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京时报》报道看日本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反应（上）
内容提要：西安事变期间，《盛京时报》作为日本在华的重要新闻媒体，对事变诸方面作了详细的报道。从其新闻报道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和军方各方面对事变态度的一致和差异，同样也反映了日本方面对事变的三个关注重点：事变背景和影响，事变如何解决，以及蒋介石的命运。对其新闻报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研究事变期间日方观点和反应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视角，值得进一步挖掘。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性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日本是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决定性的外部力量之一，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中国国内目前的研究来看，对日本与西安事变关系的关注是不够的。无论是史实的论述，还是史料的编辑，都缺乏深度和广度。①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当年“满洲国”日本报纸《盛京时报》的角度，对西安事变的相关史料做初步的整理和分析，以对日本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中岛真雄1906年10月在奉天(今沈阳——笔者注)创办的中文日报。他也是日本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从1925年起，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的染谷保藏任该报社长，菊池贞二任主编。《盛京时报》到1926年为止，发行量就达到了3万份。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发行量增加到18万份，日发行14版，成为东北最大的中文报纸。在东京、大阪、长春、大连、哈尔滨、北京、天津等地都设有分社。自1944年9月15日起，《盛京时报》改为《康德新闻》的奉天版，遂告一段落。
《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重要新闻媒体，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对中国重大新闻的报道，明显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般性对华观感和认识；而其带有明显倾向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则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的一系列侵华行动存在着明显的配合关系。这种密切联系，在西安事变期间有充分的反映。
一 从《盛京时报》看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事变的态度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事变的态度和反应如何？这是西安事变期间《盛京时报》新闻报道的重点之一。除了内部的机密会议和决议之外，《盛京时报》对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态度都及时进行报道，从中呈现比较清晰的脉络。
从这些报道看，由于西安事变具有波及整个东亚政局的重大性质，自西安事变伊始，日本政府和军方立即给予重大关注，并决定行动方针。
日本外务省于1936年12月13日下午6时起，即在外相官邸召集紧急会议，外相有田八郎、次官崛内谦介、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欧亚局长东乡茂德等均出席。经过4小时的磋商，达成一致的意见，认为：西安事变虽然可能有共产党的介入，但是由于获得的情报还不清楚，而且为“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起见，决定日本政府应该采取“只监视事态之转移，决定回避积极的行动之大乘的方针”。②
日本陆军省则根据其驻外武官的报告，在12月13日以后做出一系列的观察和判断：其首要关注的是事变背后的关系，认定事变背后有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员的活动；对于中国政局的变动，则认为中国会因此而分裂，国民政府内部，冯玉祥等亲苏派要人将占优势，而国民党内部，陈立夫、陈果夫等亲苏派将执牛耳，而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势力可能将增强。基于这些观察和判断，陆军省的表态是：“坚持日本不动之国策，只严重监视事态之推移，期间苟侵害日本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安全之场合，惟有出以断然适宜之措施而已。”③
同时，日本海军省也在12月13日和14日连续举行了有关的会议，并在14日上午10时，向在上海的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发出紧急训令，指出根本对华方针是：“对于遭遇动乱危机之中国，日本为采取光明正大之措施，注视前途动向，同时自重静观”；另外，为保护在华日侨的生命财产，“必讲适宜公正之自卫警备手段，俾期彻底”。④
在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分别做出初步反应之后，12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内阁会议上，就西安事变为中心的中国局势做出报告，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理由主要是“私怨”；蒋介石生死难辨，但从南京政府已另立他人代行蒋之诸权限来看，似乎已死；中国方面不可能迅速实行“容共主义”，日本“不能轻率行动，故慎重静观以待机耳”。⑤根据他的报告，这次内阁会议也明确了日本对于事变应采取静观方针。
