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派往中国的密使柯瓦廖夫

  
　　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向您介绍苏联军事家、国务活动家伊万·柯瓦廖夫的回忆录。所有关于中国方面的问题，斯大林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掌之中。甚至那些毛泽东提出的最为细小的、带有局部性质的请求都要发给斯大林，而且仅发给斯大林。在传递毛泽东主席致函的中间人当中，就有伊万·柯瓦廖夫先生。

　　伊万·柯瓦廖夫出生于1901年，曾经高居很多领导职位，其中包括领导人民委员部和交通部。在1993年柯瓦廖夫去世之前，曾就自己的回忆录进行过交流，其中也包括在中国的工作情况。

　　他回忆说，在1948年5月中旬，斯大林把我叫了过来。他拿出刚刚从毛泽东那里收到的电报。在电报中，毛请求向中国派遣解决经济问题的苏联专家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恢复在满洲的铁路运行。我被任命为这个工作组的组长。

　　工程兵退役中将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柯瓦廖夫对自己即将到中国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在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和打击日本军国主义期间，柯瓦廖夫曾任交通部人民委员，并是苏联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1948年6月，毛泽东非常需要在打击蒋介石军队的战役中对铁路运输进行保障，斯大林为此派出在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委托柯瓦廖夫作为自己在毛泽东身边的私人代表。

　　当时，柯瓦廖夫的官方职位是苏联部长会议中长铁路事务代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彰显苏联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支援。因此，柯瓦廖夫小组的全部工作都是在极其隐秘的状态下进行的。

　　在中苏关系中，联络员、全权代表、顾问、密使和其它身份人物机制的设立，是针对当时情况的一种自然的必要反应。要知道，在上个世纪的整个前半部分时间里，在中国形成了双重、甚至是多重的权力体系。莫斯科需要和中国的若干政治力量保持联络。

　　因此，与当时派出的官方外交全权代表或者政府大使相平行，苏联在中国其它政府机构中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从常规来看，莫斯科要和两大现实政治力量、即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领导的权力机构共事。莫斯科在每一个权力机构当中都有自己的人马。其中有的人是全权代表或者大使，有的人是政治或军事顾问，有的人是塔斯社记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员，有的人是恢复铁路运输网络的全权代表。

　　然而，无论是官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代表，其在莫斯科的主人只有一个，这就是斯大林。介于此，斯大林力图从各个渠道来获得信息，以便为自己形成客观的、关于中国的现实图景。此外，斯大林对任何人都不相信，因此，他常常要使不同的机构进行相互竞争，迫使他们嫉妒般地进行相互监督。

　　柯瓦廖夫回忆道，1948年12月，我返回了莫斯科，就中国的局势问题亲自向斯大林进行汇报。1949年1月，我陪同米高扬再次来到中国。米高扬要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举行异常秘密的谈判。在这些谈判过程中，柯瓦廖夫首次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相识，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和他们保持着最为紧密的工作关系。也就是从此刻开始，柯瓦廖夫将军在中国的使命内容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前，他主要的工作方向是为中共和解放军组织技术上的帮助，现在，他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向斯大林汇报中共领导层、中国总体情况方面的信息，并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进行联络提供支持。

　　1949年春夏之际，关于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有鉴于此，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问题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有柯瓦廖夫将军。因此，柯瓦廖夫将军能够有幸参与为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进行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工作。

　　1949年7月和8月，他陪同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秘密出访。中方代表团和斯大林就最为重大的双边合作和国际局势问题进行了谈判。

　　据柯瓦廖夫回忆，他对谈判中涉及到的所有内容都进行了记录。这些记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与毛泽东即将举行的各种对话。柯瓦廖夫将军说，我已经很好地了解到，毛永远都不会满足于一个信息渠道，而是要在所有和我交谈过的人那里来验证信息的准确性。与此同时，我和毛泽东之间是相当信任的关系，我们可以就最为尖锐的问题来进行公开的讨论。针对一些微妙的问题，毛则更多地要通过周恩来来进行试探。其中，也包括中共与美国人的关系问题。

　　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柯瓦廖夫继续回忆自己在中国工作中的重要镜头。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经过持久而非同寻常的谈判之后，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及其它一些重要的文件。但这些内容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这样，我有幸参与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关联的重大问题的工作。从此开始，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柯瓦廖夫将军认为，当年发生的很多事情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为公众所了解。

　　俄罗斯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