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下）

　　二、1928年春南北迁都之争再起

　　1928年5月，在二次北伐即将成功之时，南北军事集团对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仍存在意见分歧。5月31日，有记者往石家庄访阎锡山，阎称北伐完成后，东省满蒙之应付及外交均愈重要，以地言，北京为便。[20]当即国民党内部有人提出尖锐批评：“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居然有人主张迁都北京，说是为了国防和外交的便利。我们要知道民国十余年来军事的纷乱和政治的腐败，就是因为定都北京的关系。帝国主义者政治上的操纵和生活的腐化，已经是烂熟在那儿，无论谁去，不能不受影响。孙老先生见到此点，所以力主定都南京，一班国民的心理也是体谅他老人家的意思。大家都欢喜南京。至于讲到军事方面，我们可以设置重兵，外交方面我们正要使馆南迁，纵不能南迁，也可以邮电往返。总之客听主人的安排。我们不能徇客人之请而失去主人之主权。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无理由。中央党部的执行委员居然蔑视总理的主张，指逆国民的心理，来主张迁都，我们不能不注意，恐怕他的后面还有军阀和帝国主义在说话呢。”[21]2吴稚晖6月4日在南京市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讲中，重提一年前冯玉祥的迁都提议，语气十分肯定的申明：“南京建都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葬在南京。……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22]随后他并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再度撰文，重申建都南京的四大理由：其一、建都南京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总理遗教不可违；其二、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计算中国的海疆，南京同样是在中国的中央；其三、北京古城虽整齐，不过是历史陈列物，乃封建帝都的标志，不能成为革命新时代的首都，而南京虽暂时简陋，但临近上海，有巨大的投资来源，建设容易；其四、上海是中国的国际大都会，又是中国的舆论中心，定都南京，上海更可作为传达处，更是好上加好③。

　　尽管元老派吴稚晖的意见一再表明国民党南京当局对于迁都一事的态度与决心，然北方舆论仍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异议。1928年6月7日国民革命军前锋直抵京郊，天津《大公报》随即发表“社评”，“北京既得，中华民国现在已无第二政府存在。自金元明清以来之燕都，事实上首都资格，将暂时废止。此与历史上及今日政治上，自有绝大关系。”[23]“社评”似乎也承认了北京首都资格的消失。但在第二天，《大公报》“社评”《五百零七年之北京》却有细微的变化，首先，回溯北京建都历史，即北京之名始于明永乐。明之正式迁都北京为永乐十九年，即西历1421年，距今507年，“明清两代以来，皆巍然称中国之首都，未尝间断也。”其次，分析当前的形势，“今者以南京为首都之国民革命军入京，北京之首都地位，事实上遂暂告废止。”最后，也是“社评”的落脚点，对国民党改迁新都的原因，即所谓外交束缚、积习腐败而思藉以解脱、以资刷新等由，提出不同的意见：“虽然，中国首都问题，是否因此简单理由，改迁南京，自尚有待于国民会议之解决。吾人之意，卜都建国为义甚广，地理关系历史关系固属当然，而于今后建设国家事业之大方针，亦须积极着想。若果国民会议，认为北京较为相宜，或南京北京外尚有适宜之地，均无不可。不可拘泥成见，谓一都北京，外交束缚便无法解脱，积习腐败，便无法刷新也。何以言之，吾人当认定今后之中国，为新中国，无论何地，外交束缚，皆应求解脱，积习腐败，皆应予刷新，岂仅北京一域，则又何改小之乎专以北京为虑哉？”[24]虽然用语委婉，但其用心之处显然是极力为迁都北京制造舆论。

