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学者评议《“文革”中的新思潮》，与王绍光讨论

　　黄万盛（前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王绍光先生的发言非常好，基本上是用编年叙事的方法把他关心的问题非常清楚地整理出来。我很感动，有一段时间我在关怀相同的题目，但是我的专业相对集中在哲学领域，所以我更会从思想史的路径去探索。它的组织形态、人员结构常常不是我关心的重点，但是今天的发言让我有很大的收获。碰巧的是，他题目当中提到的那两组人物都是我的熟人，伊林几个月之前还到我的寓所来过。我给您补充一小点。作为个人经历，那些人始终处在自我解释的语境中，他们需要对自己的作为有个说得通的交代。现在，他为什么来找我呢？可能他是想把政治理解的线段再放长。啊，这也可能是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当我们努力来理解我们社会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很多变化的时候，我们在争取把这个理解的线索延长。我们看看能否把70年代，包括王绍光先生主张把60年代后半段，甚至更长远的某些要素也加入到这个理解的长河当中。当我们把理解特定历史时段所发生的重大改变的线索延长时，很多重要的因素就会卷进来。比如“文革”和毛泽东，是我个人很想探讨的问题。我在哈佛的时候，美国研究“文革”名气很大的一些学者基本都在哈佛，像麦克法考尔等。我们有时参加一些会议，有一些交流互动。我努力把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从仅仅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说法摆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谱系当中去加以消化并重新认识，而美国的那些学者基本只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理解毛泽东和“文革”。在我看来，那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作为中国进程的实际参与者，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问题，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清末民初时，当中国开始自觉地进行精神谱系的断裂和再造时，它实际上把中国传统的制度资源彻底抛弃了。因此，一旦夺得政权之后，如何去建立一个制度的架构，就不仅仅是绍光先生描述的那一代人在考虑我们的革新应该革到一个什么样地步，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的领袖集团都在面临这个困境，所以从延安到了西柏坡的那段时间，当看到整个中国的天下快要拿下来的时候，关于制度建构的考虑成为头等要事。事实上，这也成为从制度到思想的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当然，不只是政党领袖考虑这些问题，一些党外的社会精英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个焦虑可能是理解后面中国变动的一个关键点：从价值的目标到制度的配置，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围绕这个中心课题，党内党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主张，这些分歧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愈演愈烈几无休止的运动和斗争。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学者，把他们关于“文革”是权力斗争的思路扭转过来，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线索上来。说实话，这很难，非常难。大家如果关心的话，可以看看《哈佛看中国》，一共三卷本，其中有一卷是“经济与社会”。这部书是对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和专家的访谈集。几十篇的访谈当中，大概我的那篇是最长的，我谈了三万多字，谈论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毛泽东的政治努力和思想活动最后会落实在“文化革命”这个特定的结果中，其思想谱系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当然，我不可能像绍光先生去做一个编年史意义上的工作，我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史的努力，比较多地考虑建立一个可以理解的思想谱系。但是，编年史方面的努力能够帮助我去消化和理解一些另类的复杂问题。王绍光先生研究的这个领域所涉及的人和事在“文革”中是比较少数的，更广大的红卫兵和青年造反派是在另一种语境和心态中，他们构成了更宽广的社会基础。这一群体在70年代及后来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这或许是更有说服力的课题，希望有好的研究。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王绍光先生这篇文章的主题非常好。我们对“文革”中的非主流思潮研究太少，我在会前也跟王先生有所交流。综合起来，一是这些新思潮也好、异端思潮也好，为什么发生在两湖地区呢？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但显然不如两湖地区那样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二是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之间是否有一个思想上的延续性？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除了李一哲之外，这些思潮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毛泽东的种种论述。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在发表其主张和言说时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但前后并不连贯，而且有时他的号召也不能完全贯彻到底。仔细读他的言论，不难发现他在若干问题上也是犹豫的。大体上说，“文革”前期他很高兴，群众发动起来了，“资产阶级黑线”“搞掉了”，“天下大乱”了。不过他也有担心，这在1967年的7月、8月和9月这三个月达到高潮，然后开始局部约束。但随着秩序的开始恢复，他认为官僚主义、“资反路线”好像又回潮了，因此在“文革”后期还有无数的运动，其主旨基本上是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而每一次运动都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当然，事实上它们已经没有“文革”早期的规模和杀伤力，已经温和或者说刀子已经钝化了。也许直到逝世之前，毛泽东也并不踏实，所以才有1976年他对华国锋等人的交代。从伊林·涤西到“省无联”，他们讲的农民运动、巴黎公社，都有很强的毛式原教旨主义的性质。毛泽东肯定是欣赏巴黎公社、认同农民运动的，但他是一国之首，顾忌很多，不可能真正做到“砸烂旧世界”。特别是对党的问题，他号召“向党进攻”，但没有了党，领导核心在哪里？他也没有现成的替代方案，最后是重建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只是行政机构，还是要听党的话，这方面是有矛盾的。我们都记得在1973年的十大上，王洪文的党章修改报告一方面大讲“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依然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当时流行说法是“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而这些为难，生在社会底层、不承担管理责任的青年学生是没有的，面对官僚体制和社会不义，他们可以把毛泽东的造反精神坚持下来。这当然就涉及这些青年学生多大程度上是独立思考的。他们独立于当时的当权派，独立于当时的造反派，但是他们没有独立于毛泽东思想。我们可能更应当高度评价李一哲的大字报，因为它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李一哲的大字报其实比此前的种种思潮更进一步，突破了毛的原教旨，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时代主题。毛是革命家、造反领袖，要从他的思想里找法制的观念是比较难的。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我的感觉是，形式上有连续性而内容上没有连续性。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思潮跟“文革”中其他思潮，特别是反“文革”思潮的关系？比如张志新、史云峰、李九莲、王佩英这些人，他们是反“文革”、反毛的。这在当时并非个别，否则我们如何理解当时要抓那么多的“反革命”？冤假错案极多，但其中确有反对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的。而正是这些反“文革”的思想，而不是伊林·涤西等人，直接通向后来对“文革”的否定。当然，所有这些人都遭到无情镇压。我想这里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王先生文中的种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另外一种反毛、反“文革”的思潮？

