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娃：甘肃大饥荒调查实录

【《开放》杂志金鐘按：中国1958—1962 史无前例的大饥荒真相，随著杨继绳《墓碑》多种文字的出版，已為文明世界更多人所知，也引起中外学界的重视。依娃女士就是一位不倦的调研者，她的重点是甘 肃省。曾往现场採访过上百位现已高龄的倖存者。史料弥足珍贵。她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去全国作现场调查，揭开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真相，以慰数千万饿殍和大 规模人吃人的死者的亡魂。】   对於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知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知 道十年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被迫害、死去。但对於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数千万农民在没有战争、没有灾荒的年代活活饿死，这场人类歷史上最大的悲剧，今天仍 然鲜為人知，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有些人问：「既然饿死了这麼多人，為什麼没有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万人坑？」「為什麼我没有看到证据？」甚至有人说「是对毛主 席和共產党的污衊。」「是海外反华势力捏造出来的谣传。」   漫长半个世纪过去了，大 饥荒死亡者的冤魂还没有得到慰藉，倖存者的心灵还没有得到安抚。没有人认罪，没有纪念碑，没有纪念馆⋯⋯没有官方认可的真相揭露。笔者用两年时间走访当年 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饿死一百三十万人口的甘肃省，寻找大饥荒倖存者，採访调研，记录第一手的口述见证。   酒泉夹边沟：右派死亡集中营   夹边沟。地处甘肃酒泉地区的沙漠荒滩之中。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将甘肃省的三千多名右派分子（多是大学教授、报社编辑、中学教师、作家、画家等），遣送到夹边 沟农场劳动教养。他们住著地窝子，喝著糊糊饭，在寒冷、劳累、绝望和饥饿之中，有两千多名右派饿死。其中包括中共高干傅作义的弟弟，从美国归国的水利专家 傅作恭先生。   在天水市，笔者有幸採访到三位夹边沟倖存者，其中之一是九十高龄的李景沆先生，他是天水一中的老师，也是一位虔城的基督徒，终身侍奉上帝。他是天水一中六位去夹边沟的老师中，唯一活著回来的人。著有《蒙恩歷程》一书。   「我被打成右派后，一九六○年冬天，在酒泉的夹边沟。那时已经饿死了一千多名右派，但是上面还指示，让我们转去高台明水河农场搞春播大战。一无土地，二无水源，三无工具，四无籽种，五无住处，这不是让这些知识份子白白去送死吗？不是集体的屠杀吗？」   两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河，一天只有四两的糊糊汤可喝，他们找草籽找蜥蜴，吃一切能吃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连大小便都走不动到外面解决，只能拉在自己冷冻的床铺上。   三千名右派，最后饿死得只剩下四百多名。因為有时一天就是四、五十个，来不级埋葬，只有拖出去扔在戈壁滩上，让狼吃掉啃掉。有一个邓立之医生的身体被饥饿的右派刮去了屁股上的肉而食。   七 十七岁的蒲一叶，当年是天水市团委「黄蜂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因為年轻气盛，给市委领导贴了一张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他回忆道：「睡在我旁边 的姓何，我叫他小何。上海人，大家叫他小上海，他饿的成天呻吟著「妈妈！妈妈！」我劝说「你不要叫了，你妈妈在哪裡呀？」他就哭开了，可怜得很，才二十出 头嘛。可是到了第二天，我推他，他已经死硬了。被子一裹抬出去就埋掉。我另外一边是一个兰大的法律教授，他就说了一句「把我们的法律健全一下。」就被打成 右派，也饿死了。家裡还留下四、五个娃娃。我们一个地窝子，刚开始四十多个人，最后饿死得只留下不到十个。我算倖存的，因為妈妈给送吃的，算是活下来了。 我害怕人家偷我的馒头乾，晚上就放在头下睡。」   现年八十二岁的赵铁民是五十年代北 京大学的数理系高材生，他在报栏上看到「支援大西北，西北要人才。」就积极报名来到大西北当中学数学老师。五七年，因為他所在的天水铁中右派名额完不成， 他被补充进去，送夹边沟「劳动锻炼」。「我想去个半年就回来了，谁想到那裡没有吃没有喝，比劳改还厉害。我吃过青蛙，吃过蛤蟆，找点柴火，用棍子一戳烧一 烧，熟了没有，不知道。我不想死，我就想回来看看我的老伴，我的孩子啊。」