为了进一步统一步调，12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广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陆相寺内寿一及海相永野修身还在当日的内阁会议散会后，专门携带各自从外务、陆军和海军各部门所获得的情报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再次确认了各方在静观方针上的一致意见，同时也提出：时局变化不容犹豫决断，日本政府应该做好应付各种事态的准备。⑥
虽然日本政府和军队各方至此在有关西安事变和对华方针上取得了基本的一致，都认可采取监视和观望的消极方针，但是，作为历来对外事务上的强硬派，陆军方面的基本方针与其他各方略有不同，更为积极。
12月16日，日本陆军方面终于打破事变以来的沉默，发表重大声明。声明首先声讨张学良为“叛徒”，指责其发动事变是“旧军阀一派之常套手段，故为天人断不能容忍”，而且，“就中提唱［倡］容共政策，而导入共产思想一事，实可谓将东洋留百年赤化之祸根，故吾等绝对排击者也”。然后，声明警告事变发动者和其他观望者，决不可借此机会谋求获取势力，或与共产党势力结合，或与第三国势力结合，否则日本将“到底断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声明指出，日本陆军切望中国当政者，不要陷于“赤化祸害”。而要和日本协调和善，以期圆满收拾事态。⑦显然，这个声明表达了一种武力恫吓的立场，表明了日本陆军当局更为积极的一种想法，即准备随时干预事变的解决过程。
就在日本政府和军队各方协调立场之际，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围绕着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开始进行一场复杂的角逐。
一方面是双方武力的对峙。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国民政府则下令讨伐张学良。17日，中央军展开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是谈判桌上的较量。从12月14日受宋美龄之请，端纳(W. H. Donald)到达西安起，双方实际开始谈判。17日，蒋鼎文持蒋介石的手令飞抵南京，责令南京方面推迟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并停止轰炸。18日，何应钦向陕西前线发出停止“讨张”的命令。20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抵西安，并会见了张学良和蒋介石。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又飞抵西安，并开始同西安方面正式谈判。24日，蒋介石下撤兵手谕，并由蒋鼎文将手谕带至洛阳。
对于徘徊和摇摆于武力解决和谈判妥协之间的中国政局走势，日本方面一直高度关注，并试图施加一定的影响。在《盛京时报》的报道中，有关日本方面这一时期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和干预的内容也是比较连贯的。
12月18日，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各向所属人员发出训令。训令指出：据目前情报，“张学良背后有共产党之魔手，且与中国共产党提携”，而“国民政府目前决意讨伐张学良”；但如果双方达成政治妥协，则“日本难以坐视，故以重大之关心，监视推移”。⑧这个训令的精神开始接近陆军方面16日声明所持的立场。
为防止国民政府在接受容共和抗日政策的条件下与西安方面达成妥协，日本方面软硬兼施，以各种方式向其施加压力。
在日本，日本方面持续不断地给中国驻日外交人员传达信号。12月17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其官邸接受了中国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的访问，并向其指出：“张学良标榜容共抗日，然邻邦之赤化，对日本帝国之安全，远之东亚和平，给予多大危险，故日本政府期待国府对该事件讲求严重且适切之措施。”⑨18日，有田八郎继续向许世英指出：“对于救出蒋介石及妥协之一事，不致反对，不过重视南京政府之是否采用容共抗日政策而为之警告。”⑩19日，有田八郎再次向许世英指出：对于新闻所报道的南京政府与张学良实行妥协的动向，“日本政府当然不得不抱重大关心”。(11)
在中国，日本驻华外交人员也通过各自渠道向南京政府试探和询问。12月15日下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拜访部长张群，专程探问关于西安事变之消息。(12)16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北平接见中国记者，说明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今井强调：“共产主义，乃世界人类之公敌”，“对于日本与中国，于此时应向扑灭容共主义之道上进行一事，不惜予以满腔之支援”。他还特别警告华北政权，希望其更慎重地推行“防共主义”与“日华亲善”。(13)19日，先前已经回国的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川越茂返回上海，并于21日到南京，先后会见张群和孔祥熙，探问究竟。
作为拉拢手段，日本方面也开始采取一些主动的缓和行动。如在12月15日以后开始撤退派至青岛镇压日资纱厂工人罢工的海军陆战队等。最主要的是在绥远问题上。12月17日，在日本授意下，伪蒙古自治委员会会长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向绥东前线发出停战令，停止进攻。(14)18日，德王和伪蒙古自治委员会副委员长卓世海联名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表示暂时停止在绥远的军事行动。但是，作为其停战决定的补充说明，19日，德王接见记者，对西安事变表明立场，并特地称其停止军事行动，并非拥护中央，而是“不喜欢乘他人困难”；“蒙古未曾服从中国，国府须归还绥察两省”。(15)
总的来看，日本各方面，特别是外务省所持的静观主义，到底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究其原因，在于西安事变是一场突发事件，且深在中国内陆，各方面的消息始终不明确，导致日本方面无法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应对方案。直至23日，日本外相有田在枢府恳谈会(即内阁会议——笔者注)上仍然表示：只能在对华政策上“坚持不干涉主义”；因为西安事变情况仍然难以预料，“从而南京政府与张学良果能成立妥协与否，完全不明”。(16)
中国事态的变化速度最终超出了日本方面的预计。12月25日，蒋介石携宋美龄、宋子文，并由张学良陪同，从西安安抵洛阳。次日到达南京。外界看来，西安事变开始时是突如其来，而结束时又是戛然而止。
