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0日 星期日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上)


  内容提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迁都问题,南北舆论出现两次热烈集中的讨论。第一次以武汉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为主阵地,围绕理想中的首都、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28年春二次北伐引发南北新一轮的迁都之争,北方学人白眉初、叶叔衡与南方张其昀、龚德柏等围绕建设北京与南京的优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最终因蒋介石为首南方军事政治实力集团介入,社会上的迁都之争才逐步平息下来。透过这两场迁都之争,不仅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社会各界对于建都的分歧,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而且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貌,国家层面的政治统一与社会层面的思想统一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北伐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近年学人对北伐的军事、政治、外交与文化方面均有很深入的研究,但对与北伐相伴随的迁都问题,学界的关注重点仍集中于定都南京前的宁汉纷争等政治层面,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社会上的迁都之争却关注得很不够①。本人在翻阅近代报刊资料中,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北平统一的一年多时间内,南北舆论界却集中引发了两次热烈的建都、迁都的讨论,其所讨论的主题,与其后的国民党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有着密切的关联。细致分析这些迁都之争的经过与影响,无疑会有助于加深理解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相关政策出台的社会因子,重新把握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相。

  一、武汉《中央副刊》的迁都之议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且国民政府各部已开始在南京办公,但各地学者文人仍提出不同看法,其中武汉《中央日报》下的《中央副刊》形成了一场热烈讨论。在1927年5月下旬至7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央副刊》先后发表了关于迁都问题的文章与通讯达二十多篇,引起了读者与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曾任北方新文化运动重要媒体《晨报》副刊的主编,曹聚仁回忆说:“北京的《晨报》副刊,那是新文化运动在北方的堡垒。孙伏园主编《副刊》,鲁迅的《阿Q正传》等都是在那副刊上连载的。”[1]169这种背景也使得孙伏园有很强的北京建都情结。

  争论的起点是孙伏园《计划中的北京》一文,文中他首先提出了作为首都选择的多种可能性:“那么所谓新都者也,当然要有若干个。广州也,武汉也,南京也,北京也,都是。”[2]6换言之,对于不久前国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并不认同。随后,他在文中罗列了北京让人迷恋的种种理由,“凡是曾经住过北京,乃至曾经短期逗留的,一说到北京便都有些爱恋。也许各人所爱恋的方面不同:有的因为北京的天气好,同武汉这样三五天要下一次雨的天气比,愈觉得北京的可爱了;有的因为北京的房屋好,在最冷的冬令,南方温度自然高于北方,然南方比北方更难受,因为南方的房屋太没有设备了;有的因为北京树木多,有的因为北方民俗厚;有的因为北京的学术空气浓;有的因为想到北京去做下层工作;有的因为舍不得天安门那块国民大会的会场;甚至有的因为前门正阳楼的螃蟹与羊肉万不可不吃。总而言之是多少人舍不得北京。”[2]6正是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北京情结,在《中央副刊》编辑部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他与陈启修、唐维淑、林语堂在闲谈中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对计划取得后的北京提出了七条整理方案:一、内外城之间的一带城墙,连着所谓“前三门”,一概拆去。二、京汉、京奉接线地点在永定门,改内外城之间的铁道为电车路。三、旧禁城南自天安门,北至地安门,东至东华门,西至本安门,连三海在内,绝对开放,作为公园,不准任何机关用作办公处。四、禁城东西南北自由通车。五、全城植树,尤注意于禁城与三海。六、中央党部设在司部街司法部旧址。七、国民政府设在西长安街交通部和财政部旧址。[2]6-8这些方案中,前五条细致而具体,多涉及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后二条所言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则表达了首都迁回北京这一重要意愿。这一点与南京方面刚刚宣布奠都南京唱起了反调,所以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读者致信《中央副刊》,称伏园先生所言迁都问题“就好象有导火线着火一般,叫着许多胸中怀着北京的人们,连篇累牍的,发表出来了。”[2]6-8

  《中央副刊》的这场有关北京与迁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理想中的首都是北京还是南京、武汉?

