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五.一九”第一张大字报及其他

42年前的今天，即1957年5月19日星期日上午约10点钟左右，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质问校团委的大字报，掀起了全校师生压抑已久的民主怒涛。我是这张大字报的参与者，也是它的捉笔人，但是，当时的这件事对我来讲，完全是不自觉地介入了。

是日晨起，我躺在30斋宿舍的床铺上看书，后来听见班长张兰馨和同宿舍的张学仁等一群同学从楼下大声议论着走上来。我的寝室正好对着楼梯口，他们进屋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正在北京召开的青年团全国第三届代表大会我校的代表是谁的问题，然而都不知道谁是我校的代表。他们刚刚走访了系总支和校团委，接待的人都不知道我校的代表究竟是谁。大家的情绪为此都很激动。张兰馨大声地操着南通口音说：“刷他一张大字报！”众人立即同意。这时有人提议我执笔，因为我的毛笔字被认为写得好。我从铺上起来走向桌边，见班级党支书孙淼也在场。他是位年岁较长的调干生。这段时间正是党号召大家“鸣放”的时刻，老孙晃着身子表态可以写，我就提笔，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我就在一张粉红色的大纸上写了起来。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团三大的召开（当时我特意用“注视”二字，以表达同学们的一种特别关注的心情）。我们有如下问题需要校团委答复：一、我校的代表是谁？二、他是怎么产生的？三、我们有意见向何处反映？”署名是“历史系二年级二班一群团员和青年”。

大家拿着这张大字报走向大饭厅，我也跟随前往。贫农出身的非团员陈鸿生自告奋勇地搭梯爬上东墙张贴，一时不少过往者伫足观看。时近中午，我就迳直回中关村家中。待到晚饭后返校，发现整个燕园沸腾了。以大小饭厅为中心的墙壁、报栏上贴满了各色的大字报，其中以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我的一株毒草”最引人注目，刘奇弟的“胡风不是反革命”以及中文系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等等相继贴出，当晚他二人还当众发表演说，朗诵了这首诗。这段时间的大字报内容，有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教授治校的，有要求公布或废止个人档案的，还有揭露黑暗不公正的事项等，耐人寻味的“阿Q外传”和“儒林内史”等长篇陆续面世。大小饭厅周围成了空前的民主广场，同学们激烈地陈述着、辩论着、捍卫着。这块民主辩论的飞地，后来几乎成了北大的一个民主传统，一直延续到1989年的“六四”民运期间。

五月十九号的当晚，学校在大饭厅举行例行的报告会，著名学者于光远莅临做报告，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有不少学生给他递条子，多半是问他对今天学校贴出的大字报的看法和态度。我考虑他当时也没有什么充分的准备，他的回答不多，很谨慎。

“反右”开始后，我所在的年级有三个班，即两个历史专业班、一个考古专业班，每个班约30余人，而每个班都划了三名“右派”同学。我班的张学仁（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积极参与者）、雷光汉和陈鸿生均被划成“右派”，其中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在他的日记里发现有不少反党言论，即便他从来也没有流露过。他历来很内向，我平素同他接触很少。陈来自江苏农村，身体壮实，据知他在入学前已婚，有一子，因和班级党支书谈话时动手打人而被捕，后病死狱中。后来他们三人都被平反，陈的遗子，学校给予了生活补助金。我在翌年的整团运动中，也被批判，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大约在1978年，国内的政治形势有所转变，一天，我所在的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人事部门通知我，北大团委决定撤销当年对我的处分，并从我的档案里撤去了一些不实的材料，只给了我一份被撤销材料的名目单和一纸取消处分的通知书，记得上面写着年轻人说过一些“过头话”，不必计较一类的文字。

这里，值得一记的两件事，一是原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据说他在“反右”和划“右派”期间不够积极，北大被划成的“右派”有716人，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其数量不及清华多，似乎没有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意图，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批评。“反右”结束不久，他被贬到兰州大学去当校长或党委书记。1959年7月，我和同班同学在甘肃地区结束民族调查后准备返回北大的前夕，专门去了兰大看望江校长。他在家里接见了我们，他的话不多，要我们每个同学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我们的姓名。“文革”期间他自杀了。