12月26日，日本外务省匆忙对西安事变的结束做出判断，认为“蒋氏之由西安救出，宋子文、张学良间果以如何之条件妥协成立者，虽未判明”，但“国民政府依然以蒋介石之实力为中心，强化党势，于其组织政策，无大变化”，而各派势力之间，张学良将全面失势，汪精卫和宋子文将成两大势力。对于国民政府政策的走向，认为“谅绝对不采取容共政策”，对日关系上，表面应无大变化，“然于政策之定流，可预想相当之变化，故必要充分警戒其推移”。其最终立场仍然为“静观的态度”。(17)
西安事变期间，外务省方面坚持的静观主义显然令陆军方面不快，后者视其为犹豫观望。28日，历来充当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方面发表了与前者大不相同的强硬谈话，主题为“防赤则支援，容共讲自卫”。其宣称：“若中国政府翻然(悔悟)粉碎共产党，欲树立以防共为基本之国家百年大计，则军欣然将支援其行动，若反于此，与共产党及此类妥协，采取容共抗日政策时，则军如日前声明，谅讲满洲国之自卫，更为东洋全般之平和确保上，亦讲必要之措施。”(18)这一谈话也直接暴露了日本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
但无论陆军方面表态如何强硬，一个基本事实是：日本利用西安事变从中渔利的最好时机已经转瞬而过，其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各种试探和努力只能算是无所作为。
二 日本方面的关注重点之一：事变背景和影响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的突然性，日本政府与军方对于事变的背景和影响一直深为关注。与之同步，《盛京时报》新闻报道也一直把事变的背景和影响作为一个热点。
第一，基于对以往中国政治理解的惯性思维，《盛京时报》一开始仅把西安事变理解为一场典型的军阀政治基础上的叛乱，不过是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为争夺权力和地盘互相倾轧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由于新闻报道的时间差，《盛京时报》是从14日才开始报道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根据目前的史料看，这一消息最初是由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获知并致电东京。而由于国民政府禁止向国外拍发事变电讯，各国通讯社均转发的是东京的电讯。(19)《盛京时报》也应不例外。
12月14日，《盛京时报》在首版以《张学良军在西安哗变》为标题，报道了有关事变的一系列消息，对事变背景做了初步的分析。报道称事变是一场“叛乱”，认为直接原因是“蒋介石鉴于［张］学良部队最近呈红化倾向，命学良军移驻边境，忿激该措施之右部队，忽惹起兵变”；而间接原因是“张学良自华北被退以后，虽保持汉口为中心之湖北河南一带，而未己以讨伐共匪为名目，遂被国府追放于西北边境，因此张学良心中颇为不满，仇视蒋介石之政策”，故发动兵变；此外，还认为广西的李白(20)、第三党、反蒋军阀可能也与事变有密切关系。(21)（未完待续）
注释：
①关于此问题国内相关论文主要有：李云峰、叶扬兵：《西安事变期间日本态度之探析》(《党史博采》1996年第12期)，罗平汉：《试论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事变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探索》1997年第1期)，臧运祜：《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等。
相关著述可见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等。
相关史料较少，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邵云瑞译：《日本对西安事变态度的资料两则》(《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辅编：《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1)(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③《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④《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5日。
⑤《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7日。
⑥《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7日。
⑦《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8日。
⑧《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0日。
⑨《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9日。
⑩《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2日。
(11)《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1日。
(12)《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1日。
(13)《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8日。
(14)《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0日。
(15)《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2日。
(16)《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5日。
(17)《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8日。
(18)《盛京时报》1936年12月29日。
(19)参见［日］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章。
(20)指李宗仁和白崇禧。
(21)《盛京时报》1936年12月14日。
作者简介：王志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王志刚，《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3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