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9日 星期六

日本对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命运极力炒作

从《盛京时报》报道看日本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反应(下)


  12月18日,《盛京时报》在报道中又把事变的背景归为蒋、张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冲突,认为:“此次西安事件之直接原因乃在对蒋介石之垄断,东北军甚为不满而爆发者也。即为蒋介石在本案发生前日,曾命张学良军移驻福建省,此无异对学良宣布财政的破产”,因张学良在过去两年间已经把西安作为第二奉天来经营,并投资一千万元,包括大量不动产,而蒋介石的命令“竟使[张]学良之抗日意识转变为反蒋叛变”。(22)

  由于苏联和日本之间深刻的利益冲突,双方都在事变以后互相指责对方是事变之后的支持者,而自身则同事变划清界线。因此,随着局势的发展,《盛京时报》开始配合日本政府和军方,也把攻击矛头对准了苏联。

  早在12月16日,《盛京时报》就援引所谓苏联消息灵通者的观测,宣称:“张学良之政变,适值莫斯科政府对日德协定(23)成立,既甚惊谔又极愤慨之际,似为对日本之某种反抗的行为”,结合先前苏联曾对日本政府签署日德协定提出过警告,因而“张学良之蹶起,亦难目为全系偶然事件”。(24)至20日,《盛京时报》仍在新闻中渲染,称“解决西安案关键仍在苏联莫斯科”。(25)

  但是,由于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一再通过各种方式澄清自身与事变毫无关系,《盛京时报》遂把攻击矛头又对准了中国共产党。

  12月22日,《盛京时报》在报道中断言:“张学良之兵谏与赤寇(指中共——笔者注)有关系。”(26)24日,《盛京时报》又刊登题为《张与共军缔结同盟?与共党首领有密商》的新闻,称“共产党与张学良间,显已缔结攻守同盟”,“共产党首领周恩来,现在西安,似与张学良等有联络密商,张学良之联共色彩,愈为浓厚”。(27)

  作为极端反共的日本来说,最为担心的事莫过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参与策划西安事变,而给中国政局带来不利于日本的变化。因此,将攻击矛头对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进一步孤立张学良,防止其联苏联共,从而避免其所不愿意见到的后果。

  第二,关于西安事变给中国政局所带来的影响,《盛京时报》也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对于中国中央政权变化的分析。

  事变之初,《盛京时报》最初的判断和日本陆军省一致,在其12月14日的新闻报道中认为:“所谓蒋介石政权,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必将完全崩坏,对中国今后内政上将行一大改革”,“今后中日关系,似为有一大变化。”(28)

  但是,事态的发展证明:中国中央政权虽有内部关于和与战的争议,却并未出现弱势迹象。这使得日本方面也颇感意外。随着蒋介石安抵南京,西安事变告一段落。《盛京时报》原先的分析被证明是根本性错误。在其12月27日的一篇新闻报道中,终于不得不承认,“以国民政府现状观之,蒋依然成为南京政权之中心,毫无变化。对内政外交,踏袭从来既定方针”。(29)

  其次是对于中国国内各派力量消长的分析。

  12月15日,《盛京时报》时报发布署名为“傲霜庵”的论说(即社论——笔者注),题为《蒋介石做阶下囚》。论说进一步预测了西安事变带来的中国各派力量的变化,认为:“张(学良)与陕甘共产军联络一气,无可讳言。共产军背后有苏俄之后盾,亦略可断言。但张学良、晋阀(30)、华北冯(31)旧部、广西李白间,已造成共同阵线否,现在不无疑问。然今后势之所迫,或现出此种局势,亦未可知。”(32)

  随后的一些事态变动也证实了《盛京时报》的这一预测。12月16日,桂系联名通电南京政府和中央,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讨伐张学良,并实行对日宣战,统一抗日战线,且广西军北上援助绥远抗战。23日,华北宋哲元和韩复榘也对西安事变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应采取政治妥协的办法解决西安事变。

  针对上述动向,《盛京时报》于12月26日,发表题为《讨逆与非讨逆》的论说,认为:中国目前政局是“中央趦趄,大权旁落。是以中央集权,一转移间变成地方分权”,“要之,中国不久或复归军阀割据之故态,亦未可知”。(33)

  正是对于中国地方实力派的借机崛起抱有过多的期望,因而,当蒋介石突然从西安脱身之后,日本方面顿感意外。12月29日,《盛京时报》在报道的标题中,刻意写明“因蒋氏生还,桂派计划归画饼”(34),遗憾之感充溢其中。

  三 日本的关注重点之二:事变如何解决?

