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宽严大会”亲历记

作者简介：严祖佑，生于1943年7月。1961年7月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1964年9月26日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同年秋曾在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邮电俱乐部二处，公开举办该“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展览会（是1949年以来，上海市第一起公开举行的，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反革命集团罪行”展览会，至今总共两次）。1966年被处劳动教养两年，1972年被再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80年平反。曾做过商店营业员、中学教师、报社记者。2003年退休。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主任记者。《人曲》是作者以其十四年牢狱生活为内容的记实作品。


一．

1972年12月，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辗转关押了八年多以后，终于作出了判决，我被判刑十五年。判刑当天，我住入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六号监三楼。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六号监是独一的双酿团。

双酿团是一种苏式糕团。

我母亲是苏州人。因之，我自幼对苏州的甜食情有独钟。在苏州甜食中，又以各式糕团独步海内。在苏式糕团中，有一个颇有特色的品种，叫做双酿团。那是在一只小小的糕团中，同时包有两种馅心，其一是以黑洋酥命名的拌糖黑芝麻；其二是黄豆粉。一口咬下去，两种色、香、味殊异的馅心同时入口，十分诱人。

说六号监是双酿团，就是因为在同一幢监区内，居住者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状态的犯人。

一种是刚入狱的新犯人。还有一种是即将刑满或已经刑满，等待出狱的犯人。

有时候，一些将要押送外省劳改场所服刑的犯人，在离沪前几天，也在这里集中。

三楼以上，住的是新犯人；二楼和一楼，是等待离开监狱的人。

因而，六号监又被称作出入监，或者说是人间的鬼门关。新鬼从这里进入地狱，老鬼又从这里开始新的轮回。

二．

进入六号监不多天，就聆听了一场“宽严大会”的实况广播。

这样的大会，在提篮桥监狱，大约每年举行二、三次，其程序和内容都是一成不变的。首先由狱方代表宣读公检法军管会的判决，对一些改造表现特佳的“立功”人员，予以提前释放或减刑；同时对另一些在服刑期间重新“犯罪”者予以加刑。第二项是由数名表现良好的犯人在大会上发言，倾诉自己的“改造体会”。最后由监狱负责人进行总结，并宣读若干获得表扬的犯人名单。我以前在提篮桥监狱居住过近一年，对此已司空见惯，但绝大部分新犯人却还是首次躬逢，因而具有相当的新鲜感。

这一次大会，有两个人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像。

两位都是九号监的女犯。

第一位开口时，我听到了一个十分怪异的嗓音：“偶（苏北土音，我）是一个地主分子……”

那声音又粗又沙，雌雄难辨。初听之下，我几乎以为是个男人，但会议主持者分明说是九中队的犯人。住在九号监的，当然只能是女人。会后，据几名代表六号监参加大会的劳役犯回来说，那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妪，已经羸弱得走路都显得吃力，是由一位年轻的女犯搀扶上台的。

那又粗又沙，非男非女的嗓音说：“偶（我）是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地主分子。偶的家乡是新四军的根据地，一九四九年初，偶丧心病狂地跟着还乡团回到乡下，向佃农收租。偶收到的租米，足够上百个人吃一年。政府判偶无期徒刑，是对偶的万分宽大。”

接下来，就是介绍自己这些年“积极改造”的种种表现。她说的具体内容，我已经都忘记了。每一位“积极改造”的犯人都有着极其相似的三部曲，那就是拼命地劳动，不遗余力地“揭发、批判”他人，以及呕心沥血地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和著作。这位苏北籍女士，在这三方面的表现，都使我叹为听之。尤其她说到自己是文盲，却耗尽心智背出了许多篇毛先生的大作——她当时说出了一串目录，其中有不少是长文。可以说，她在这方面的毅力和决心，决不输于另一位不识字的农村老妪，当年名动全国的顾阿桃女士。顾女士是“贫农”，因而成了“革命群众”推崇的偶像。可惜这位女士是“地主”、“反革命”，只能沦为犯人中的“明星”。

我记得最为分明的是，这位女士在结束发言前的最后几句话：：“偶深深感到，判无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对改造失去信心。无期就是没有定期，这是政府给偶的一个机会。哪一天改造好了，这就是期。年龄也不可怕，偶今年虽然七十多岁了，但偶还是个小把戏（苏北话，小孩），因为偶以前的五十多年都是白活，不能算。偶真正的年龄，是从投入改造的那一天开始的。偶改造了二十来年，偶只是二十来岁的大姑娘，偶的前途还非常光明，非常远大。”

