能醉心于向中国灌输共产主义”。125鲍罗廷见孙中山时果然就少谈主义。

　　虽然孙中山也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一致，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孙中山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126这个“法”包括用社会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鲍罗廷曾极力鼓动孙中山颁布苏俄式的《土地法令》，但孙中山对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归国有方式相当抵触，没有接受鲍的方案，而是颁布了邹鲁起草的《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该文件旨在保证“农民业佃双方利益”，127这是一种阶级调和方式，以“增进社会和平”。孙中山终究“没有允许鲍氏以其拟议中的《土地法令》在这里制造阶级斗争”，128而是采取温和手段，“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这就是孙中山所说“国民党的办法”。129

　　至于民权主义，大会虽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实行“革命民权”，但从实质上看，“从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角度衡量，国民党对于民权主义的解释照旧也还是没有所谓鲜明的阶级性”。130

　　孙中山的建国纲领，仍是“联俄”前宣布的：“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源。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131孙中山始终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132孙中山要的是有序的善政，基于“恨”基础上的暴力革命非孙所想。鲍对此失望，“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理解，还没达到我们所理解的高度”。133孙的这一思想，早已被列宁斥为“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134

　　孙中山模仿列宁主义的“以党治国”理论，与苏俄的也有很大区别。国民党改组后，即1924年4月，孙中山发布《建国大纲》，明确规定“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分别在军政、训政时期实行，宪政时期则需“还政于民”，藉以说明中国国民党决不采用俄国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对于苏俄所标榜的国际主义，孙中山也没有接受。135对于苏俄的“世界革命”的理解，孙中山与蒋介石“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的看法不同，136孙中山对马林说过，中国和俄国携手可以解放亚洲，但不同意建立类似的第三国际式的组织。孙中山的“世界革命”设想是“民族国际”，其中明确中国要当民族国际组织的“盟主”。137即是“我们国民党自己来领导国际的民族革命运动”，在地位上与第三国际对等。138

　　孙中山引俄入室，一开始是在求援的框架内进行，但施援方意在于“利用广州政府作为在东方推进国民革命的工具”，139援助条件是国民党须按照共产国际提出的模式进行改组。而败走上海的孙中山痛定思痛，要完成国民党的建国任务，当务之急是整党，借用列宁主义的组织机制，改造暮气日深、组织松散的国民党。以孙中山的话来说，“非言主义，乃言组织”，140这是孙中山“联俄”的最主要动机。

　　因此，不论是建国纲领，还是历史观，孙中山的立场始终如一，绝非如达林所认为的那样，孙中山就此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141故此，国民党“一大”，远非人们想象的是俄国人完胜，之间伴随着双方利益消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比后人想象的更为丰富。莫斯科希望通过帮助国民党依照列宁主义的路线进行改组，从而控制国民党的设想未能完全实现。这就不难理解，1927 年国共分裂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立即成为共产国际严厉批判的对象。


　　四、孙中山“联俄”立场之背后

　　孙中山之所以接受苏俄，是别无选择。1923年3月，孙中山对他的美国朋友弗莱切尔·S·布罗克曼这样说道：

　　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

　　布罗克曼问孙中山：“您认为苏维埃是民主的吗？”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说道：“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142孙甚至还坦率说道，“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143

　　对孙而言，“联俄”只是他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非独沽一味。从孙中山的思想底色看，他是一位倾向自由民主主义者。史扶邻说过：“在文化的及政治的传统上，孙中山确是和英、美而不是与苏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144就连鲍罗廷也承认孙受美式影响很大，鲍说：“美国精神在他（孙中山——引者注）头脑中根深蒂固，想予以清除谈何容易！”145孙中山对达林说，他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相通。