  西安事变的爆发,对日本对华政策而言是一场重大的挑战。对日本而言,事变朝哪个方向发展?最终如何解决?至关重要。如果出现一个不利于日本的结局,将对日本在华利益造成重大的威胁。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和军方不便展开直接的干预行动。因而,作为外围的新闻媒体,《盛京时报》自然负起重担,配合日本政府和军方,不遗余力地在舆论方面对事变的解决进行干预。

  事变之初,为响应以日本外务省为代表的静观主义和对国民政府的拉拢政策,《盛京时报》也于12月18日发表题为《此时不宜趁火打劫》的论说。论说先是假意劝告中国政府,认为在蒋介石凶多吉少的情况下,“须沈静持重,以善其后,尽量自制,务免分裂”。然后,大唱高调,称“尤其是日本与满洲国,为顾全中国计,为维持亚东和平计,宜持光明正大之态度。对付中国,应帮忙之处,必极力帮忙,以尽亲邻之谊,万不可存趁火打劫之恶劣心理。今日日(本)满(洲国)分内之一桶或一勺水,虽无济于事,然尚值得邻邦上下之感激,较之平日奢谈之中日亲善论胜万万也”。(35)

  为配合德王的停战令和通电,以绥远问题上的让步来拉拢国民政府,使其倒向日本方面,不至于与西安方面达成妥协,《盛京时报》更于12月19日发表题为《须调停绥远战事》的论说。论说大唱高调,宣称“是时只当讲仁义,何必曰利?”并认为日本和“满洲国”应当从中调停中蒙(指伪蒙古自治政府——笔者注)两军,使双方停战,“以便中国方面竭尽全力,迅速入陇,讨伐张逆,以奠大局。以此调停,愈快愈好”。(36)

  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局走势一直很不明朗,南京政府对于解决事变的态度,一直徘徊和摇摆于对西安方面采取武力进攻和谈判妥协的两种立场之间。日本方面对此也紧密关注,并极力鼓动南京政府对西安方面诉诸武力。《盛京时报》也适时地对南京政府煽风点火,以达到挑起内战的目的。

  针对宋美龄准备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的举动,《盛京时报》在12月25日发表题为《学良操纵之巧妙》的论说。论说认为:宋美龄此举“其情可怜,其志可嘉,然在今日均无济于事,不啻赍盗以粮”。接着,奉劝南京政府要遵循坚持武力解决事变的路线,认为“须毅然决计,实行总动员,紧迫不贷,由空陆两方面节节进逼,包围陕西,出以玉石俱焚,万无生路之战略”,并警告南京政府,若不如此,则会“中竖子之计,为其播弄,坐失时机,殆误大局。则前途糜烂,不堪设想”。(37)

  当宋美龄到达西安后,《盛京时报》再次于12月26日发表题为《讨逆与非讨逆》的论说,对其斡旋活动大加恶评。论说挖苦其为“母鸡司辰,乃西人所谓石榴裙下之政治是也。故母鸡司辰,动辄家亡国衰”;认为“倘在非常重大之时机,容妇人从中置喙,则罕有不偾事误国者也”。论说进一步抨击南京政府,称其软弱无力,指出“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往来西安南京之间,裙带脂粉之气,充塞政界”,而“何应钦等军政系暨陈立夫等中央党部,均不以为然”,“政府失计,莫此为甚”。论说还郑重其事地奉劝南京政府,希望其在此非常时刻,能有决断力,以粉碎张学良的计谋。(38)

