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请中共出兵：先用“激将法”后下命令

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中）


　　三、蒋请中共出兵的方式：“激将法”与下命令并用

　　中条山位于晋南黄河三角地带，广袤数百里，形势险要，中条山的中央军在此牵制日军数万兵力。日军曾对此地区进行了13次扫荡，都未能占领该地区。而一旦日军攻占中条山，则其渡河南犯、西犯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只要日军渡河攻占了西安，则不仅仅对四川(重庆)有重大威胁，就是对陕北(中共)也有重大威胁，甚至还有可能西进新疆，对苏联形成威胁。可以说，中条山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事实上，重庆各方包括苏联军事顾问早就在提醒蒋，日本可能攻击陕西。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诉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应防(日军)侵攻昆明，及陕西同时并攻”。[39]日苏中立条约于13日签订之后，日军就开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记记载说，从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讯，几于无日无之，其气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亦似敌必取洛阳西安者，洛阳判断如此，而情报亦确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40]但是，军方高层并没有认真、快速地作应战准备，参谋总长何应钦从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阳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在作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4月20日，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指出：“晋南之敌，似将夺取我中条山，企图彻底肃清我黄河左岸之部队，尔后进犯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窥长安。”[41]从何的语气可以推知，他对日军是否将攻取中条山仍然没有十分肯定的判断。更有意思的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从3月下旬赴重庆参加五届八中全会(3月24日开幕)开始，至少4月20日还没有返回洛阳，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的时候，卫立煌居然没有参加。蒋则一直到25日才“预定”加强中条山和洛阳、潼关的工事。5月2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做好应战准备。5月3日，第一战区才制定了作战计划。无疑，国民党方面的应战准备太迟、太不充分。徐永昌事后就总结说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有：“一、各渡河前岸无防御工事；二、措置垣曲等重要地带部队特别脆弱；三、半月前已知敌进犯但无适当准备；四、本部早已呈准令其(准备)，而以俊如(即卫立煌)迟到，未能如期做到。”⑩

　　5月7日晚，十余万日军发动全面攻势，第二天战略重镇垣曲就失陷了。6月初战役结束，(11)中条山根据地失陷。6月30日，蒋介石在总结与反思这场战役时说：“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42]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日军“实施完整的包围作战，击灭了中国军主力。其战果乃在中日战争中所稀有”。[43]战争的激烈与惨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为了让处于劣势且疏于准备的中央军保住中条山根据地，蒋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44]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45]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12)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46]也就是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徐永昌5月9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会报会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就“藉委员长质周语，会报时提议命令十八集团云云”。[47]

　　徐永昌更反对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5月9日的会报会上，会议由多数人议决：“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命令并叙日人乘我内部磨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对此很不赞同，他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此处徐永昌提到的“委员长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蒋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往“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认为即使此时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也必须“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会议结束之后，徐永昌觉得如果“即对该军下令，必贻后悔”，特再次电话告知蒋介石：“(二)我们应告周恩来以前日之话是警告性质，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三)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之，因周恩来自会知照朱、毛。(四)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也。”此处的第二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徐永昌明示其后半段是蒋添的，也就是说蒋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军配合作战，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八路军打不打日军，就是中共与日军妥协不妥协的证明。蒋采用的仍然是激将法。而且，蒋“完全同意将二三两条即电话为章办理”，因为第二天早晨刘为章又约定周恩来见面。[48]虽然这时蒋介石已经得知中共的答复，并认为这是“中共藉此要胁，应以淡然处之”，[49]但依然命令刘为章再次约见周恩来，可见他是非常急于“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

　　此时，不仅蒋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挥官卫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说：“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50]同一天，卫立煌也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毛泽东说的是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而不是蒋介石要求配合作战，这说明卫在5月10日之前已与中共联系过，而且此举很可能没有告知蒋，不然蒋不会在5月9日还同意“不必令卫立煌指挥”朱德，并让刘为章在5月10日再次约见周恩来，自己又于11日亲自约见周恩来。(13)蒋告诉周恩来：“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14)大概周恩来的回答较为积极，所以蒋判断“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参加击敌也”。[51]可以说，蒋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采取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电下命令。这两者间有重要的区别。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杰日记就记载说：蒋命令新四军限期移往黄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头告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叶剑英，其尚未用文电者，或系略留伸缩之余地也”。[52]由此可知，蒋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