说到这裡，八十二岁的老人泪水纵流，泣不成声。他从夹边沟回来后，没有工作，拉 板车给人送货十多年。昔日有骆驼祥子，今天有北大祥子。   仅仅天水地区，去了二百三十八名右派，仅仅回来二十二个，其他都命丧夹边沟，他们每个人得到二千元的抚恤金。由作家杨显惠的小说《夹边沟记事》改编，王兵导演的电影《夹边沟》，曾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目前还不能在国内公映。   最先饿死地主富农、四类分子   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初期的土改，全国枪毙了七十多万地主，几百万家庭被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他们的子子孙孙都继承这个成分。五八年陆续开始饿死人时，首 先饿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分越高，活下来的可能性越小。富农家庭也不能倖免，因為他们被驱逐出家，剥夺了一切财產，比饥饿的农民得到的粮食分配更 少⋯⋯   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的张忠信老人出生於地主家庭，他记得一个姓赵的干部领著四十多人闯进他家，用绳子捆绑吊打他父亲、大哥，抢去家裡的傢俱、牲口、被褥、农具，只剩下一个破木桶。「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庭就饿死了六口子人。」   张 忠信的大哥张忠平饿死时不到四十岁，临死前对他说：「我不行了，以后麻烦你照看我俩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三十多岁的二嫂，因為两个孩子出门逃荒，没有音 信，而天天哭泣，哭的瞎了眼睛，最后还是饿死。同时饿死了一个几岁的小姑娘。因為是地主家庭，偷庄稼被干部处罚更严厉。张忠信的五叔父因為偷了一碗豌豆， 叔母被逼迫跳崖身亡，叔父被迫上吊自杀，最后一个没有人管的三岁侄子，一头绑在腰上，一头绑在窗框子上，活活饿死。说到「一碗黄豆，三条人命」的家史，张 忠信老人流下悲伤的泪水。「这些事情我到死都不得忘，像电影一样从我眼前放过。」    现年六十二岁的农民牛 富贵，出生於一个富农家庭，家裡饿死了爷爷牛福成、父亲牛志恆、姐姐牛佛黛、弟弟牛祥娃、和一个尚未取名的小妹妹。「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大人还挖个坑一 埋，小孩就抱出去一扔。我经常三、四天没有一口吃的，就唆点冰柱子。都不知道，怎麼活过来的。饿的滋味，不好受。」因為饥饿，牛富贵的个子只有十来岁的孩 子高。   饿死八万人的「通渭问题」   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於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暴露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為「通渭问题」。   一 九六五年通渭县的报告《通渭的歷史经验教训》中写到：「全县人口死亡六万零二百一十人，死绝了二千一百六十八户，一千二百二十一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 ⋯⋯」这个数字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出现多起人吃人案件。   笔 者来到通渭县鸡川镇採访，他们中有九旬老人，也有六十出头的倖存者。听老人们说这个村子当年一到晚上，队长就带人给家家户户上锁、贴封条，不允许已经饿的 奄奄一息的村人掐穀扭穗偷吃活命。大兵团到各家各户搜粮，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砸炕撅灶，把没有粮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队的劳改队劳改，辱骂拷打，好多人不 是被打死在劳改队，就是饿死在劳改队。那时，公社、大队都有自己的劳改队，可以任意对社员打、吊、泼、跪、扣饭等等刑罚惩处。   笔者採访到七十四岁的苟应福老人，他说：「我们一家子饿死完了，就活下我一个。」当细问饿死的人是谁？名字？多大年纪时，老人一一回忆起来。笔者详录如下：   苟振德，男，四十八岁，苟应福三爸爸。 王菊莲，女，四十多岁，苟振德之妻。 苟根来，男，十四岁，苟振德的长子。 苟××，男，十二岁，苟振德的二子。 苟××，女，年纪不详，苟振德大女儿。 苟××，女，年纪不详，苟振德二女儿。  苟××，女，二、三岁，苟振德三女儿。  苟振武，男，五十岁，苟应福二爸爸。 刘×娥，女，五十岁，苟振武的老婆。  苟××，男，七、八岁，苟振武之子。 苟××，男，五、六岁，苟振武之子 。 苟振兴，男，五十五岁，苟应福父亲。 牛中娥，女，五十五岁，苟应福母亲。 苟应斗，男，三十四岁，苟应福的大哥。 苟××，女，四、五岁，苟应斗大女儿。 苟××，女，二、三岁，苟应斗小女儿。   