  何谓理想中的首都?讨论者大都同意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革命中心三方面综合考虑,即“所谓国都,至少也要是:(一)政治的中心,可以在大约相等的时间内传达命令于四极,(二)文化的中心,(三)革命的中心。”[3]7梦楼在回应孙伏园的文章时,称北京虽不是革命的中心,依然是文化的中心、是政治的中心,“现在我们的革命健儿,在河南奋斗了,会师郑州,即在目前直捣燕京,依伏园同志说,当在五卅以前了!无论如何,七月一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才可以移置北京,这是我的最迟缓的预料。北京是我们将来的新都,在最近的将来,马上就为我们的新都了。……北京,是我们的,革命的北京,美丽的北京,政治中心的北京,文化中心的北京,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北京。”[4]7-8葛之全论证北京理所当然会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从地理上推论,北京的经济发展,虽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中央政府,如果设在北京,北京当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中国革命完成以后,进而做世界革命的工作,则北京就要由东亚的政治中心,而为世界的政治中心。”[5]7-8

  迁都北京的确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心理,绝大多数有关建都的讨论集中于北京,有读者对先前发表的北京与迁都问题有一总结:北京问题,在中央副刊上面接二连三不断的讨论,在这些文字里面,可以很明了地看出几点:(一)北京似乎是不久将来的首都,武汉、南京都摈弃不要。(二)似乎只有北京有刷新、计划的必要而其他——现在的首都武汉和不久以前决定的国都南京——却可以不理。不过,迁都北京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经享颐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他致书孙伏园称:“迁都于北京,我是根本不十分赞成的,终觉暮气太深,难免要挫折革命的精神。我们这次北伐胜利的结果,策略上或者要把中央机关搬去,但我以为最好也作为凉亭,不要认为安如磐石。况且现在又预备东征了,何妨提出‘南京在目前’来讨论一下。呵,随便说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6]6显然作者本意借“凉亭”之喻,来说明武汉不宜作为永久首都,又以北京暮气太重为由反对北京作为首都,所以是一个坚定的南京建都论者。同样,易一苇也称:“我们的党,并且没有决定北京为我们的国都……但是北京呢,地点偏在北方,政治上不容易管辖全国。文化则可以说是博物馆,古物的中心点,一切文化都是表现着东方式的,和‘老调子’式。至于革命中心更讲不到,所以纵或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党和政府,会以北京为国都,但是,我相信将来的国都,只有在南京和武汉中去抉择罢!”[3]7-8在武汉与南京的二者之间,有读者更是为南京叫好,“近来在本刊上讨论北京问题的,五花八门,真是热闹极了!前几天经享颐先生在本刊上提出‘南京在目前’的题目,却远没有看见什么人物加入讨论,又见大多数的同志,都有以北京为首都的趋向,对于蒋皇帝驻跸的南京还没有人注意。南京我们无论如何要去的,——不久就要去的,——况且先总理的坟墓在那里,每个同志更有到那里去瞻仰的必要。在那里建都,据我看来,也不见得比北京坏,不讲别的,单就建筑方面说,就要比北京容易得多了!”并且文中还对于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提出设想:“东南大学已改成中山大学,当然不发生问题。我以为最好是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中学、基督女学、汇文女学、赫德女学、进修学校等,一古脑儿都收了回来,合并在一起,既可省了重建校舍的麻烦,又免得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不是一举两得吗?”[7]4-5