  尽管日本方面极力鼓动南京政府以武力解决事变,但事变最终仍然朝向其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随着蒋介石迅速被释放,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达成了初步的妥协。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结局,日本方面感到疑惑重重,一时难以确定南京和西安方面达成妥协的条件及随之而来的政局变化。正如《盛京时报》的新闻标题所形容的,“释放蒋之条件:军费、容共、下野?”(39)对于日本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难题。

  在失望之余,《盛京时报》用一种故作镇静的笔调对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做出了貌似洒脱的评价。12月27日,《盛京时报》发表题为《蒋介石安抵洛阳》的论说,指出:“西安事件昭示世界之唯一教训,为所谓中国之统一,在表面上无论如何冠冕堂皇,其里面裂痕丛集,危机四伏,究不过为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之拟装暂局。至真正统一之业,则前途不免辽远。”(40)

  这一评价鲜明地反映了日本军政各界在对华问题和政策上的一种普遍想法和心态。这种对中国统一的前途不甚看好的观点,与其说是日本各界对中国政治现状的一个分析,倒不如说是他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期望。后来,正是在这种一相情愿的观点的驱使下,日本未能理智和正确地处理好对华关系,最终选择了全面侵华的错误道路。

  四 日本方面的关注重点之三:蒋介石的命运

  蒋介石的被捉和被放,是西安事变期间最为牵动各方人物心脉的核心事件,也直接关系到事变的进展和走向。对日本方面来说,蒋介石个人的生死、政治命运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对华政策,甚至是国运。

  作为日本在华喉舌的《盛京时报》对蒋介石更是抱有十二分的关心,不仅紧密追踪其动向,而且还故意捕捉各方灵通信息,大加铺陈和渲染。从事变进展的各阶段来看,《盛京时报》对蒋介石个人命运的报道可谓一波三折。

  事变初期,《盛京时报》认为蒋介石生命无碍,但政治命运可能就此衰败,并对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可能也大致反映了日本朝野对蒋介石的普遍观点。

  《盛京时报》在12月14日的报道中,就开始关注蒋介石的个人命运,认为虽然消息不明,但“生命似无危险”,然从政治上看,“其命运已被绝望”。(41)

  12月15日,《盛京时报》在论说《蒋介石做阶下囚》中,对其个人命运做了进一步的判断。论说先以挖苦张学良,称其“为胡匪之子,绿林野性,无稍或改,阴鹫粗犷,在意料之外”;而且“架走蒋介石,真是中国之第一超等绑票也。学良固不愧为胡匪之子。而今更赤化,则将红胡子的真面目,光大发挥,应有余焉”。然后,对蒋介石被扣一事用嘲讽的笔调予以评价,认为“蒋介石固非不知小张过去之残暴历史。无奈稍有疏虞不戒之处,竟而遭其毒手”。对其前途,则认为:“蒋若自此永远失脚,则与袁项城(42)称帝后之遽逝,彼此今昔,同出一辙”。(43)

  同日,《盛京时报》在另一篇新闻报道中表示:“对蒋介石之生存,极为悲观。假使尚存于世,而由已赤化之学良部队手中救出蒋介石,颇为困难”。(44)

  12月16日,《盛京时报》在论说《蒋介石仍在人间?》中继续渲染其个人命运。论说挖苦蒋介石为“摩登将军麾下之绑票”,可谓“摩登极矣”,“惟此项天字第一号的超等绑票,价值极贵,乃是无价之票,恐无人能购,又无由赎回耳”。(45)