苟应富老人一家就饿死了十六个亲人，令人髮指。他自己没有被饿死，是因為他当时去「共產主义的宏伟工程，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的洮河工程上当民工，逃过一劫。   「有没有人来调查过你们家饿死多少人？」「没有。」   「有没有人来记录过？」   「没有，从来没有人管，死了就死了。」   同村七十四岁的苟祥子说「我的弟弟、妹子都是饿死的。娃娃一死，我抱出去就扔了。我看见村边水沟裡都是死娃娃，扔满了。那时间，一家子饿死一半人是正常的。」因為母亲吃不到饭，没有奶水，许多婴儿被活活饿死。   同村八十九岁的老奶奶王彩林饿死两个女儿，她靠偷吃猪食活了下来。五十年过去了，老人吃完饭，还是习惯把碗舔得乾乾净净。这个饥荒年间留下的动作让笔者看著惊心，心痛不已。真是「吃饭舔碗，通渭特產。」   从未记录的大规模 人吃人事件   「人 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饥荒过后这麼对毛泽东说，令龙顏大怒，被后来的文革迫害致死。都到了国家主席承认、惊慌、不安的程度，可见 大饥荒中的人相食到了何种程度？仅仅安徽省公安厅有文件记载的人吃人案件就有上千起之多。由於当时严控的政治环境，更多的人相食事件并没有报案、记录。笔 者所调查、记录的大部分是吃饿死的人，也有杀了活人吃肉的案件。有几例是吃人者被政府发现，逮捕枪毙，还发了佈告。但是他们吃人的唯一原因：饥饿难耐。   甘 肃省秦安县王家村，那家有一个老汉，五十多岁，孙子也就是个四、五岁的样子。儿子、媳妇能跑动的都出门要饭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动的留在家裡，没有吃 的，没有办法。娃娃饿的成天哭，要吃的，爷爷也给不上。老汉饿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动弹，就打这孙子的主意，屋裡再没有啥吃的。爷爷硬起心来，抱了些柴，烧 了些水。甘肃有些地方锅头都是在炕边上，爷爷就问孙子：「娃，水煎（开）了没有？给爷看看。」孙子饿得皮包骨头的，还乖得很，鼓劲翻起来看了看锅，就给他 爷爷说：「爷，煎了，我看著煎了。」爷爷又说：「没煎，你哄爷哩，你再给咱看清楚。」娃子往锅边边子爬近了些，给他爷说：「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 他爷又说：「没有，你凑近些，再看看。」孙子一凑近，爷爷把孙子一把就掀进锅裡。煮熟了，这爷爷就把自己的孙子吃了。谁能想像这幕饥饿的惨状？   还 有静寧县的宋宏仁老人回忆：「我的堂兄宋东川和堂兄宋勤珍从工地上回来，眼看有个人拿著镰刀来撵他们，宋勤珍跑得快跑了，宋东川没有力气跑，被那个人一把 按住，杀掉刮著吃肉了，人饿得跑不动。」笔者问：「是在白天，还是晚上？」宋宏仁说：「白天。」又问：「有没有报案？有没有人来调查？」宋宏仁说：「那阵 人都饿得走不动路，谁报案去？没有人管，连尸骨都没有拉回来。」   人吃人现象在甘肃 省的重灾县通渭、秦安、静寧并不是个别现象。笔者的採访中，很多老人都亲眼目睹有人在大路上、田间刮割死人肉，拿回家充饥解饿。有两位老人更是回忆到，因 為当时吃死人肉太多，干部们把死人肉端到会场上，教育社员们不要再吃死人肉了。八十二岁的通渭县农民染月花说：「有人把人肉醃了几缸，準备度荒，都成黑色 的了。」   陇西县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把母亲的尸体藏在地窖裡慢慢吃，被发现后逮捕枪毙。在天水市发现有一个老妇人贩卖人肉包子，裡面有小孩指甲。被逮捕枪毙。受访者曾经去枪毙人的现场观看。   和中国歷史上所记载的「人相食」不同，这是在没有战乱和天灾的和平年代发生的大规模的人吃人现象。因此，应该有更多有责任感的歷史学家、学者，去实地走访，趁一代倖存者还健在，记载这空前悲惨的歷史真相。   十万妇女从甘肃逃荒卖到陕西   今 天，有「陕甘一家亲」、「陕西人救了甘肃人」这些民间说法。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几年之内，从甘肃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陇西等地县有八万到十万 的妇女逃荒要饭到陕西的宝鸡、武功、兴平等地，和当地的男人同居。她们当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饿死了，没有办法生活，带著年幼的孩子出门找活路。有些是已经 嫁人，但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保男不保女，让儿子吃，饿死媳妇去。」女人被饿得跑出来。也有年纪只有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子，父母没有办法，对她们说 「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来一条活命。在家就饿死了。」於是，很多妇女在人贩子的带领下、或者成群结队的扒火车、扒煤车、扒油罐车来到当时条件相对好一 点的陕西省，奔她们唯一的出路，嫁给当地男人生存下来。 