  第二,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

  对于倾向北京建都的人们而论,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北京的政治腐败与落后。1926年10月在北京的周作人在给友人信中谈及南北问题时,称“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而且坦承“老实说,我们北方人闻道稍晚,对于民国建立事业出的力不很多,多数的弟兄又多从事于反动战争,这似乎也是真的。”[8]661927年春,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张奚若坦言:“老实说,自辛亥至今日南北两方从来也就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合作须有一种合作的共同基础,而南北两派十数年来始终就没有这种基础。就大体说,南方所希望者为真共和,北方所容忍者为旧专制;南方要实现平民主义、北方要贯澈武力统一;南方着眼在将来,北方注意在现在;南方为新进少年的活动地,北方为官僚政客的逋逃薮。”[9]可以说20年代中期以来,南方政治上的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北京政治黑暗的印象。刘伟民撰文对于北京的政治黑暗一一指陈:“再次就是一些反动学阀,像开倒车的老虎总长,戴假面具的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思想落伍的研究系,以死板的文学,乱七八糟的主义,放狗屁的新闻,来愚弄一班青年。最痛心,就是去年四月京师卫戍司令部,有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枪毙的戒严条例,令我现在犹在肉颤。”他将希望寄托于北大领导的学生运动,“国立八大校,就是其最高学府的北大,令一般求学的青年羡慕。”[10]8林语堂同样对青年学生的政治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北京的学生继续做政治运动的领袖,做国民政府的后盾,做市民运动的指导者。”当然迁都北京,在他看来,“其他我们还有零碎的疑问:将来国民政府办公室是衙门式的,还是民治式的也成一个问题。还有如《晨报》这种问题也得解决。梅兰芳、胡适之也颇成问题,惟正阳楼及老便宜坊的旧艺术,自然千万要保存也。”[11]2-4

  正是因为认定北京政治的黑暗,所以有读者提出攻克北京后肃清反动政治工作是第一位,一到北京就应该办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欢迎被捕诸同志出狱。(二)国葬死难烈士。(三)肃清一切反动份子。(四)封闭反动报纸。北京最反动的报纸是研究系所办的《晨报》、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办的《顺天时报》、其他如《益世报》、《北京日报》等也是这一流的家伙。革命势力到北京以后,这些东西当然不能让他存在,应该一律封闭。不过其中如《晨报》等设备很好,我们很可以拿来办我们自己的报。[12]1-2

  认为北京政治黑暗,另一个理由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使馆就成了某种象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避开北京的使馆,避开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迁都南京就是向土耳其学习,将都城从君士坦丁堡迁到安哥拉。这种理由遭到孙伏园的质疑,“中国的使馆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方式,与革命前的土尔其差不多。本来抄袭土尔其旧文章的一页也可以,尽让使馆放在君士坦丁堡,却把都城移到安哥拉,你们要与政府交涉的便请你们驾驱安哥拉来,不然你们尽可永远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使馆界里。这个办法,有一位美国记者曾经也推测过,以为国民党的计划一定如此。但是现在,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我们无论要不要迁都,总得先将北京收复,就是说我们的大熨斗总得先到北京去熨一熨,熨平了以后才能宣布定都何处的计划。”[13]3-7显然,他认为先收复北京、再宣布定都乃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第三,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

  在民众心目中,北京作为理想中的首都,更有说服力的就是学术中心的独特地位。这一点,成为迁都之争中最重要的筹码,“再从学术一方面说,中国人的脑力,实在不亚于白种人。最近七八年里,学术思想,尤以社会科学方面,西方人所有的,我们多输入了。在国内纷乱的状态里,尚且有如是的成绩,将来革命完成,必定更加注意到文化一方面,那么照过去的进步的速率计算,在最短时间内,中国一定成为世界文化的领袖。而中国文化的中心点,当然随着都城跑,(在最近过去的中国,文化中心在北京。)所以未来的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还是学术的中心。那么,北京发达的方向,虽不在工商方面,而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却是居中重要的地位。”[5]8