这些话语，伴随着那近似歇斯底里的低沉、嘶哑、中性的嗓音，带给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诡异。
次日上午，小组学习的内容，自然是讨论前日的大会。当说到这位女士时，无论政治犯还是刑事犯，无一例外地流露出相同的表情：苦笑、摇头和轻轻的叹息。
                            
三．

另一位发言的女士，使我感到震撼的，并不在于其内容，而是她的身份。

会议主持者在通报发言者的番号和姓名时 ，吐出了三个字：荣智和。

号称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先生的女公子。

一九六二年，我和荣智和女士有过一面之缘。

那一年，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举行了一次市委扩大会议，我应邀列席，并被安排在学生组。学生组大约有十来位成员，除了时任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的郭醒民先生（复旦大学），以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何占豪先生等少数人是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的正式委员外，大都是应邀列席的各界知名人士的子女，其中尤以工商界知名人士的子女多。记忆所及，有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退前夕，曾任上海市代市长，负责同新政权交接的赵祖康先生的儿子；在“文革”中双双悬梁自尽的，原上海最豪华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老板胡治藩先生及夫人，著名京剧演员金素雯女士之子胡思华；以及永安集团郭氏、火柴大王刘氏的后人，荣女士是列席人员中最年长者。其时她病体初愈，正休学在家，是所有人中最娇弱的一位。说话的声音也极细，坐在一张桌前，隔开几个座位就难以听清。

当时，全国性的大饥馑正处于高潮。会议期间的午餐是招待的，一桌八个人，四荤、四素、一汤。我所在小组的成员，生活水准虽均属社会中上乘，对此伙食标准也都十分满意。却唯有荣女士一人，从未在餐厅同大家共进过一次午餐。每至中午，必由司机将她接回家中就餐，下午再返回会场。

会后，我们部分男生，有一段时间私下还保持不定期的小聚。大约过了大半年，听说荣女士结婚了，后来又听说她的丈夫戚先生是我高中时一位同届校友的哥哥。荣女士入狱的原因，据说是在文革中被指控企图与丈夫共谋出境，因而以“叛国投敌”罪，判了她五年有期徒刑，戚先生七年有期徒刑。
荣女士在这次监狱大会的发言中说，她入狱后，狱方特意安排她担任劳役犯——我听了倒抽一口冷气，劳役犯的必修课，是每日三次背上掮着一百几十斤重的饭板，重复多趟从一楼冲到五楼。我无论如何难以想像，以她的纤腰，是如何顶起像山一般沉重的饭板的。

然而，荣女士竟然挺了过来。而且，据她说，身体也强壮了，多年的宿疾也痊愈了。

的确，监狱生活可以治愈不少疾病。即如轻度的精神病——当一个人在身体上处于极度劳累，精神上处于极度恐慌的双重压力下时，正常人可能会被逼得发疯，而精神疾患者所常有的焦虑、臆想等等现像，却会受到抑制，其症状就会减轻乃至消失。又如胃病，往往是由没有规律的不良饮食习惯引起的。一旦进了班房，一日三餐，既定时定量，又绝无暴饮暴食之虞。我在大学时，由于常睡懒觉，来不及吃早饭，经常胃痛。住进南车站路第一看守所以后，不到一年就痊愈了。一九七五年，我第二次到军天湖农场，同队有一位姓董的难友，患有大面积牛皮癣，求医十余年不仅未愈，且越来越重。参加农场劳动后，虽盛夏酷暑，常赤着上身干活，在烈日烤晒之下，一身皮肤乌黑如炭，不到两年，牛皮癣竟不治而愈。

这一切，在当时都是被我们这些囚犯称颂为通过“改造”所产生的奇迹。

那实在是一个“奇迹”不断的时代。

岁月悠悠，今日的荣女士，当早已获得“平反”。荣女士的尊大人荣毅仁先生，更曾荣任国家副元首。而荣氏家族，在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又一次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钜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荣女士若回忆这一段往事，想必亦当感慨万千。   

严祖佑，《人曲》選章，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