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下）

　　三、关于朝鲜战争停战谈判

　　有关停战谈判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底至1951年初取得重大战果后，中国政府是否应该接受1951年1月的联合国提案。该提案主张“先停战后谈判”。尽管它由联合国三人委员会所提出，但是在当时美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若接受之，的确就有可能使美国保存实力，“并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17]所以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之。不过，在学术层面上，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国是否应接受联合国议案是国内学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围绕着该问题展开了争论。这种争议主要存在于非军方学者和军方学者之间。

　　在一些非军方学者看来，对于中国来说，接受联合国提案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从政治上讲，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而且，有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从外交上看，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并分化敌方阵营，甚至中国的台湾问题及其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在军事上，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18]

　　那么，根据这些学者所分析的情况，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而拒绝了联合国提案呢？有学者强调苏联对中国决策的影响：苏联在联大发言反对联合国提案，极大地限制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择余地，因为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几乎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是无法解决和谈问题的，况且志愿军要依赖苏联的军事援助。[19]

　　这些非军方学者的观点只是一相情愿地分析了中国方面的状况，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美国方面的意图和打算采取的政策，没有深入分析一旦中国接受提案，美国政府是否能够真正履行之。鉴于朝鲜战争时期云谲波诡的国际冷战局势，美国人很有可能采取令人料想不到的措施，做出对中国不利的事情，从而使接受提案的益处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消失。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一点，军方学者的说法才与非军方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不应当接受联合国提案，因为从战场形势看，侵朝美军处在失败后撤的境地，实现停火至少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况且，美国当局也不会真正赞成这个方案，美国只是想停火，不会考虑停火以外的其他几个对中国有利的步骤。[20]此外，在朝鲜停战谈判进行之前，美国主导和支持的停战提案，有着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摆脱困境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寻求停战，停战提议不具备实现停战的可能性。[21]

　　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谈判久拖不决的原因。众所周知，朝鲜战争打了3年，其中停战谈判就耗时2年。交战双方为结束战争而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谈判，在世界军事史上实属罕见。事实上，谈判双方早在1952年春季已经就五项议程中的四项达成协议，仅对战俘遣返问题存在重大争议，以至于战争因谈判的拖延又持续了一年多。遣俘问题成为谈判久拖不决的关键因素。本来，依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的规定：实际战事停止后，全部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战俘遣返的问题便很容易得到解决。[22]这也是中朝方面坚持的立场。但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而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使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那么，到底美国的动机何在？只有洞悉华盛顿决策层的意图，才能彻底清楚谈判久拖不决的真正缘由。

　　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一些学者看来，美国方面故意利用战俘问题以便捞取较为具体的政治利益从而导致谈判迟而不决。他们认为，由于在前几项议程的谈判中，美国实际上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因此，它极力想利用战俘问题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所受到的挫折，捞回一些面子。美国人在战俘问题谈判中百般拖延，态度强硬，大做文章，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发展成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交织其中的十分复杂的问题，而李承晚政权和蒋介石政权也抓住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插手其中，想在反共宣传上或充实军力上为自己捞一些好处。这种情况不能不使谈判复杂化并且无限期地拖延下去。[23]

　　另有学者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提出杜鲁门政府源于争夺全球霸权战略目标的停战谈判政策应当为谈判久拖不决承担全部责任。该学者认为杜鲁门政府通过故意拖延朝鲜停战谈判，使战争持续进行下去，从而顺利获得国会对巨额军费预算的批准，以便实现其夺取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在此过程中，为避免来自各方面的要求迅速停战的压力，华盛顿当局使用各种手段掩盖其战略企图，寻找能引起国内外舆论认可其拖延谈判的理由，为僵化的谈判政策作辩护。特别是，美国利用战俘遣返问题故意拖延停战谈判，成为该谈判久拖不决的重要缘由。[24]

　　当然，还有学者从考察对日和约与停战谈判的关系入手，探讨美苏关于对日和约方针的转变及结果对谈判的影响，从而揭示谈判久拖不决的复杂原因。在其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尽管已经感到必须结束战争，而且中方也一再作出让步，但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但苏联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所以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样，对日和约签订的方式和结果，成为朝鲜停战谈判一再拖延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5]

