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彭德怀：必须打日本，又决不可打得太凶

也谈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杨奎松先生商榷（上）


　　内容提要：近来，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笔者细绎相关史料之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蒋介石采取激将法和下命令等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在前期，蒋请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让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是为了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中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只是主客观环境使得中共出兵有些迟，力度也不够，未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确实多次传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


　　近来，中条山战役(也称晋南会战，日军称为中原会战或百号作战)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邓野先生的《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内有一节专门谈到该战役，随后杨奎松先生发表《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与邓野先生展开商榷。笔者在细读两先生的大作之后，重新检阅相关史料，觉得有关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特不揣谫陋，为文论之，敬请方家指正。

　　一、争论的焦点与各家的缺失

　　邓先生和杨先生争论的焦点，一是蒋介石是否使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及其真实意图，二是中共是否出兵了。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先生认为蒋是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而且“这是个一石二鸟之策，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毛泽东则“识破”了蒋的意图，于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晋南，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杨先生不大同意蒋用的是“激将法”，①也不认同蒋意在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说法，因为这两者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笔者想指出的是：蒋一开初用的正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但蒋在发现激将法未起作用之后，就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面，蒋的真实意图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断蒋的意图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在前期，蒋的真意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也就是说，蒋是想让中共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让中共同时在两方面失分，不是所谓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出兵就有可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出兵则可能让百团大战之后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毛泽东告诉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②也就是说，中共决定量力而行，适度出击，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军事上失利。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的问题，邓、杨两位先生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晋南不是蒋介石规定的八路军活动区域，中共在晋南和晋西南也基本上没有兵力。1939年12月发生“十二月事变”后，中共控制的军队就撤离了晋西南，控制了晋西北；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则控制了晋南和晋西。1940年7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限期开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1]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肇因。1941年1月17日，蒋在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时候，强调说这是因为新四军不遵从命令，所以必须整饬军纪，统一军令。如果蒋此时命令八路军参加晋南战役，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一直反对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蒋在一开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方式，而采用“激将法”的方式。但在中央军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蒋已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军“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③并没有要求中共投入晋南战场。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主张不把晋南作为主要配合作战区域，也是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要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或混杂而引起摩擦。④

　　其实，按毛泽东的说法，蒋介石不仅仅将了一军(即激将法)，而且将了两军(详后)；对于国民党方面造的谣言，新华社发表社论予以驳斥则是反将了一军。可见，双方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而宣传战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贬损对方的政治形象，这也就是蒋所谓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蒋之所以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共，而中共又必须极力驳斥，则说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中共是否与日军妥协及其政治形象确实遭到了怀疑。这一点，笔者比较认同邓先生的论证。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邓先生主要着意讨论晋南战役所引起的政治争议，所以他没有明确说中共究竟出兵没有。杨先生则明确说中共拒绝出兵了，并详细分析了中共回应的经过及拒绝出兵的原因。这是杨先生的最新观点。大约在2005年春夏，杨先生在修订《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还认为：“(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2]究竟哪个观点正确呢？笔者认同杨先生早前的观点：中共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迟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达到了为中央军解围的效果，以及中共出兵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认真斟酌。

　　争论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日军是否宣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邓先生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杨先生则认为日军不可能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这反而会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敌，“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笔者认为日军完全可能制造“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以挑拨国共关系，削弱抗日力量。虽然国民党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证实中共是否打敌，国共之间也为此进行了沟通，但国民党确实有意利用了日军散布的相关消息，想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另一方面，杨先生的文章中还存在一些史料运用、解读方面的问题，值得在此点明，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判断和结论。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记记曰：“蒋先生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3]杨先生在利用此则史料时说：徐永昌“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进而说：“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可见“错极”一语直接影响着杨先生对史实的判断。但是，笔者认真查阅徐永昌日记，却没有找到“错极”两字。

　　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说：“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⑤杨先生和邓先生都使用了这则史料，但都只引用了电文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关于毛泽东要求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等内容则没有引用，这颇有些让人费解。而且，笔者推测此电中的“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与5月14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文中所说的“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4]或是同一个意思，不是不动，而是不冲动，是谋定而后动。

　　杨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收录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这时不仅拒不派员出席参政会，而且明令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不再向国民政府请示和报告任何事项”。笔者以为，这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还需要认真考证，或许其中的部分说法仅仅是一时气急之语。因为从1月29日前后中共的相关政策、主张中，都看不出这时中共中央要准备推倒蒋介石另立中央政府(详后)。而且，该决定只是说中共“努力的方向”是“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而不是要推翻他。[5]另一方面，刘少奇于1月15日就致电毛泽东说：“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6]蒋介石也多次指出中共没有进行军事决裂的实力。事实上，时与势都不允许中共此时和蒋介石展开全面的军事斗争，否则，中共也会受到国内外各方的强大压力，这对中共是相当不利的。此外，周恩来在这一时期还多次晤见蒋介石，并于3月14日“呈了八个报告，请求放人、发饷、放车、发照”，[7]因此中共并没有断绝和蒋介石政治上的联系渠道。