二是被划成“右派”的雷光汉同学。他在“反右”和“文革”的一段时期里遭遇的事颇具戏剧性，也有其典型性的一面。他是湖南湘西土家族人，胖墩墩的，脸上经常带着笑。1957年“鸣放”期间，他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历史系所在的文史楼前。这张小字报主要写的是帝俄时代的俄国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许多领土，但是苏联当局对于以往中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并没有包括黑龙江以东的所谓“江东64屯”中国的大片土地，却被苏联一直占据着不予归还。鉴于当时的中苏关系还没有僵化，就被我班党员同学颜芙善意地批评了一顿，他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遂将这张小字报撕了下来。但是事情绝不是如此简单地完结。“反右”期间，雷光汉以出身富农和反对苏联的“罪名”候补成一名“右派分子”，因为当年划“右”有一条重要的标准，即：“反共、反苏和反人民”。很多同学在心里为他抱屈，但不能言。1960年6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伊犁中苏口岸的霍尔果斯的一所小学教书。其间他在《伊犁日报》的“天山夜话”专栏上发表了一些涉及新疆的历史人物小文章，“文革”开始，“天山夜话”和北京的“燕山夜话”挂上了钩，成了揪斗对象，一度被遣往矿井挖煤。“文革”初期，他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造反派的战斗队，还当了一名头头。在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玩命地大打派战的时候，他所在的组织曾处于被打被压的劣势，对方说他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张榜全国通缉他，他只得四处逃亡，跑到北京同学家东躲西藏。1968年12月曾匿藏在沈元住处，沈元助他20元钱，复又逃回湖南老家湘西乡下，哪晓得父母已被当地的贫下中农批斗至死，他不得不潜回新疆，发现他的老婆为了和他划清界限，竟然同别人跑了，真可谓家破人亡，无处可去。1968年4月29日北大中文系学生林昭、1970年4月18日同校同系同届的沈元皆以“反革命罪”先后被枪毙，红色恐怖蔓延全国，此时雷的一个学生秘密地送来一张纸条，要他赶快逃走。迫与形势，为了活命，他于1970年4月下旬泅过冰冷彻骨的伊犁河，逃至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一种说法，他偷越国境立即被苏方边防军逮住，因为他没带证明身份的文件，被遣往西伯利亚做伐木的苦役。其间，他想起当年在北大读书时，有个苏联留学生叫刘可夫（克留可夫，后来曾担任过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在北大读研究生，专攻中国古代史，估计那时雷光汉可能和刘有过些接触，他提出刘可以证明自己是北大的学生。刘可夫此人仗义，证明了雷的身份，苏方这才解除了他的苦役生活。可能是根据雷的意愿，留在哈萨克斯坦侨居，从此长期居住在靠近新疆边境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城镇上。为了生计，他摆过地摊，后在某个工厂工作，还同当地的一个中国女画家结婚成了家。这时中苏关系破裂，对抗紧张，曾经在北京郊区某座桥上发现苏联特工的活动。有一天，北京公安部门的人来到同班同学陈高华（80年代后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家中，通知他雷光汉是“苏修”特务，他若是到来，要马上通知公安局抓捕。据陈对我说，北京公安部门曾经对所有在京的同班同学都打了这样的招呼，后来又对这些同学解除了这个决定，这样严重的事竟被当局说成是一个“误会”。还有一种说法，他出逃到苏联后，当地电台要他写反华文章，被他拒绝了，他只反“文革”不反华，也拒绝去莫斯科东方研究院工作。因此他被当局以“狭隘民族主义者”流放到西伯利亚。90年代以后雷光汉多次回国，见到老同学说他很想回国内定居谋职，但一直未能实现，目前在境外靠养老金生活。

还有一位值得记忆的同届一班同学——屈死的沈元，当年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遭遇和结局更形悲壮。1956年，他因为从一份英文的《工人日报》上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片断供同学传阅而被划“右”的。我和沈元平素没有交往，唯一的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9月初，我们作为历史系的新生刚到北大报到，被暂时安排在小饭厅住下，我和他的床位相近。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床边随意交谈，谈到民族问题时，他当即指出我对“民族”的理解不符合斯大林的关于“民族”的四个定义。当时我没有读过斯大林的书，不知道这个经典的定义，感到他的知识比我强。他的身材比较瘦长，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文雅，普通话中夹有明显的上海口音。他全然是个书生。后来他是一班的团支部书记，二年级做中国古代史年级作业时，他居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汉武帝年谱，邓广铭教授曾在课堂上以赞赏的口吻提到沈元的这篇作业，大家都认为他是全年级学得最好的学生。据说沈元是上海著名电影导演沈浮的侄子。50年代初，我看过沈浮导演、蓝马和上官云珠主演的“希望在人间”这部进步电影，印象颇为深刻。