　　根据这位学者的看法，谈判之所以一再拖延，在旧金山对日和会之前应归咎于美国的拖延政策，而在和会之后应缘于苏联所坚持的强硬立场，美国则急于停战。如果从华盛顿决策层在停战谈判期间的表现来看，在对日和会前美国确实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政策。但是，若说美国在和会后改变拖延政策而急于停战，那就值得商榷了。一方面从1951年夏季直至整个秋季，对国际国内政治情况的考量，使得杜鲁门非常需要通过拖延朝鲜停战谈判使朝鲜战争持续进行下去，从而利用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迫使国会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以顺利推行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大战略。所以，在此期间，杜鲁门一直在酝酿利用何种手段才能最有效地达到拖延谈判的目的。最终，他所领导的政府在1952年2月决定在遣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导致谈判无限期拖延。[26]另一方面，应当看到的是，苏联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必须不能离开中国所采取的不妥协政策。这里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即中国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在先，而斯大林只是随后予以强力支持。尽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但是鉴于各方面力量对和平的要求，如果美国急于停战而愿意向中国的立场作出让步，那么，无论苏联如何强硬，都不能阻挡谈判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再说，斯大林希望拖延和谈以便吸引美国的力量并使其消耗在远东的观点缺乏确凿的证据。


　　四、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中苏关系

　　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杜鲁门政府在解放战争时期对蒋介石政权给予支持和援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两国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彼此敌视的状态。只是这种情况并未导致双方关系的崩溃。及至朝鲜战争爆发，华盛顿决策层旋即改变了对全球冷战对抗局势的看法，决心通过卷入战争而在朝鲜半岛实施遏制战略。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究竟有没有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论。首先，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朝鲜战争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正是由于朝鲜战争，美国才视中国为其在东亚的战略死敌，其对华政策迅速转上全面遏制中国的轨道，并以推翻中共政权为其对华的长期目标。[27]对于这种“分水岭说”，有国内学者持类似看法，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确立敌视中国的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尚有一定的灵活性，是在选择敌视与非敌视之间徘徊，因而不属于遏制范畴。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导致美国重新评估中苏关系性质及中国的实力，美国开始视中国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手，选择了对华遏制政策。[28]

　　也有中国学者在详细考察美国对华政策渊源的基础上提出，朝鲜战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无足轻重。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由来已久，无论中国是否在朝鲜与美国交战，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政策都不会改变。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和1950年对新中国实行的是近乎彻底的敌视政策，这项政策既是出于对利益的权衡，也是由感情和意识形态的驱使。因此，“美国政府试图同新中国和解”的取向是根本不存在的，朝鲜战争只是加剧了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29]这种看法有些过于强调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姑且不论杜鲁门政府企图分化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仅仅从解放战争后期美国并未像干涉朝鲜战争那样卷入中国内战以及其“等待尘埃落地”的观望政策，就可看出它的对华政策并非没有一些缓和的余地。

　　其次，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之间的关系也是冷战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国际学术界在讨论中分歧较大。核心的问题是，美国何时转变对台政策？中国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原因是否就在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很多外国学者认为，战争爆发导致美国转变对台政策，重新介入台湾事务，阻止了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美国政府不会重返台湾，中共军队或许将渡过海峡，消灭蒋介石政权，从而统一国家。国内有部分学者持比较类似的看法，认为战争爆发和美国介入中国台湾问题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美国从反共的全球战略出发，在战争爆发后改变对台政策，重新扶植蒋介石政权，人为地制造了‘台湾问题’；美国对朝鲜和台湾的干涉，导致中国的战略重点被迫转向东北地区，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了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30]

　　另一些中国学者则持有不同看法。他们指出，由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和公布，美国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倾向于改变对台不干涉的政策。虽然有一段时间美国奉行弃蒋政策，企图离间中苏关系，但是弃蒋并不意味着弃台，当弃蒋的目的和意图落空后，美国必然要改变政策，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进攻。即使战争不在那时爆发，美国也一定会改变政策，干涉台湾事务。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为杜鲁门政府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和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提供了机会和借口。[31]尽管这些学者剖析了美国觊觎台湾的潜在意图，但是他们忽略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次。毕竟，美台关系必然要从属于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若战争不爆发，则美国是否愿意介入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战，当然视它与新中国关系的走向而定。即使这种关系因中苏结盟而不会有太大的起色，然而在战争不爆发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中美关系也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而只要此种可能性存在，美国人不会颠倒主次利益的顺序，会在台湾事务上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就此而言，杜鲁门政府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转变对台政策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