　　5月10日刘为章(即刘斐，时任军令部次长)约见周恩来，5月11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而杨先生在文中说：“(5月10日)这一天及次日，周恩来接连报称，蒋介石与他谈话”。杨先生对这一史实的表述似乎有欠准确。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1941年的国际国内局势都是变化无常、分合不定的，我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必须顺着历史推演的过程来进行分析，不能轻易用前后相距较远的事情或史料来推论某特定时段的史实。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时移势易之后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情势都完全变了，决策者作决定时所考量的因素及其目的都大大不同了，所以研究者必须特别注重“时间”这个因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时势演化对中共策略的影响。在1941年二三月的时候，中共坚持在蒋没有答应中共提出的12条条件的情况下，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详后)。但是，到了这年11月，中共已大大降低条件，提出只要蒋“允释叶挺或允发第十八集团军军饷”，就可出席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在蒋仍不同意的情况下，乃于11月15日明确表示不出席参政会。但第二天，中共中央却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指示董必武等出席参政会。[8]中共之所以降低条件，共产国际之所以要中共与国民党缓和，重要原因之一肯定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政治环境改变，苏联也需要中国加强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以防遭到日、德东西夹击。

　　“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即延安、重庆以及各个分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因通讯不便捷所引起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导致很多事情不可避免地滞后一两天甚至数天，这一点对国共之间的协商、中共出兵的早迟有着重要影响。

　　笔者以为，要清楚地阐述上述各种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此次战役之前(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共关系的演变过程，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什么，国共双方的军事关注焦点是什么，国民党军事高层是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准备应对日军攻击的等问题。


　　二、中条山战役之前的国共关系

　　(一)蒋介石：从政治解决到军事解决中共问题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表命令，撤销新四军的番号。然而，此举激起了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详后)，国际国内也极其关注中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内战。

　　国内的中间势力与普通民众对政局发展深感忧虑。中间势力一度展开积极行动，力图调解国共冲突，促成国共团结抗战。⑥1月20日，远在香港的颜惠庆观察到：“新四军被消灭(部分)，这使人们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忧虑和失望。”[9]2月22日，有人向朱自清分析“现在政治与政党之倾向，揭露其矛盾，指出其危机，结论相当悲观”。[10]2月14日，毛泽东也对周恩来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11]

　　1月25日，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正式向蒋“质问”此事，蒋认为此举“实为变相之压迫与恫吓”。两天后，苏俄又突然决定调换驻华军事总顾问，蒋感觉到这是苏俄“对新四军案表示之又一姿态”。[12]同时，苏联的《真理报》也“开始评责本党(即国民党——引者)，谓此事系本党持狭隘之党见所致。且谓其他共产党军队亦将被政府解决”。[13]

　　英、美两国也颇为关切中国是否会爆发内战。1月24日，华盛顿国际电讯称：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对于中国国共之内争曾表示关怀之意”，并因此“使拟议通过中之五千万美金贷款缓期实现”。次日，蒋急电宋子文讯问“此息如何”，要求宋“最好请美政府声明否认，并将交款手续从速完成”。[14]2月1日，蒋在作“上星期反省录”时又说，由于“美国受共党宣传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子文甚以为虑”。[15]

　　到1月27日，由于外间“同情政府之处置者并不普遍，尤其苏英美各国人士”，[16]因此蒋特发表正式声明，并于29日专电宋子文，告以“其实国内对此皆知共党兵力极弱，不及全国军队总数百分之二。以中国最近有百十九军之多，而新四军与第八路军不过共数两军耳。请兄以实状”告知美方。[17]同日，他又专门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话，“明告以中共实情”。2月3日，蒋亲笔致函斯大林说明情况，并于当天下午约刚刚卸任的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福尔根叙别，“彻底恳谈第十八路军情形与中苏国交关系约一小时半”。[18]

　　但是，到2月7日，国际间对于新四军事件，仍然“群以中国将发生大规模之内战为惧，且颇多受共产党方面宣传而不直政府之处置者”。[19]2月8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谒见蒋介石，转陈罗斯福总统的意见：“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⑦在苏、美等国的压力下，蒋决定对中共改行“政治从宽”的方针。⑧

　　此时，中共提出：如果政府不接受其提出的撤销1月17日命令等12条条件，就不出席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对此，蒋以比较和缓的姿态予以处理，同意黄炎培、左舜生等人提出的组织“特别委员会”来商谈中共问题的意见，并由黄、左等人居中协调接洽，力争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但在商谈过程中，各方的认识和理解很不一样，对该“特别委员会”如何设置，性质如何，职能如何，分歧非常大，最终未能达成妥协。中共参政员终未出席于3月1日至10日举行的参政会。