　　最迟在5月14日，“朱德亦已与卫立煌通电，将夹击敌军”，[53]也就是说八路军已正式答应出兵配合作战。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蒋还没有得到八路军为配合作战而切实行动的讯息。当天，王世杰的日记也记载说：“晋南战事，我方损失颇重。共产党军队迄今仍无协同国军作战之行动，军部方面甚愤慨。”[54]5月21日，蒋约集各军政大员商议中条山撤兵问题，考虑到“敌以大兵力围攻，而共产党军队复在后方相牵制”，“乃商定酌留两个军交阎(锡山)留守晋西，另酌留一部在晋南及胶东地区游击，余均撤退渡河南岸”。[55]

　　也是在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内称：“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我们谨代表国民舆论，作热诚激切之呼吁！”[56]

　　当天晚上，周恩来即致函《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与王芸生，“负责”地敬告他们：十八集团军必定对敌作战，而且，“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敌区战事尚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同时，“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我们现在仍守漳河之线，未入林县一步”。[57]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周恩来说的因“电讯联络困难”使得前方战报不能及时予以报道；二是八路军有意要与友军划界作战，以免混杂而引起误会，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报》将周恩来的来信全文发表，并再次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前天的评论，其实只一句话，就是期待十八集团军将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我们愿声明，只要有此事实，就满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战果”。[58]由此可知，《大公报》在意的是一种事实：中共出兵打击日本的事实，而并不在意其战果。这种事实恰可以证明中共与日军有没有妥协，这一点正是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后朝野各界最怀疑中共的地方，也是蒋介石说如果中共不打敌，则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关于此问题，邓文已有较详细的讨论，此不赘。只补充一条史料予以说明：5月23日，黄炎培等人公电毛泽东等，“请速与中央军协力抗敌，御西犯敌军，间执谗慝”。(15)也就是说，中间派确实出来说话了，呼吁中共出兵助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强调八路军必定对敌作战，因为中共深知如果不打日军，将给自己的政治形象带来严重的伤害。

　　23日的《大公报》社论还敦促中共“拥护国民政府”。2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暂时置之不理。[59]25日，《新华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刊发了前述周恩来写给《大公报》的信，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反将一军。2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针对国民党说中共不打敌，以及日方制造的“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等谣言予以驳斥。可见双方都很重视运用宣传来巩固本党的政治形象。

　　四、中共答应出兵及出兵的效果

　　在讨论中共是否出兵这个问题时，必须明确一点：中共和国民党一样，都担心对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来，蒋介石反共也是意在与日本妥协。5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就指出，蒋介石“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进攻，但蒋的这个政策根本错了。

　　另一方面，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也确实让苏联的形象大为受损，让中共遭受很多国人的质疑，怀疑中共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从而不配合中央军对敌作战。1941年4月17日，黄炎培“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60]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61]23日，唐纵日记说：“闻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62]从这几则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时受到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条山战役之后，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苏英美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国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转变，人们对中共的疑虑也随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答复国民党，配合作战是“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则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共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63]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判断经此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64]此电非常重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这时还不知道晋南战役已经正式打响了，这也说明中共的通讯联络确实不那么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几天；第二，毛泽东要求在战事可能发生的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而且各地不能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以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据悉：敌兵沿黄河增多，飞机亦有增加，敌似有在飞机掩护下抢渡可能，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65]毛泽东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而且，毛泽东把八路军一直在进行着的与日军的作战(即寻常状态作战)也看作是配合对敌作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材料可以说明。5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通报冀南军区动员群众击敌、破路的战绩时说：“冀南军区为粉碎敌之全面占领冀南及实行‘清剿’的企图，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军区四、五分区，动员群众两万余人，实行了五天的大破袭。计大小战斗十七次，破路、破墙、填护路沟共十四次，攻克敌六个据点，毙伤敌伪一百三十余人，生俘伪军五十八名”。[66]在邓小平等人于5月5日至9日对敌展开破袭战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接到配合中条山战役的命令。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67]此处的一个关键是：毛泽东要用实际行动及胜利消息来振奋国民党，加强其抗战决心，同时争取国共关系好转。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对其提出的作战计划表示同意，并且说：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区域和次要配合区域的观点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此时中共一方面要力图打破中共“与日本妥协”的谣言，另一方面则要力图加强国民党的抗战信心，防止国民党对日妥协。中共把这时确实存在的可能由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行为称之为“东方慕尼黑”，并要竭力打破这种阴谋。