　　北京克复后，国都问题的讨论“甚嚣尘上”(报刊用语)，社会上(尤其是北方的实力派与舆论界)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希望迁都北京的心理。6月20日，“中央为贯澈定都南京的主张计，以旧京兆特别区之京兆二字与直隶省之采用直接隶属于京师之义，均为不当，乃于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五次会议议决，改直隶为河北省，旧京兆各区各县并入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④以最高政治会议的决定来变更“北京”为“北平”，其用意显然是要切断朝野迁都北京的任何幻想。然而，首都之争却并没有随着北京改名为北平、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平息下来，相反引起了南北舆论的进一步关注。北方的《现代评论》一刊专门发表《北京下了以后》一文，提出有两个重大亟需决定并宣布的问题：一为国民会议，二为国都问题。对于后者之所以紧急，原因在于：“在军阀盘踞北京时代，党政府奠都南京，自属理所当然。北京下了以后，国都是否仍在南京，亦迁往北京，马上成为党国的大政问题，再也不容我们避而不谈。”然而决定此问题，却是一件至难的事，亦不可否认。作者具体分析了定都北京与南京的理由：“就革命的立场上说，国都在北京，于使北京革命化，于增进北方文化，确有便利。而且北京之地位，在全国较适中，尤其对于北方政治上军事上较易牵制。此为主张定都北京者之主要理由。而在他方面，舍北京而定都南京，则除掉总理主张外，现在尚有两种实际理由。第一从关外至京津，沿路驻有外兵，尤其敌视国民革命的日本军队的驻在更为危险；党政府把首都定在北京，适自陷于帝国主义者之重围中而受其压迫；第二，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势力，是我们的大敌，今后首都离开北京而定于南京，便是间接取消东交民巷使馆区域的特权，打破外交团势力之一个最有效的方法。”[25]3－4对北京建都的理由，这是北京克复后一次比较集中的陈述。虽然对南京建都理由的表述与南京中央有诸多合拍之处，但这只是纯粹学者的言论，不足以影响当局的决定，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国民党江苏省省委委员马饮冰撰文，力挺政府定都南京，理由有三，一、“可以表示党的权威”，即继承中山遗志，他并引用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演说——“国都问题，不应拿来讨论，总理早已确定，总理以为国都应以事实为根据，一是海都，一是陆都，海都为南京，陆都为西安或兰州，在南京是因为工商业文化交通较好的关系，在西安或兰州，是为因中国海军力量太弱的关系，至于在北京，毫无理由。”二、“可以表示独立自主精神”，针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抵制。三、“可以表示革命精神”，革除旧都的腐败势力。[26]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蒋介石亲往西山碧云寺公祭孙中山先生，并发表《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借机回答社会上对于国都问题的疑虑，特别重申建都南京的决心不动摇，他宣称：“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以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础。以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爰于北伐战争戡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而建立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北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制，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问。凡我同志，誓当拥护总理夙昔之主张，努力于新都精神、物质之建设。”[27]4174可见借中山遗愿来增强建都南京的说服力，一直是主张建都南京派的主要策略。

　　不过，蒋介石等借总理遗嘱来主张定都南京，并没有完全说服北方的实力派。京津地区统一于青天白日旗后，北方重要势力阎锡山出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坐镇北京，随即重提迁都之议，并指派一批北方文人炮制文章，大造舆论，公开主张定都北京，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北迁。为此，以北方的舆论重镇《大公报》系下的《国闻周报》为中心，北方学者文人纷纷撰文，公开提出国都问题，再次掀起迁都问题的论争。

　　首先发难的是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白眉初，7月他发表《国都问题》一文，从历史观察、地势评判、外侮应付、现状宏隘四个方面比较南京与北京建都的优劣。首先他以历史地理专业学者的身份，比较了中国历史上五大古都——长安、洛阳、南京、开封和北京的建都时间，并且联系国运来讨论，总结出建都北京则国运长久、建都南京则国运短暂的规律。他先后考察在南京建都十朝，即吴、东晋、宋、齐、梁、陈、杨吴、南唐、明(太祖和惠帝)、太平天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南京十代国都，其特点所在，非偏安，即年促。”具体说来：“平均之，每代不过四五十年。”“除朱明以外，皆为偏安，而无一能成统一之局者。”其次，就地势和现状而论，北京居于国疆的上游，“表雄视八方之概”，“今环拥北京之民族，西则秦陇，南则燕赵，东北则满蒙，东南则徐淮。此等民族，受气候之影响，而北京居乎其中，诚具雄武之气象也。”相比之下，南京则无天子之气，不过是“就其附近狭小之形势而言也。苟合大江南北百里内外观之，则一平原四战之区耳。”就外侮而论，南京则因为温暖潮湿等气候因素，造成人民体质柔弱，不能比于北方尚武民族强健。最后，白眉初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建都北京，文末提出“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28]

