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上）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余年，随着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逐步解密，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充分使用中方及美方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利用俄国解密档案，朝鲜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至2009年，中国公开出版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专著、译著及回忆录等图书约100余册，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朝鲜战争研究，在2000年战争爆发50周年和2003年战争结束50周年达到高潮。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朝鲜战争研究[1]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对国外解密档案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在十余年来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愈来愈重视对档案资料的解读和利用，特别是注重在参照和对比中使用多国档案。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分析中俄、中美双边或中美俄三方档案的基础之上的，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解密档案进行研究。其结果，在此期的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弱化，而学术氛围则越来越浓厚。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在解读、分析和对比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的过程中，把历史事实梳理清楚，引证材料讲究严谨，分析问题力求客观，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研究水平正在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基本特征。

　　第二，国际学术交流愈益频繁。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学者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很少与国际学界交流，这种状况在近10年有了很大改观。中国是战争的重要参与方，首先掌握中方档案文献的中国学者自然就占了先机，而不少中国学者又与国外同行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了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这就为他们深入研究朝鲜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于是，中国学者以中、俄、美等多国档案为史料基础的研究成果很快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也日益紧密。应该说，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进行直接的、平等的对话。

　　第三，研究范围迅速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的研究不再像10年前那样基本上囿于军事历史，而是从外交、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内建设等各个角度，对中国与朝鲜战争这一主题展开了立体式、全方位的研究，如中国参战的决策与目标，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中朝关系，中国关于停战的决策和策略，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中国的战争动员和社会支持等等，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通过对多国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的研读，中国学者对一些重要史实进行了严谨的考证，也对许多国际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争论，现概述如下。


　　一、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

　　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以往的说法是，朝鲜战争是由美国人策划、李承晚政权发动的。随着中俄档案的陆续解密并公开，中国学术界对战争起因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少学者跳出了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战争的起因问题。总体讲，学者们把朝鲜战争放在世界范围的冷战格局中考察，认为战争爆发与美苏对抗的国际大背景有直接关系，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对抗集团的格局。毕竟，美苏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直接导致朝鲜民族的分裂，而朝鲜战争恰恰是朝鲜民族分裂的产物。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区域(或国家)。形成了围绕三八线展开的美苏两国外交争斗、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冷战局面，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南北朝鲜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都是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在朝鲜半岛的外在反映。没有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就没有朝鲜的分裂，而没有南北政权的敌对就不会爆发朝鲜战争。所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对朝鲜战争承担最主要的责任。[2]

　　这种看法从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视角出发，在强调朝鲜战争起源的国际性因素的同时，却忽略了导致战争爆发的本土性根源。鉴于朝鲜国内政治势力在抗日斗争中已经分裂的事实，即使二战后美苏不在朝鲜划分势力范围、冷战格局没有影响到朝鲜，朝鲜本国几股不同的政治势力也要为哪个集团统治全朝鲜而一决高下。也就是说，研究朝鲜战争的起源，在关注国际冷战背景的同时，必须要重视朝鲜本国政治势力的利益吁求和行为的主动性。

　　与战争起源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关系。俄国解密档案证明，是苏联领导人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开放了绿灯。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斯大林在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具体说，“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定是在1950年1月作出，而在4月最终确定的”[3]。

　　那么，为什么斯大林会在1950年初突然同意金日成坚持的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建议？迄今尚缺乏直接的档案揭示斯大林的意图。有关斯大林远东政策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国外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艾奇逊在1月12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的声明，使莫斯科相信美国不会卷入在远东的战争，从而为苏联政策的改变起到某种催化作用。[4]中国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观点，而认为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有其自身的目标。

　　有学者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中苏同盟条约的结果是苏联必须放弃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这“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于是，斯大林期望通过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军事冲突，来保证苏联重新获得其远东战略的基点——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无论战争胜负，苏联都会达到目的：胜则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包括其南部港口；负则继续掌握中国的旅顺、大连乃至长春铁路。[5]

　　有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指出如果斯大林仅仅为了获得太平洋的不冻港而支持朝鲜战争，风险和代价太大。斯大林在1950年敢于支持朝鲜战争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他明显地感到苏联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于是便主动让中共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革命的责任，帮助苏联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以减轻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的压力。该学者还指出，斯大林的亚洲政策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逐渐地趋向激进，到1950年1月则彻底完成了方针性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动攻势防御的路线。[6]

　　应当看到，上述两种在国内学界影响较大的观点都是在合理的逻辑推断下得出的结论，并没有确凿的档案资料予以证明。前者没有顾及冷战对斯大林思想转变的影响。在对朝鲜战争如此重大决策上，苏联最高领导人仅仅从小处入手考虑“利益补偿”，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后者乃“转移视线说”。鉴于斯大林在1950年1月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发动战争且此后继续持十分谨慎态度的事实，如果单从苏联感到压力而打算转移美国对欧洲的关注，便推断斯大林在亚洲采取激进政策，那么这无疑显得有些牵强了。无论如何，对斯大林意图的探讨恐怕只有以美苏冷战对抗的背景为基础，综合分析诸方面的因素，才能得出较为理想的结论。