　　就是在孙中山确立“联俄”后，孙的目光仍投向美利坚，毕竟“美国是中山先生认识最深，期望最大的国家”。146《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孙中山发表另一《和平统一宣言》，暗示将请美国协助中国“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就在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密谈期间，孙中山两次派遣外事顾问陈友仁赴英驻沪总领事馆，与总领事巴尔敦会晤，一来转达孙中山盼与英国交好，愿与香港政府合作之意；二来暗示孙若继续遭受英的敌视将不得不“联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陈友仁对外宣布，“孙中山与苏俄一起走多远，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1472月，孙中山将一份和平建议书递交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介入调节中国纠纷，却被华盛顿认为是一份想象出来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而不予考虑。孙中山重回广州后，命上海总部的胡汉民、汪精卫等办理和平统一。就是在广州关余交涉失败，对美国期望降到冰点时，“中山先生仍不忘要请美国起而促成中国的和平计划”。148孙中山决意奔向苏俄时，仍一步一回头，其投向英美的期盼目光一直未曾收回。

　　1923年4月，陈友仁再次对外宣布孙的外交政策，继续表示希望得到英、美援助。149孙中山对他所期望的结盟者一直敞开大门，不独苏俄。正因如此，苏俄对孙的系列举动深感不安，加快拉拢孙的步伐：5月来电，对孙中山表示愿随时予以必要援助，并派出马林到广州面劝孙改组国民党。8月，正式派出鲍罗廷赴穗，鲍的最大任务就是力促国民党尽快改组。9月，孙中山与在北京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加拉罕开始直接联系时，孙的美国法律顾问罗尔曼却同时向美国发出两封呼吁信，只是美国国务院对于罗尔曼的呼吁并不重视，照例登记存档。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广州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地区性政权。

　　1924年1月6日，国民党“一大”前夕，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孙中山认为这是一次争取美国“主持公道”的极好机会，再次要求美国插手和平解决中国问题。面对美国的冷淡，孙“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孙中山诚恳而明确地告诉舒尔曼，“美国是中国惟一可以信赖的国家”。150

　　孙中山和舒尔曼的谈话，打乱鲍罗廷的计划，鲍罗廷不得不向孙摊牌：你“是与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一道前进，还是照旧去说服舒尔曼使他相信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甚至盼望他或者类似美国的代表对中国事务进行干涉。”151孙中山虽然通过《大会宣言》，但同时，“孙中山抵制了鲍罗廷要把国民党与苏俄的世界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牢固地拴在一起的努力”。152孙说“华人素信任美国，如美国宣告将在上海或其他中立区，召集一和平会议，全国必响应之”。153可惜，美国国务院认为，孙博士正在制造动乱，反对已被美国承认了的中国政府，加上孙的亲俄倾向，更使美国持不信任态度。

　　在国民党“一大”后期，孙中山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华侨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英国新任首相工党麦克唐纳发贺电，甚至不顾鲍罗廷颜面，称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与其相近，“希望此后英国之对华政策，不复援助军阀与反动派，而能予中国之民治主义与解放运动以自由发展之一切机会”。154“一大”前夕孙中山也发过电报给麦氏。鲍罗廷对孙的接连举动极为反感，讥孙“对麦克唐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155可见，国民党虽已确立了“以俄为师”，也“尚不欲专联苏俄”。156对于孙中山来说，“联俄”只是手里多了张可用之牌，但不是唯一选项，孙仍四处顾盼。

　　我们考察这段历史，发现孙中山凡与苏俄的一些重大交往的节点上，如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酝酿和发表期间，1923年9月17日孙中山首次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通信后，1924年1月6日国民党改组前夕，1924年1月28日改组行将结束等重大时刻，孙中山都同时频频加紧和美、英联络，只是多番努力都遭到对方冷落而不了了之。

　　对此，韦慕庭（C. Martin Wilbur）说：“孙中山期待着美国的援助；但是，十分明显，没有一个美国负责官员考虑过，怎么样帮助孙中山实现其建设目标的问题。”157孙中山说过：“我们从外交考虑愿意同俄国结成联盟，藉以威胁英、美、日。如果英、美、日改善同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为什么只同俄国结成同盟呢？”158乔治·布朗森·雷就认为，孙中山由于得不到他所期望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以致被驱赶投入苏维埃俄国的怀抱。159例如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两次热烈致电英首相，一直没获回电，这就间接影响到大会期间孙最终下决心接受“反帝”口号。160史扶邻对此总结道：“和苏俄结盟，并非孙中山的首要选择。他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态度，与其说是鲍罗廷的个人指导，不如说是列强排斥他所造成的。”161毛泽东的话一针见血：孙中山是“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162