　　白眉初的主张得到了北方舆论重镇《大公报》社的呼应，其社评中称：“按北京有七百年首都之历史。在文化上自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而控制满蒙，在地理上终占国防重镇之地位。迩者政府都南，完全受一时党议所劫持，永久大计尚待研讨。谓北平便成废都，一时尤难遽断，是则目下冷落之状，或未必竟为长局欤。”[29]正此热烈讨论之际，国民政府已决议建设新都南京的费额为五千万元，其中中央支出一千五百万元，各省支出三千五百万元，建设期限为六年。对此，《大公报》的社评提出质疑：“以今日中国之财政而论，以今日中国建设事业之缓急情形论，殊不能不令人有所惊疑耳。民国元年，中山先生莅京，颇主张开新都于西山一带，移置政府于熙和园，别建设各官署于圆明园附近。既可扫除北京城内数百年来腐败之积习，亦可脱却东交民巷数十年来恶劣之环境。论者韪之，而卒以格于经费，认非亟务，未能实施。及今思之，彼时之政府，较诸今日之政府，其缺少勇力之程度，为何如耶。”至于首都问题，“吾人不坚主北京，然亦决不坚主南京。以历史论，地理论，政治论，经济论，中国之首都，自宜偏北，不宜偏南。惟应斟酌东北与西北之别而已。故若决舍东北之北京，亦宜慎选西北之某地。近逼上海远离蒙疆之南京，在力谋统一之国家，急求发展之民族，实无作首都之永久价值。国人中抱此意见者，盖不鲜矣。若谓为外交关系，长江外舰纵横之压迫，未必减于京奉。若谓为腐败关系，上海浮华恶习之传染，或更甚于平津。此种立论，尤易攻破，故南京是否可为中国永久之首都，迟以岁月。”[30]这种论证不能说没有识见，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多少应证了南京作为首都，在军事上、国防上的虚弱性。

　　《大公报》这一论点，得到北方学者叶叔衡的支持。孙中山生前指定南京为首都——这是主张定都南京所依据最大理由，叶叔衡则质疑其合法性，他认为此点不是不能更改首都地点的理由。他强调，民国元年孙中山主张奠都南京时，袁世凯尚在北京；而1925年孙中山立下遗嘱时，北京仍在北方军阀势力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再三考虑还是北京为宜：“就全国形势与国家的大计说，首都应在北京，固无疑义；即就国民政府说，亦未尝不可建都于北京”。叶在文章后还提出何不效仿明朝永乐皇帝，舍南京而迁都北京的做法，以“竟中山先生之志，而奠民国之基”。[31]

　　这场争论引起了北大教授李四光的注意，他在《现代评论》上撰文，从学理的角度，对南京作为首都在国防上的价值提出质疑：“中华民国的国防，究竟应从何处下手，这就是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事实上这进攻的民族，不待说，一个就是日本人，从东三省来，还有一个就是俄国人，从蒙古新疆来……首都设在金陵，为的是暂时避开他们锋镝，好往前进攻，若是大家祗看见江南的美女玉帛，不到朔北的风沙中打出一条生路，将不忍看见南渡以后的宋，重见在中国历史上，呜呼殆矣。”[32]3－5这的确是惊人之论，其理论依据是英人科尼西博士的《世界国都通考》(Dr. Cornish: The Capitals, A Historical Geography，1922伦敦出版)一书，即“凡国都之地位，恒与敌人之方向，针锋相对，且在第一道防线之内，所以然者，即不欲示弱于敌人，至其他之条件，如国都常为全国经济中心，交通中心，以及形势之险固等，均属次要云云。”[33]

　　对于北方学者从历史、地理、天时、国防诸方面来论证迁都北京，南方的文人和政要纷纷发言，进行批驳。南方学者张其昀亦据科尼西的理论，认为“今日之金陵，虽时代不同，而亦针对帝国主义进攻之方向，且在第一道防线(即海岸线)之内，孙总理欲定都于此，实欲表示我民族大无畏之精神者也。”[33]显然这是对北平成为国都提出间接反质疑。更为直接的回应是上海《申报》总编辑国民党人龚德柏，他在长篇回应文章中，指责白眉初对于近代国都的意义毫无了解，竟以18世纪以前的理论来论证现代国都，根本上已属错误。强调南京建都已成定局，绝不为书生一两篇文字所左右。他抨击白文中的“论列强之侵略”与“使馆保卫界之纠葛”等言词，与“日本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34]，意指叶是为外人做说客，为帝国主义作走狗。这一论调明显超越了学理之争的范围。龚德柏以政府代言人身份为白文戴上大帽子：“白君大著，曲学推崇北京，不惜牺牲一切”，是“荒谬绝伦之议论”，“图欺世人”、“贻误国家”。[35]

　　从双方所争的内容上看，北方学者主张建都北京，所持理由无非是南京为六朝金粉，地近上海，腐败萎糜之气太重，是亡国之都，而北京则是元、明、清以来中国的传统都城，在此建都一向兴旺发达。而南方才子则引经据典，大谈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首都，总理遗训不能违背等等，进行有力回应。除了历史、地理因素外，建都之争还包含了权力与利益之争。文人所论背后都有政治集团的派系支撑，政治与文化在此已经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换言之，在这场南北建都争论的背后，显然是当时几股国民党政治军事势力争夺地区控制权的斗争。