现年七十七岁，落户在户县的王秀英老人说：「我那时候已经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给吃的，把一个儿子饿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个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编了个谎「放开手，妈妈给你要饃去。」就抱上一个刚生下四十天的娃娃，扔下二岁的娃娃往陕西跑。」   但 是，在当时严控的政策下，这些因為饥饿不得不逃荒乞讨的妇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车上赶下来，被强制收容，有些人就饿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见「前一天 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有两个、三个人死了，被抬出去。我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我是没有办法，回去还是饿死。」被收容后的王秀英，被派去干活，不然连一碗 热汤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来，放在草地上的女儿已经饿死了。她祈求看门老汉给扔掉，老汉不愿意，说是一条人命。没办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儿扔到麦地裡。   来到陕西户县，媒人一连给王秀英介绍了三个瞎子，王秀英气的大骂：「你们陕西男人都是瞎子吗？」最后她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多岁的男人，在陕西生活下来，生育了四个儿女。   户 县七十多岁的张海花说：「把我就换了两斗玉米。我不爱这个地方，想老家，但回不去了。」兴平县七十一岁的李淑芳老人说「一下火车，就有这裡的男人等著。两 个人见面，男人说「跟我走，我家裡有吃的。」女人就跟上去了。我就是这样来的。」 十六、七岁就被人贩子领来的王秀英说「人家人贩子把钱一拿，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就天天哭，天天哭，什麼办法都没有。」   一 九六二年，甘肃和陕西双方在陕西西安开会，制定出《陕甘两省关於处理甘肃外流妇女与陕西群眾非法同居问题的座谈纪要》，把一些留陕妇女遣送回原籍甘肃，有 两万多妇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妇女和留在陕西的妇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肃或者陕西，母子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是她们心中永远的痛。   王 秀英老人说：我的儿子来找过我，但是在陕西留不下，我这裡的儿媳妇不愿意。他就回去了，有时给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陕甘一家亲是用血、泪、生命凝集在一 起的。当时陕西男人的善良、厚道，的确是收留了数万甘肃逃荒妇女和他们的孩子，扶养他们长大成人。是大饥荒中令人感动的人性光辉。   我们永远纪念你们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这场仍然被掩盖、被掩埋真相的大饥荒。饿死的三千六百万人是一个什麼概念？小学生都可以算出来。   这是一场人类歷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於饥饿和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歷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他的百万言《墓碑》中这样写道。   他们死了，我们活著。他们不是和我们没有关係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手足。我们应该永远纪念他们、悼念他们。   笔者的大饥荒亲歷者访谈实录正在出版之中，意在让人们更加瞭解、关注这场饥荒，记住这场人类的最大悲剧！    ------------------------------------------   依娃简介   1965年出生於陕西省富平县农民家庭，度过贫寒童年。曾在金融机构任职多年。 1993年随夫赴美，麻州CLARK大学进修英文两年。自幼喜爱文学，移民后作品多见北美中文报刊，曾获新世纪华文文学奖、萧邦图书馆徵文奖等。著有《我的乡村》《锅盔、煎饼、石子饃》等散文集。 中国1958-1962大饥荒中，家族五人饿死，近年开始做大饥荒调查研究。

依娃，《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