　　在2月22日周恩来一度严词拒绝国民党代表张冲的有关提议时，蒋就在思考对中共究竟应该“消极防制”还是“积极剿除”，或者“暂置静观，沉机待变”。3月3日，蒋又在思考“中共如攻榆林时之对策”，他觉得一种对策是守：“令榆林积极准备防守工作”；另一种对策就是攻：“准备进攻陕北”。[20]但蒋仍然没有放弃政治解决的方案。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商朱军善后意见”，即十八集团军的处理问题。25日，蒋再约请周恩来夫妇聚餐；唐纵认为此举“无非想缓和中共的决裂”，而蒋“谋国之心，亦良苦矣”。[21]但蒋则从周恩来的态度中观察到“中共无妥协之望，应研究对策”。[22]27日，关于组织“特别委员会”一事无果而终，意味着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暂时终结。随后，蒋决定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

　　3月29日，蒋日记记曰：“中共阴狠，毫无悔祸就范之意耳”。随后，他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就列出了一项：“陕北军事计划之核定”。[23]4月3日，蒋举行军事会议，会商“西北共军之防范问题”，接下来几天，何应钦、徐永昌、朱绍良、蒋鼎文等人又在密集研究如何进攻陕北。7日下午，何应钦前往西安。[24]12日，蒋致电何应钦“指示巩固榆林之部署计划”。14日，何应钦电告蒋介石：“(一)陕北匪区地形，易守难攻，如采取攻势时，应实行围困之方法，先取匪区之鄜县、马栏、庆阳、环县曲子镇、定边、盐池等外围据点，及截断吴堡以北黄河各渡口，尔后依情况再取延安。(二)匪情判断：甲、如日寇对我加紧进攻，我军主力他调，陕甘空虚时，匪将大举进犯关中，夺取西安、宝鸡。乙、敌情无特别变化，我对匪军亦无特殊动作互保现状时，匪将配合军事政治力量南守北攻，相机掠取榆林、三边、伊盟各区域，以扩大其边区，而谋打通国际路线。丙、我对匪逐渐压迫其至边区各据点，其感受威胁或竟不能保有时，匪将留一部利用陕北有利地形牵制我军，以主力突破封锁线，实行流窜。”[25]

　　18日，蒋介石再次邀集白崇禧、刘为章、张治中、卫立煌、徐永昌等人讨论，刘为章“以为敌必先攻陕西，我对此宜早闪击陕北共巢而肃清之，然后固守长安，放弃洛阳及中条山”。徐永昌则认为“敌不必先攻陕西，我攻陕北，敌必乘隙来收渔人之利，此我邀敌来也(我渭河两岸大兵固为敌所重视)”。21日，徐永昌再次向蒋进言“对陕北虽积极准备，但必待共先动我后动”，因为“果我先下手者，一则因地形与训练未必能一举成功，一则因此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万一有失，我何以对人民”。[26]由于陕北确实是易守难攻，而且进攻陕北可能招致日军乘机进攻陕西，蒋终未决定对陕北展开军事攻击。24日，何应钦返回重庆。

　　(二)中共：从“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到“军事守势，政治攻势”

　　1941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通报刘少奇、陈毅、周恩来等人，指出要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毛泽东认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⑨但是，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27]

　　随后，中共中央就改变了策略，1月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文中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28]同一天，毛泽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主要是：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月25日，周恩来将中共提出的12条办法转交给蒋介石。

　　27日，毛又告诉周恩来：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1月17号的命令并实行12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29]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蒋取消八路军番号和宣布中共“叛变”才看作全面破裂，并且是开始破裂。毛泽东此后又多次说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段时间，这一点是把握此时中共政策的一个关键。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蒋介石1月27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应公开批评蒋介石；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同一天，毛又致电周恩来说：“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30]

　　2月2日，毛泽东告诉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我们的方针是：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12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解决以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31]

　　2月3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指示：目前中央军与敌决战，我军暂不应挺进豫西、陕南，中共军队的行动“均以打敌人为原则”；“发展河南是决定了的，但在未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战，不是去打顽”。2月7日，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指示：“目前中央军与日寇正在展开战斗，八路(军)不宜南下。新四(军)西进亦不宜过猛。”[32]可见，中共这时的策略是避免与国民党的军事磨擦，特别是在中央军同日军作战的时候。

　　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33]

　　针对此时有一批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主张对蒋展开军事攻势，到大后方进行对蒋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特于2月17日致电彭德怀等人，强调：“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34]3月18日，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35]

　　与此同时，中共也没有放松防范蒋进攻陕北的准备工作。4月8日，毛致电周恩来说：“蒋有派两个师绕道绥西进驻榆林向我压迫讯……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9日，毛再电周恩来说：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刘斐，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10日，毛一天三次致电贺龙等人，指出：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之用。[36]

　　4月16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难，即财政、外交与中间派问题，中间派对投降与反共都不积极，财政困难更大。目前不会有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似还不会立刻到来，但我们必须准备。”[37]直到5月5日，毛还要求各将领“不要松懈防蒋之心”。[38]

　　综上所述可知，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演变的结果就是，4月3日到24日期间，蒋一直在认真探询进攻陕北的可能性并作了一定的准备，而疏于防范日军进攻中条山。中共虽然力图延缓蒋全面破裂，但也没有放松防范蒋进攻陕北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国共双方的军事关注点都一度集中在陕北的攻防上。（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黄天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黄天华，《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