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下）
五、日军是否造谣说“中共与日军不冲突”？
1941年1月19日，蒋介石日记记曰：日本方面虽对蒋“解决新四军案表示惊异，且有佩服之意”，却“甚望此事之扩大与不即了结”。[78]3月6日，因中共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蒋介石在参政会上严厉批评中共。3月11日，汪伪政权要角周佛海在日记中说：“渝方与共党已公开决裂，共党代表不出席参加(政)会，则提出要求多种，蒋向不公开指责共党，此次在参政会演说，竟公开攻击。此时渝共决裂，两均不利，何以竟至此种情形？殊堪注意。”[79]连周佛海都认为国共决裂“两均不利”，可见问题之严重。而正是因为国共冲突的严重化和表面化，使日本感到有机可乘，并企图使双方的矛盾继续加深。
如前所述，在中条山战役期间，日军并没有放松对八路军的“囚笼战术”，而八路军也一直在进行破袭战。但为了挑拨国共关系，日军的确散播了八路军不与日军冲突的谣言。
5月16日，周恩来就“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80]次日，徐永昌日记记曰：“倭十六日广播，日军发言人秋山称……日军与共产军是素不彼此攻击。”[81]
5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指出：最近，所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不与友军协同作战”的谣言广泛地、有计划地传布着。而“这个谣言的最初散布者乃是专长此道的个中老手——(日本)同盟社。日寇于本月初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攻势，而同时却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谣言攻势。……谣言攻势在挑拨国共关系，描画一幅黯淡的画图来吓你说，你看国共关系恶劣至此，自力更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快降吧！”[82]中共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这个谣言的最初散布者是日本的同盟社。
6月4日，徐永昌日记又说：“上海三日电，倭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宣布日军已圆满结束晋南战役，中国共产军与阎锡山军皆无动作，日军目的既在予中央军以致命之打击，故亦未进攻共军与阎军云云。”[83]
综上所述可知，此次战役期间，日军确实多次散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而且这种谣言也确实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六、结语
综观1941年上半年的国共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这些认识：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度主张强硬，并于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由此引发了极大的反弹，不仅中共因此采取坚决的政治攻势，而且苏、美、英等国也担心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此给予蒋介石较大的压力。随后蒋在政治上采取和缓手段，希望缓和局势。但在中共坚持政治攻势的情况下，双方谈判破裂。蒋随即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准备进攻陕北。只是由于进攻陕北存在诸多困难，蒋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但蒋也因此疏于防范日军进攻中条山。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蒋采取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蒋一开初用的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到5月11日蒋则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到5月21日蒋发现下命令的方式似乎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再次使用了激将法，用《大公报》发社论和中间势力致电呼吁的方式请中共出兵。另一方面，在5月21日之前，蒋请中共出兵的真实意图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此之后，中央军已经开始转移、撤退，却仍然呼吁中共出兵，很可能就是想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在皖南事变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一度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全面的大举反攻，但在刘少奇等人的劝说下，并考虑到时势的不允许，随即改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和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当毛泽东得知蒋可能进攻陕北之后，也积极展开军事上的防备工作，可以说4月中下旬双方的军事关注重点都放在陕北了。中条山战役前夕及此后，毛泽东积极地、肯定地回答了蒋要中共配合对敌作战的要求，只是很不满意蒋用“激将法”的方式来请，而不愿给命令、给饷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不愿意出全力打日本，以防日军将矛头转向八路军，使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度受到削弱。由于多种原因，中共出兵的行动较迟，力度也不够，不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未能达到帮中央军守住中条山的效果。
在战役期间，日军也确实多次散布八路军与日军“不冲突”的谣言，意在挑拨国共关系，减弱抗日力量。事实上，八路军与日军之间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着，八路军也的确出兵配合了对敌作战。
无论如何，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一度形成“凡事互信不足，则共事难成”的局面，[84]使得中国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极大影响。6月9日，中共在总结晋南战役的教训时也指出：“晋南方面，由于我方存在着种种内在的弱点，故使敌人暂时的占了上风。这些弱点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反共。反共结果，使得内部不团结，将士无信心，所以吃了大亏。”[85]
注释：
①杨先生对于蒋介石是否使用激将法的论述有些前后矛盾。他的说法依次有：“(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邓文)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藉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或可认为是‘激将’。而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与‘激将法’有何联系，让人费解”；“用这种方式劝告中共配合作战，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应当也不错”。详见杨文121、122、125页。
②“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转引自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130页。
③“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转引自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130页。
④这一点可从5月23日周恩来所说“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得到印证。详见《“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周恩来先生致本报的信》，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第2版。
⑤毛泽东：《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349页。5月初，中共与蒋介石对日军此次在正太路、同蒲路大规模运兵的作战目标都没有很准确、很肯定的判断，中共认为日军的目标是和晋南相连的豫陕地区。
⑥关于皖南事变前后中间势力与国、共两党的关系，请参见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28－207页。笔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考论(1939－1941)》一文也有讨论，待刊。
⑦蔡盛琦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5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457页。需要指出的是：3月6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居里要求中国与苏联疏远，但与中共维持关系，不要破裂到内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508页。
⑧1月24日，蒋就告诉王世杰：“对于共党，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14页。
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323页。中共的有关文电多是多人联名发出，接收者也是多人，为行文简便，本文仅列举相关重要人物。“佳电”即指1940年11月9日的《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电》，详细内容参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83－87页。
⑩《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1年5月23日，第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117页。蒋介石也有相同的观察，见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6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294－295页。
(11)关于此次战役的结束日期，国民党编撰的战史有说5月27日的，也有说6月17日的；日军编撰的战史也说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记却记载说：6月3日，日军正式宣布晋南战役结束。见《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1年6月4日，第6册，125页。
(12)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206页。根据当时绝大多数的情况看，延安发给重庆的电报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转达给国民党，而毛泽东的复电是8日才发出的(具体上午还是下午，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刘为章在开会报会时，应该还没有收到周恩来的答复。又，梁漱溟说中共“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64页。
(13)抗战期间卫立煌和中共方面有比较密切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疑虑，认为是一种很大的内部威胁。详细情形笔者将另文专论。
(14)“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转引自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130页。
(15)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106页。徐永昌在5月24日日记中对此也有所评述。
(16)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277页。5月23日，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日记中说：“外长Hull［赫尔］约去谈。他谈了一点十五分，说大局甚危急，使他日夜焦心，昨夜竟不能睡。他说，日本各方设法来谋拉拢日美两国。他问我，中日战争有结束的可能吗？若能把日本拉过来，使他脱离轴心国家，使他保障太平洋和平，使中日战争得早结束，岂不很好吗？有什么法子可以使日本在四个月与六个月之中不出乱子吗？”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442页。
(17)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实施百团大战后的中共军遭到日军数次的讨伐，其战力之恢复不甚迅速。”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初期陆军作战(三)——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作战》，1987年，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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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读周恩来先生的信[N].大公报(重庆)，1941－0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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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谣言与烟幕[N].解放日报(延安)．1941－05－28(1).
作者简介：黄天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黄天华，《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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