　　最后想问一个私人化的问题：王先生今天的观念跟伊林·涤西等人，跟“文革”中以真正造反派、革命自居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关联？

　　老田（民间学者）：我们今天看到的“文革”，已经不是原本的历史过程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问题很重要。为什么“文革”期间特别是早期，造反派把毛泽东思想抬高到压倒一切的高度？这与“文革”的政治博弈需要直接相关。

　　香港出版了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一书，对“文革”初期造反派（当时还是叫做“少数派”）与工作组的对立，在事实上梳理得很清晰。书中提到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7月，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和团中央工作组的干部有过一场辩论，辩论主题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团中央的干部认为党领导要体现各级组织的领导，要具体落实为工作组和各级党委的领导，而中学红卫兵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党的领导只能体现为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中学红卫兵把毛泽东思想凌驾于党的各级组织之上。这个主张如果脱离了“文革”初期的具体历史政治背景，就很容易被看做个人崇拜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主张？关键在于“文革”早期工作组在大中学校中间，在“排除干扰”、“抓游鱼”等口号下，大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这个由工作组领导的运动方式造成一种现实的政治恐怖，从而在中学生中间激发出一种“组织主导的政治将对所有人造成危险”的想象力，从而热切地去寻求一种超越组织和官员主导政治的替代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毛泽东思想才通过学生们的想象力被赋予了“政治解放者”的角色。说到底，是“文革”初期错误的运动方法和官员领导，导致人们对于组织的极度不信任感，这才在反面把毛泽东思想“塑造为”政治解放的旗帜。

　　今天去回顾团中央干部与中学生的争论，很容易想象：一个干部再差，依靠他的年龄优势和工作阅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会高于一个中学生。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老经验说服不了中学生的争论呢？说到底，因为运动的现实在中学生中间造成了不信任感，不管工作组领导批判他们抛出的“黑帮”校长也好，还是批判中间的“反动”学生也罢，都违背政策、法律乃至一般人的道德信条，这种胡乱整人没有任何道理，体现为对权力的极度滥用。这种运用权力的方式，被想象为对所有人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中学生就把自己其实并不十分明了其内涵的毛泽东思想地位无限地拔高，用于否定这种因滥用权力带来的潜在威胁。毛泽东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搞白色恐怖，支持学生建立自己的组织，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让中学生把毛泽东思想简化成一个最强有力的符号，这个符号是武器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文革”当中到底有多少个人崇拜真正来自于夸大的宣传，很难清晰地判别出来，反过来，学生与工作组的分歧却可以明晰地解读出来一种与毛泽东思想这个符号紧密相关的“政治需要”。中学生特别争取一个自己来解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而不是听从“老经验”和“专家”，这也是与“文革”期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博弈相关的。