　　最后，在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问题上，以往的研究几乎都认为朝鲜战争推动了中苏关系的发展。新的研究继续拓展了这方面的论点，认为战争在中苏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志愿军入朝作战使中国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更增加了苏联在远东对中国的倚重程度。“抗美援朝”实际上也是抗美援苏，从道义上使中国领导人获得了一种对苏联真正的平等感，甚至是某种优越感，斯大林也更愿意在重大决策上与中国领导人协商或征求意见。战争使得苏联向中国提供全面援助，巩固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32]

　　不过，在看到中苏关系良性发展的同时，有学者提出战争也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战争加强了中苏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同盟，但双方在战争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特别是苏联在战争中的一些利己主义行为，也为双方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甚至为后来的关系破裂留下了隐患[33]。引人关注的是，有学者进一步把中苏关系中的这种隐患与后来出现的中苏大论战联系起来，明确提出，正是在朝鲜战争中双方存在的矛盾隐患，加之中国因参战国际地位提高从而增强的对苏独立性，导致了苏联对中国的恐惧和猜疑。其直接后果便是促使苏联有意无意地抑制中国这种独立性的发展，埋下了此后双方发生碰撞的更为深层的隐患，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并构成了后来中苏大论战的直接原因之一。[34]

　　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符合一个原则：“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一条规律。中苏关系亦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前，中苏两党关系的基础就不牢固，这自然影响到以后两国间的关系。尽管朝鲜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这种关系，然而双方在战争中的矛盾，归结到一点，就是国家利益之争。当维系双方关系的战争纽带消失后，原先的国家利益之争必将进一步扩大，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关系破裂，最终发展为普通国家间的常态关系。因此，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的积极影响只是暂时的，而潜藏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


　　五、关于朝鲜战争的后果和影响

　　朝鲜战争无疑是亚洲冷战、乃至全球冷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对国际政治、大国关系，乃至相关国家的发展等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过，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是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且在该问题上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最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如何评价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得失。对于个别学者所持的战争给中国带来较多消极影响的看法，[35]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们坚持认为，战争对中国的积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洗刷国耻的战争，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对新中国的巩固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战争对于支援朝鲜人民抗击侵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保证中国和平建设的环境，巩固中国的国防，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消除“恐美症”，甚至对后来的中美建交，对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36]

　　与此同时，参与这一讨论的更多学者主张应该冷静地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有学者指出，一方面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大国和强国的形象——中国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都发挥了核心作用，由此开始的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另一方面，中国的参战，特别是在1951年初对停火采取强硬的拒绝立场，引起亚洲一些周边国家的忧虑和担心。同时，中国“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这无疑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37]

　　学者们还探讨了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强调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比较大的消极影响。因为战争遏制了美国在二战后的争霸势头，使其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得不拉长战线，同时遏制苏联和中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38]

　　还有学者则认为美国在战争中获得诸多收益。在全球战略部署方面，美国重新驻军韩国，它的战略前沿推进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从意识形态对抗而言，它将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远远地挡在了家门口外。美国参战使得亚洲许多国家更加依赖美国，而美国在这种依赖关系中乘势将自己的影响渗透到东南亚并获得各种利益。[39]

　　不管怎样，任何一场战争对参与国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和长时期的，并且这种复杂的影响往往表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诸多领域。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参与国在战争中的得失，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体说来，近10余年中国学术界在朝鲜战争领域中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也必须看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其一，研究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尽管研究范围较10年前有了很大的拓展，但研究还是比较集中在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中国参战的过程及其结果等方面，而对于战争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情况，研究还很薄弱，特别是对朝鲜、韩国、日本、印度等一些与中国参战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甚至尚未触及。

　　其二，研究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国际学界已经引起重大争论的问题，中国学者还没有进行深入讨论，如美国究竟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交战各方对战俘是如何进行管理和甄别的，战争爆发时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回到联合国，中国领导层到底有没有得到美国传递的有关使用核武器的信息等等。

　　其三，研究的队伍还有待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界参与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数量相对比较少，而能做到对档案文献进行深入分析且提出有影响观点的学者更不多。在冷战史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面对研究领域中众多未开垦的处女地，需要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朝鲜战争的研究行列。

　　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有赖于中国以及俄国、韩国、朝鲜等有关国家不断开放和解密档案文献，进一步解除意识形态的禁锢，营造一个和谐而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提高理论素养，加强问题意识，特别是要踏踏实实地去搜集档案文献、解读原始文件，把研究建立在充实、客观的基础之上。

　　邓峰，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