　　时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本是北洋军阀中的直系，长期依附于北洋军阀，北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建都北京，有利于他们控制中央政权。而蒋介石集团主要代表江浙财团的利益，上海乃其大本营，其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坚持建都南京。而在建都问题上，南方两广的李济深等派系则附和蒋氏集团。在南北学者文人纷争之际，南方的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省国民党党部不少要人纷纷发表通电，支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则以政府命令的方式，下令改北京为北平，使其不再成为“京师”。这场南北建都之争，最终以蒋介石和两广集团为首的势力占了上风，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集团只好偃旗息鼓，建都之争暂时平息下来。

　　三、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其合法受到各方挑战，这不仅仅表现为政治上的宁汉纷争等政治事件上，还有一个广受社会舆论关注的北伐成功后如何安置北京的问题，并引发过两次集中的迁都之争。《中央副刊》的讨论，可谓集中代表一批迷恋北京为首都的文化人的理想与方案。二次北伐的成功，南北之间新的迁都之争，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政治文化集团的分歧，体现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这两次源自民间的迁都之争均因政治力量的介入、压制而暂告平息，但政府与民间对定都的巨大认知落差，成为日后政局变动下迁都之议再起的一种潜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从民间而起的迁都之初，充分显示出国民党上台执政初期国家与社会分裂的基本格局。国民政府虽在其后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舆情，在处理新旧两都上出台了一些补救措施，诸如加强新都南京的政治、文化和市政建设，重树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形象，在故都北平大力倡导文化区建设来安抚人心，但受制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分裂和外部国际环境的压力，成效却大打折扣。虽然国民党宣传力量为化解南北分隔不断强化宣传机器，但社会各界对此却反应不一，显示出政治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思想的统一上还任重而道远，这亦成为三十年代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出台的内部原因之一。

　　注释：

　　①北伐对于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影响，罗志田教授有多篇论文论及，可参考《北伐前夕北方军事格局的演变：1924－1926年》，《史林》2003年第1期；《“有道伐无道”：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易势》，《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等。有关定都南京前迁都之争的最新研究，可参考李玉《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

　　②这一情形见吴稚晖在1928年6月4日上海党部的演讲。吴说：“记得去年在徐州，遇见了冯玉祥同志，他说我们将来还是迁到北京去吧。我说很好，不过你可愿意东交民巷存在吗。”(《国都问题》，《大公报》1928年6月12日，第3版。)

　　③《首都与国民会议问题》(十七年六月四日在南京市党部讲)，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七“国民与党务”，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646－648页。吴这一讲话当时就被收入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印《新都南京的认知》(1929年3月12日，第82页)，成为南京建都重要的宣传品。

　　④《建都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之第一部分“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的经过”，《中央周报》第45期，1929年4月15日，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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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常振冈．关于北京的一个建议[J].中央副刊，第88号．1927－6－22.

　　[18]微痕．由北京转向东南[J].中央副刊，第97号．1927－7－1.

　　[19]小鹿．我也来凑个趣——谈谈北京[J].中央副刊，第67号．1927－5－30.

　　[20]国都问题[N].大公报，1928－6－12(3).

　　[21]栩栩．迁都问题[J].中国公论，第5期．(无出版时期，但本期中评论张作霖被炸一事，时间大约为1928年6月后不久)

　　[22]吴稚晖昨在市党部演讲[N].申报，1928－6－5.

　　[23]今日天津(社评)[N].大公报，1928－6－7(1).

　　[24]五百零七年之北京[N].大公报，1928－6－8(1).

　　[25]松子．北京下了以后[J].现代评论，第185期．1928－6－23.

　　[26]马饮冰．新都确定以后[N].申报，1928－6－26. 首都市政周刊．

　　[27]蒋介石．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M]//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28]白眉初．国都问题[N].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1928－7－1.

　　[29]今后之北平[N].大公报，1928－7－31(2).

　　[30]论建设新都[N].大公报，1928－8－10(1).

　　[31]叶叔衡．国都问题[N].国闻周报，第5卷第29期．1928－7－29. 国都问题(续)[N].国闻周报，第5卷第30期．1928－8－5.

　　[32]仲揆(李四光)．国防与北防[J].现代评论，第8卷第192期．1928.

　　[33]张其昀．首都之国防上价值——读李仲揆《国防与北防》[J].地理杂志，第1卷第2期．1928.

　　[34]龚德柏．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N].国闻周报，第5卷第31期．1928－8－12.

　　[35]龚德柏．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续)[N].国闻周报，第5卷第32期．1928－8－19.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许小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