　　王绍光：单世联问，这些新思潮的倡导者看起来像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信徒，那么它到底“新”在哪里？我想它的“新”很可能跟路德的新教差不多。

　　刚才老田说，“文革”初，也就是1966年7～10月，最重要的思想斗争在于：谁是党？是组织的党还是思想的党？反党是说我反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还是我反党支部书记不一定就是反党？这个解释权到底在谁手里？是在组织手里，还是在我自己的手里？这是争论的关键，这个关键贯穿始终。

　　如果我们要说“解放思想”的话，“文革”中的“解放思想”比后来的“解放思想”更关键。“文革”前，马克思主义也罢，列宁主义也罢，毛泽东思想也罢，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来解释的，好比宗教改革以前，上帝是通过天主教教皇来解释的，是通过上下有序的教会组织解释的。路德的新教允许通过每个个体来解释。这里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个体解释意味着这些个人和团体获得了解释权。新思潮“新”就新在这里，它不再服从组织灌输的解释。林彪相当于这个教皇体系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祭司，但是伊林·涤西可以不听他的，要自己来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新思潮其他倡导者做的也是自己重新解释毛主席说的话。杨曦光要解释毛主席为什么放弃“公社”的提法，因为毛主席自己也没怎么解释，他就自己来解答为什么。鲁礼安也是如此。“文革”中对他们的批判是，他们曲解了毛泽东思想，曲解了党中央，但他们“新”就新在这个地方。

　　新思潮有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首先，其倡导者很少有大学生，大部分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很少有学文科的。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思想中框框比较少。杨曦光大概是高二或高三，伊林·涤西是高三，还有一些人年纪更轻。即使年纪大一点的，如鲁礼安，不过是大二的学生，但他学的是船舶，船舶系当时是华中工学院最好的系，与军工有关，与潜艇有关。

　　其次，他们的团体都很小。有一次我与两位澳大利亚学者争论，他们可能被杨小凯误导了，认为“省无联”是个巨大无比的组织。我告诉他们，哪里有这么回事，“省无联”挂名的单位很多，但核心也就十来个人。武汉的“北决扬”核心人物也不会超过20个人。其实，全国的新思潮组织都一样。这些小群体聚集起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如“北决扬”中有些自学研究天体物理的人。

　　第三，新思潮具体“新”在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判断中国有没有一个新的阶级，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1957年，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出版了《新阶级》一书，在世界上很有名。但很少有人知道，1957年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个讲师周大觉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理论。60年代初，《新阶级》被翻译成中文，内部发行，而新思潮的倡导者都没有见过这本书。他们独立提出了“阶级关系变化论”、“红色资本阶级论”，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是新的。二是判断中国将向何处去。当时官方的讲法无非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多数造反派想的无非是把“走资派”批倒、批臭，把权夺过来，就万事大吉了。而新思潮的倡导者想的不仅仅是把人换了，还得换机构，这个机构今天也许是“公社”，明天也许是其他什么东西，如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提出的目标就有变化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三是判断什么是通向未来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新思潮的倡导者有点盲目模仿毛泽东，有点原教旨主义，因此他们鼓吹夺军权、武装解决问题。但是后来出现了变化，如广西有一个中学校长，叫刘振武，他1968年写过两封公开信，认为“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的派别斗争毫无意义，建议“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又如，1968年初，浙江出现了一批人，他们说，不要打派仗了，有什么问题不要去打了，选嘛，选出来的人进入革委会。据说，浙江有些厂矿开始试着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我之所以没有把这些人和事列为新思潮，是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团体行为，往往没有政治影响。他们采取的是写信的方式，或是私下的言论，属于私行为，不是公行为，而新思潮全是公开的行为。不过到了70年代，李一哲这类新思潮的倡导者开始重新思考派性问题。这时他们已经不赞成用夺权的方式、你死我活的方式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李一哲提出的方法是民主与法制。早期新思潮中从未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他们提巴黎公社，但是到了李一哲的时候，这个词出现了，法制出现了。当然，他们用的是“法制”而不是“法治”，还不了解两者的区别。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新思潮对现状的判断、对目标的判断、对途径的判断都是不断演变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原来的新思潮倡导者的想法，他们的同代人与后继者的想法还在变。

　　《开放时代》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