  然而,就在一片挖苦和嘲弄声中,从12月17日开始,《盛京时报》对蒋介石命运的报道突然急转而下,并出现离奇报道。

  当日,《盛京时报》有意篡改和歪曲张学良14日在西安电台的广播讲话内容(46),称其“公言杀害蒋介石之事实,且发表杀害理由。谓虽促进即时实行抗日,而蒋竟完全拒绝等语”,并判断“由该事实,蒋介石遭毒手为确定的,又陈诚、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等,亦即被害,乃为确定”。《盛京时报》还特地捏造所谓张学良对全国广播讲话的一段内容以为引证,即:“学良等因蒋介石彻底拒绝学良等所提之主张,故私情难忍,因由国家百年之大计,遂杀害蒋介石。”(47)此外,《盛京时报》还煞有介事地转引平津等地的流言,声称:据西安返回的目击人所言,蒋介石已被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部下的军官谭海所杀。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12月16日已经正式向外发布了蒋介石仍然安全的消息,也许是考虑到造谣过头反而效果不佳,《盛京时报》在之后一周的报道中,对蒋介石的个人命运再无渲染,只是平常论之。

  随着西安和南京方面妥协和谈判的进展,宋子文、宋美龄先后赴西安。而不甘寂寞的《盛京时报》再次开始制造谣言,重新掀起对蒋介石命运的炒作。

  12月24日,《盛京时报》在新闻报道中,宣称:“据最确实情报,谓蒋介石于十二日凶变勃发当初,被叛乱部队狙击,身受三弹,但因皆脱急所,故生命无异状,然而左头部所受之一弹,因害神经系统,故虽被释放,亦可为到底不能复归政界。”(48)

  《盛京时报》的新一轮炒作尚未进一步施展,随着12月25日蒋介石从西安安抵洛阳,其谣言就不攻自破。27日,《盛京时报》在其署名“傲霜庵”的论说《蒋介石安抵洛阳》中,不无酸意地评论道:“当初(张)学良夺蒋(介石)于(宋)美龄之手。旋美龄夺还之。直是学良与美龄之争夺战耳。但以六尺须眉为中心之争夺战,太杀风景,没什么兴趣。”(49)

  也许是为抵消先前过分造谣而给自身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次日,《盛京时报》在新闻报道中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之命运胜天矣”;“圣诞节礼物,即蒋介石之生还,对于国府实为庆贺之极,同时蒋介石实可谓命运最强之汉子。”

  其实,讽刺挖苦也罢,制造谣言也罢,《盛京时报》的目的,无非是企图毁坏中国政府当权核心人物之形象,鼓励有野心之实力派趁乱而崛起,或者是对本已混乱的中国政局再推波助澜,借以给南京政府施加压力。只是,由于低估了中国内部的民族向心力和国家凝聚力,以及低估了蒋介石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作为正在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领导者的象征意义,《盛京时报》及其背后支持者的这种努力基本没有达到目的。

  从上述几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当时中国东北由日本人主办的大报,《盛京时报》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和报道,其关注程度不亚于当时中国国内的重要报纸《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与《申报》等相比,更有过之。故对其分析和研究,对于研究事变期间日方观点和反应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视角,值得进一步挖掘。

  最后,另有两点说明:第一,笔者目前未曾涉猎比较核心的日文档案资料,因此,从《盛京时报》角度对日本方面的分析只是一种限于外围和浅层的分析;其次,日本方面对西安事变,乃至整个中国政治的观点和反应,存在着基于不同思路和立场的多种观点,《盛京时报》仅代表其中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

  注释:

  (22)《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8日。

  (23)即1936年日本和德国签署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24)《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6日。

  (25)《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0日。

  (26)《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2日。

  (27)《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1日。

  (28)《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1日。

  (29)《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7日。

  (30)指阎锡山。

  (31)指冯玉祥。

  (32)《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33)《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6日。

  (34)《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9日。

  (35)《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8日。

  (36)《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9日。

  (37)《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5日。

  (38)《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6日。

  (39)《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6日。

  (40)《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7日。

  (41)《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4日。

  (42)指袁世凯。

  (43)《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44)《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45)《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6日。

  (46)《盛京时报》报道称其为张学良14日之广播,可能系指12月14日张学良在西安电台的广播讲话,或杨虎城12月15日在西安电台的广播讲话,或其合称。参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122页。

  (47)《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7日。

  (48)《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4日。

  (49)《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7日。

  作者简介:王志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王志刚,《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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