沈元划“右”后被集中到北京门头沟山区斋堂北大生产基地劳动改造，被劳改的大都是北大的“右派分子”。白天做重体力活，从河滩背石头上山修水库，晚上开批判会，经常批判他劳动不积极，有抵触情绪。他很痛苦，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折磨。一天，他偷跑出来，一路步行到天安门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可能也提出了自己的申诉。公安局把他带到北大处理。沈元提出不愿意再回到斋堂去，请学校另行分配他到工人队伍里去接受改造，于是他被分派到河北唐山修筑铁路的工段上劳动。沈元在新的环境里很快就适应了，同当地工人相处得很融洽，他利用下班时间为工人们扫盲，讲历史故事，大家都喜欢他，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学生怎么会是“右派分子”。一说，1961年在工人们的保举下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这年他患了肝炎，工地批准他回到北京治疗，住在灯市口的姑妈家。一说，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当地的居民委员会做点事，大家对他的印象好才摘掉右派的帽子。他经常跑东安市场的书店，去北京图书馆读书查阅资料，撰写史学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三年多的人祸天灾，全国的政治气氛有几年相对的宽松，他的姑妈是位高级知识分子，认识一些上层领导，1962年，她通过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沈元给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黎澍，黎看了沈元撰写的九篇学术论文，很是赏识，他正需要找一位助手，就留用了沈元当助理研究员。黎将沈元写的《<急究篇>研究》一文刊登在他主编的《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所刊上。沈元在该文中认为，汉代的儿童蒙学课本《急究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汉代人的眼光即人类学所谓的“主位”视角来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受到当年老一辈史学家的称赞。在黎澍的指导下，他写就了五万余字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一文，登载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上，《人民日报》副刊将该文做了摘录，各一万字，以《论洪秀全》和《论太平天国》两文先后整版发表。我当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读到这两篇文章后，竟有些不敢相信是他写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所里的造反派批判黎澍拉帮结伙，重用“右派”。黎、沈屡遭批斗，黎澍倒台，沈元被扫地出门，他曾向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其姐的处境同他差不多，无法帮助他。他已经是走投无路了。1968年9月1日，沈元用鞋油化装成一个黑人，企图进入非洲某国驻北京的大使馆（有说是埃塞俄比亚使馆。沈选择该使馆，我想是因为该国人的脸型有些像亚洲人），要求政治避难，再设法离开中国，却被我方门警发现，用手一摸，沈元脸上的黑色油彩全是涂抹上去的，该国大使馆通知我国有关机构，立即逮捕入狱，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的一个公开场合，他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叛国罪”，立即枪决。据他同班同学党支书郭罗基后来撰文说，沈元临刑时显得很镇静，始终站立不乱。沈元生于1938年，被枪毙时才32岁！80年代沈元被平反。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上说：“原审被告沈元…... 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 ……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 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沈元的80岁老母亲经过千辛万苦争来的一纸无罪判决，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呀！”北大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有关当局到近代史所当众正式宣布此事。这真是“屈死的冤魂，天地鉴察！”黎澍生前说过：“近代史所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变。”有些研究人员多少年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他还说，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楷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来补校前人的注。他死后留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的一位人事处长或行政人员拿走了，迄今不知下落。沈元的长兄沈荃、姐姐沈蓓，为争取将沈元的遗稿《汉书补注》公开出版，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元，最终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既挽救了文化遗产，也可以告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还有一位同年级考古班同学之遭遇也须提及。他叫杨秉功，河南南阳人，是个高身材、面色白里透红、总是带着微笑而腼腆的青年，闲暇时喜欢拉拉京胡，同学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杨大姐”。鸣放期间，他私下弄了一封匿名信，攻击大约当年在经贸部门工作的党外统战人士卢绪章，揭发他在家乡地区的问题，说他积极钻营，爬上了政府的要职，并警告威胁他当心自己的性命，云云。这显然是一种很幼稚的做法。但是，这封恐吓信居然很快落到了当局最高层的手里。毛泽东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写了一篇分量极重的社论，登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说右派分子们已经磨刀霍霍杀向党了。这就是所谓的“六八社论”，党中央明确地发出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信号，从此全国轰然掀起了反右斗争的政治运动。这期间杨秉功也和大家一起投入运动，直到1960年初夏毕业前夕，他才因匿名信被捕。我想，杨秉功这时的被捕，可能不排除后来有人举告。据知，他被捕的那天是个下午，公安人员在本校有关人的配合下，于校园各处搜寻杨未果，到了夜晚同学们都回到宿舍就寝，十点半钟统一熄灯的时刻，有人在寝室外叫唤杨秉功，要他出来，有人找他，杨走出寝室就被公安带走了，从此杳无音信。若干年后，杨被释放，他曾去到天安门对面的历史博物馆，找到同班的宋兆麟。据宋告诉我，杨秉功此时已满头白发。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他没有谈及当年的事，也未提及他的有关结论和平反的事宜。这件事似乎是让它不了了之。入狱后，他除了不能外出和外界联系外，可以阅读书报，并且学了一手木匠活。他回到家乡南阳后，曾一度经营家具制作糊口。近年我又了解到杨在当地因为一直没有制造“麻烦事儿”，后被调到南阳师范学校任教，在这里办了退休。杨秉功的这场不幸遭遇，全然是政治斗争的无谓的牺牲品！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鸣放”运动，同学们发言、提意见、贴大字报等行为，有其社会历史的背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严重错误的讲话，北大的外国留学生首先获得讯息和有关的文本，把它们翻译成中文，用大字报的方式张贴在小饭厅前的长排布告栏内，一度造成全校的关注和轰动。后来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布拉格和匈牙利事件，之后党中央连续发表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用以应对。国外民众的“大民主”运动，对于当时国内的大学生很有影响，认为对于那些顽固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有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我想，这大概是北大“五.一九”事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背景。

另外，我还觉得，知识分子在社会性的是非面前，大多是表现出有良知，有正义感，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知识给予他们以力量和信仰。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胆小，灵魂脆弱，同极其强烈的私欲和极度膨胀的野心恰成反比。这类人心地龌龊，面目猥琐，行为鬼祟，手段卑劣，向以损人利己为快事，为达到个人卑鄙之目的，竟然不择手段，泯灭天良。作为一个“人”，这类人，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多余而有害的，他们活着就是一个错误！
                               
（1999年5月19日昆明知得斋，2011年7月31日补充）


蔡伯文，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