　　从4月底开始，日本就与美国秘密协商美日协定及“中日问题”，5月1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即称：“日本应允与美国会谈，是以美国不参战及对重庆国民政府劝告和平为前提。”[68]15日，熊式辉与蒋介石之间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对话，熊式辉是这样描述的：“总裁电话召赴黄山谈话，承询对一般局势观感，余对曰：论者有忧虑德日苏将相互谅解，德控制欧洲、日控制东亚、苏在近东自由活动，总裁曰无虑。余问美国不断发表倭寇和谈消息，不知有无若干事实？总裁曰无其事。余言外间对日本和平攻势并不重视，对美国所传中国态度即和平建议必由美国提出始肯加以考虑云云，则颇为注意，总裁无表示。”(16)蒋对熊式辉提出的中国可以接受美国出面协调中日和谈的问题“无表示”，说明此时蒋介石确实在探询相关的可能性并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5月19日，莫斯科的《真理报》报道来自纽约的消息说：“美京盛传日本已向美政府提议，请美国调停中日战争。”[69]第二天，周恩来就将此消息告知毛泽东，并指出：“在中国政府方面，随着困难增加而来的靠美和降日的空气，恐将会得到更大的反映，这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70]随后，中共方面就极其重视这种“东方慕尼黑”阴谋，而且认为中条山战役也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力图打破这种阴谋，“拉”国民党继续进行抗战，而“拉”的方式之一就是要积极出兵配合对敌作战。

　　5月25日，毛泽东向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指出：“日本为迫蒋投降之目的而发动此次小规模之战争”，“其目的仅在吓蒋”；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险虽因苏联的坚强政策暂时被打破，但东方新慕尼黑危险却日见增长。[71]31日，毛再致电周恩来指出：“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6月17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认为蒋可能到了“转弯的时机”，周可以“找张季鸾、王芸生开一次谈判”，“向他们声明只要不妥协不反共，我们是拥蒋(所谓国家中心)到底的，否则是蒋拒绝人家拥他”。[72]这也就是说，此时毛泽东决定正式肯定地答复蒋所将的第二军：可以拥护蒋介石。

　　由上所述可知，这时配合国民党对敌作战是中共的基本主张，而且时势的演化也要求中共配合作战。6月9日，中共在总结这次战役时，列出了自己的战绩：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军配合当地群众七千余人，开始大规模的破击战，截断了敌之联络和交通。二、在白晋线：于5月9日，八路军在子洪口开始伏击敌之汽车，在沁源南北，破坏铁路三里多，从12日起，白晋线路已不通车。三、在正太线：5月16日八路军攻占获鹿以南之□□车站，并径以东之微水车站，及寿阳、榆次、苏家庄各车站。四、在同蒲线：5月15日，在(左山)县原平间，破坏铁路十余里，17日破坏大同以南宋家庄之尚布庄间之铁路一段。五、在平汉线：破坏涿鹿以南之铁路数段，在保定以北，炸毁敌火车一列，北平热河间，炸敌货车一列，我军曾一度攻占水治镇汽车站。六、在平绥线：攻占怀来以西之沙城堡车站，破路三里多，在蔚县至张家口间，破坏敌之汽车桥一座。[73]由此可知，中共确实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说，特意为配合中条山战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么大，时间也有些迟，因此并没有达到明显牵制敌军的效果，也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加之战报迟缓，使得重庆高层一度很“愤慨”。

　　《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史料可以印证上述推断。直到5月24日，一二九师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才下达《第一二九师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指出：敌人乘国际的变化与顽固亲日派的皖南事变，正在全国举行着军事进攻，其重点在华北，有“扫荡”中条山地带友军，再渡黄河与信阳地带之敌策应以取洛阳、潼关的模样，重庆、西安震动。我晋冀豫区之敌正强化“囚笼政策”，举行总力战，“我们的方针是：……(二)以野战军一部援助友军作战。(三)以野战军主力就现态势整训，待机作战”。该命令还强调进攻自6月1日开始，以一个月为限。[74]这说明：直到5月24日，即中条山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一部分第一线的八路军才正式部署作战任务，而且只是以其中一部支援友军作战，主力则整训，“待机作战”。必须指出的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一是通讯联络不便捷，二是经过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还没有很好地恢复战斗力。(17)

　　前面还提及，国共双方早就为中共是否出兵配合作战展开了一场舆论战。5月13日，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75]此后，周恩来又一再要求国民党澄清谣言，宣布并发表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事实。5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毛泽东，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一)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三)分别答复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揭破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情况下仍抗战耗敌，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请饷弹，以便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用以向海外广作宣传，同时发社论；(四)华北作战抓住要害，给敌严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76]电文中的第三点说明张澜等中间派人士这时仍在质问中共出兵没有，第四点则说明中共出兵的力度确实不够，没有给日军造成“严重打击”，因此也不能影响国内外。

　　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之下，特别是卫立煌的“协助”之下，当月底，国民党终于发表了八路军的战绩，5月30日毛泽东就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77]（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黄天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黄天华，《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