　　孙中山经常重复的名言是：“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163虽然国民党“一大”确立“以党治国”方策，但孙中山的“基本观点和作风没有改变”。164如国民党自称，改组“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事务机关的改组，不是中国国民党主义的更张”。165革命的经验和方法可以学习，主义上则不作让步，这就是“孙文策略”。166即目标不变，但达至目标的手段则可以灵活多变。如《大会宣言》虽然对三民主义重新做了解释，但在根本原则上没有改变。史扶邻对此定论是：

　　孙中山虽然表现了十分灵活的运作能力，但对其目标却坚定不移。特别显著的是对其事业开创初期指定的目标，终其一生，从未犹豫不决。在1905—1906年创立同盟会期间他所制定的目标，直至20年后他去世时，实际上都没有丝毫改变。

　　史扶邻还说：

　　就孙中山而言，其意向丝毫不容置疑，他从未想过以权力集中替代民主政府，更没有视其为最终目的。他坚持民主政府的特别计划，即五权宪法。他还试图倡导国会制度，建立像瑞士那样的最新式的地方自治政府，再次证明了他醉心民主理想的诚意，甚至在最后遭到挫折而转向苏联的那几年里，他仍然坚定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167

　　高华也持类此观点，他说：“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1681924年4月，孙中山发布《建国大纲》，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详加规定，藉以说明国民党决不采用俄国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党治”只在军政和训政时期推行，一党训政，乃是该党为最终实现民权政治，即宪政而采取的过渡方略。宪政时期，则结束党治，开始民治。成立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一切依宪法行事，总统与国会议员均由人民公举，即是“还政于民”，最终完成中国民主宪政大业。也就是说，不论军政、训政，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还政于民”，这就又回到孙中山早年的“宪治”理想，以制度化的手段抑制政府权力，这显示出孙中山早期对民主诉求的郑重承诺。孙中山的军政和训政是为了宪政，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终极目标。孙中山临终前说：“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169我们再反观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大会宣言》、《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重大文件，无一不是以五权宪法作为未来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之，当时的国民党人将“联俄”形容为“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义不变，治党建军经验不妨借用他人。

　　吕芳上说过：

　　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170

　　孙中山一直未放弃对苏俄的独立性，孙的许多重要决策都与鲍罗廷的战略相抵触，甚至孙中山后来对苏俄的事业感到忧虑。只是他所认同的美国和英国继续扮演着帝国主义角色，才使孙没有倒退。171这是孙中山的自身矛盾。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孙中山将来自美式的三民主义和来自苏式的“党治”理论作嫁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使得国民党具有善变性格。1923年—1927年国民党“联俄”，因苏俄为“一党专政”，国民党也倾向“一党专政”。但到了孙中山的继任者，俄国人“失宠”继而被清除，南京政府与苏断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转向“联美”，国民党因而也有了“民主”、“自治”的倾向。

　　抗战后，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按照《改进地方自治原则》，1945年底，中华民国全国自治组织已成立者，县市参议会792个，乡镇人民代表会21146个，保民大会246735个，成立临时参议会者计有7省市。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国民党执政以来，首次依照宪法以差额方式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由具有民意基础的国大代表间接选举。孙中山在《建国大纲》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中称：“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大功告成。”172

　　胡适对结束训政有段评论：“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173“一个政党抓住政权二十多年了，现在自己宣告取消一党专政，而愿意和别的政党共同担负政权。这是第一个重要意义。世界‘政党’有绝不同的两类，一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是三十年来苏俄、德、意的少数专制统治大多数的党。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的组织是学后者的。但孙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制影响最深的人，所以他虽然采用苏俄党制，终不肯承认一党专政是最后境界。”174这一评价实属中肯。

　　“中国没有哪位政治人物像孙中山那样一直易受外部影响，日本为他提供了迅速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先例；英国和美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俄国则提供了组织方法”。175或者可以反过来说，作为一个后现代国家，其社会发展几乎都受到外部影响。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漂移”特质，也可说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注释略

　　李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工作室

　　《开放时代》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