　　中国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关系同样是与战争起源密切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毛泽东究竟是主动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还是被斯大林和金日成拖进去的？中国在战争起源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此，不少外国学者认为，毛泽东从1949年到1950年一直积极支持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并表示要给予直接的援助。甚至有外国学者提出是苏联、中国和朝鲜共同策划了朝鲜战争，即著名的“共谋论”，或称“三国同谋论”。[7]这种论点一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俄国政府公布相关档案后，国内学术界才找到确凿的证据予以驳斥。

　　学者们普遍认为“三国同谋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来支持，而纯粹出于猜测。根据俄国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出，朝鲜战争是在完全排除毛泽东的情况下，在平壤和莫斯科之间酝酿出来的，作战计划则是由苏联军事顾问协助朝鲜人民军制定的。考虑到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不想让朝鲜在此时发动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毛泽东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虽然毛泽东原则上赞成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却并没有具体参加“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策划过程中，毛泽东完全是局外者，甚至连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也是在战争开始后才得知的。[8]

　　另外，过去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部队在朝鲜战争前转入朝鲜人民军序列，就是中国参与“共谋”的有力证据。但是，中国学者在利用档案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因为在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是有历史根源的，且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并无关系。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当时斯大林还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并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参与了战争的策划。[9]

　　毋庸置疑，在“共谋论’的问题上，中国学术界依据第一手的史料彻底驳倒了那些妄加猜测的国外学者，进而解决了国际学术界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努力，不仅澄清了基本史实，尤其是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二、关于中国出兵朝鲜

　　对中国出兵朝鲜问题的研究首先涉及东北边防军组建的目的。针对一些外国著作所说的，组建东北边防军表明中国从战争初起时就准备参战，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基本上都认为从战争爆发到1950年9月这段时间内，中国组建东北边防军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采取的具有防御性质的举措。只是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后，边防军的性质才开始转变，“志愿军”是出国作战的称呼，任务也改为全面参战。出国作战是保卫边防的一种手段，是把国境线推出去，避免在家门口承受过大的压力。它的立足点仍是更好地保卫边防。[10]显然，这种看法否定了外国学者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新中国行为的妄加猜测，更破除了他们对新中国行为的一些偏见。

　　除了东北边防军组建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引起国内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即为什么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必须出兵朝鲜，同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对于此问题，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出兵决策是新中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第一次危机处理，是中共中央在对各种方案的利弊作充分的比较后作出的。中国领导人国家安全感的不断丧失与不安全感的不断加深，使他们对朝鲜战争的决策逐步向出兵朝鲜的方向发展，最终由于美军突破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安全底线——三八线而导致中国出兵决策的形成。[11]的确，在当时冷战的紧张局势下，美国出兵保卫所谓“远在天边的防线”，矛头所指无疑是社会主义阵营，而中国作为该阵营的重要成员，对于邻邦燃起的熊熊战火，其领导人肯定会感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和封锁台湾海峡导致中国领导人根本改变了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使毛泽东认为这是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这种认识的形成和加深，是中国决心参战并考虑一切战争决策的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原因。[12]

　　不过，与上述看法有着较大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强调毛泽东决心出兵以及他所用以说服党内同志的重要理由，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而且更多是注重意识形态因素对中国出兵决策的作用：阶级情感的本能反应；推广自身经验和实践政治承诺的必然选择；向莫斯科证明意识形态正统的重要机遇；动员教育民众和巩固阶级政权的现实需要[13]。另有学者则从分析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入手，指出这位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可能有：避免被人指责走上铁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避免在中国境内与美国进行战争，从而引起中国局势的动荡；避免在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苏联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而“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在于：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14]

　　事实上，无论哪一种观点解释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都有其自身合乎逻辑的理由。它们都是对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基本情况予以充分考虑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影响中国出兵决策的基本因素。

　　此外，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涉及中国出兵的根本立场以及原始档案的真伪性。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都知道一份反映中国出兵决策的重要资料，即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引起学者们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的是，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在当天存在着两封内容不同、结论相反的电报。一封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另一封则是中国公布的以毛泽东的电报手稿原件为证的文件。有些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特别是，他们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5]

　　对此，有学者在对中国和俄国档案进行了细致对比后指出，这两份文件都是真实的。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电报，是因为该电不是中国发出的，而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直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10月1日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的答复。而俄国档案中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则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而且，无论从此前中国方面的参战准备和中国的态度看，还是从这份电报本身看，都不能得出中国不准备出兵援朝的结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自主作出的决策，而非苏联压力的产物。在这个重大的事情上，斯大林动摇而毛泽东坚定。[16]

　　显然，中国学者对1950年10月2日电报所作的考证，一方面弄清了事实，表明中国出兵立场的坚定性，另一方面亦充分解答了俄国学者的质疑，有力地证明中国所公布档案的真实性。（未完待续）

　　邓峰，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