  北京向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如何建设文化中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北京国立九校的处置了。集中意见最多的是合并国立九校,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国立大学,至于校名,有人主张“国立北京中山大学”,有的主张“中央大学”,不一而足。梦楼主张:“说到大学呢!现在国立九校,自然改成规模宏大的国立北京中山大学,那是没有疑问的。此外又要革命化,更是没有问题的了!语堂先生说过,希望北京的青年人革命化,所以主张必有极有组织的青年部,来领导青年。我以为党化的模范的将来的北京中山大学自然会达到这个目的——并且能够使北京成为文化中心呢![14]6-8同样,辛遽亦赞成,“国立九校改作中山大学,简直是天经地义。”此外他还主张整理泛滥的私立大学,“还有什么专制的朝大,滥污的中央大,‘接吻者再’的民大,张学良舅老的中大,吴秀才的东方大,江留学狗的南方大以及其他大小野鸡大都是注一注意的。”[15]5孙伏园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国设立五个中山大学的主张:“国立九校合并,改成大规模的中山大学。许多位同志都有这样主张,绝对没有异议。广州、武昌、南京三个中山大学,初改革的时候也都用全副精神的,毕竟因为军事的关系,都不能尽量的发展。如第二期北伐的第二步成功以后,也许要略微休息,那时一切建设的准备都应提出来了,教育当然也是一件,连莫斯科的一个中山大学计算在内,世界上五个中山大学总应该好好办理一下的。”[13]3-7如何建设新的北京中山大学,孙伏园提出以原有九校校址分配中山大学的各部分,一面在郊外觅地址,即刻动工建造。有的则提出各大学一律建筑大学宿舍,取缔公寓制,以免青年界人格的堕落。有的主张将后门的景山,拨归北大作校园,取其近便,各学校当有同样的设备。[16]1-2而常振冈提出更为宏大的计划,主张新大学地点设在历史上最有关系的颐和园,“建筑的方式,我自谈不上,不过我想那里的地亩,是很够分配的。那样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比起繁华都市里念书,自有天渊之别。同时还有许多做买卖的一定要跟去开设铺店供给学生们的需求,那么,来往的人一多,交通上尽可添设一路电车,无不方便之处。那时候政府和商家,大家出点资,建设一个极完美平民化的市镇,叫做‘大学区’,这是一定可办到的。”[17]8

  不过对于“北京中山大学”的校名,也有读者提出以“中央大学”为名来统一北京国立九校。常振冈提出:“打到北京以后,国立北京九校合并起来为中山大学,现在大多数人不是以为毫无疑义的吗?合并起来是当然的道理,名称我却主张叫‘中央大学’”。其主要理由是:(一)各国的国立大学,以地名的居多数,就如现今的北京大学亦然。革命成功以后,我们这个新京固然是要为世界各国的模范都城,一切应该只有别人来仿效我的,以地名早就不成问题了。这个新都,一定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中心,为符这中心点的意义计,我们还是以名中央大学为宜,虽然这个中心仍是总理赐给我们的。纪念总理的方式很多:中山堂、中山亭、中山公园、中山图书馆,乃至中山大学……各地都可以建立的,都是顶好的纪念。惟中央的一个大学,正如中央政府不能名为中山政府一样,似不妨称中央大学。他如现在的天安门,则将来只有改为“中山门”,以“三一八”死难烈士合葬在门前,使每次群众大会时,永示不忘。(二)中央政府所在地,有中央党部,中央人民俱乐部,中央银行……因此来一个中央大学,名义上是很堂皇的。中央大学内,应设尽各科,各科均有研究院,用以提倡著述与发明。(普通读几年大学,多半以时间的关系,科目仍不得专门,将来的学制,当更有一番革新。)[17]8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大学之名,显然随首都一起,与文化中心直接牵连。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朝野各方对于合并后新大学的定位与命名。事实上随着定都南京成为事实,“中央大学”一名称最终与“首都”二字紧密相联,成为东南大学改组后的校名。

  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出版于“宁汉对立”时期的武汉,孙伏园本人政治上倾向于武汉国民政府,并且心理上眷恋北京,自然有关迁都之议倾向北京。但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化,国民党内部有关北京建都一事就淡化下来,“一个月以来,中央日报副刊上,关于建设新都的北京问题,可以说已讲得很周详了。现在我们要怎样建设新的北京,恐怕还要耗些时日罢。因此一般革命同志的视线,都由北京向东南来了。所以这两天的南京问题、上海问题,又有人提出讨论,同时武汉问题,也引起不少人的注意。”[18]6-7

  民间舆论对于首都的关切与军事形势变化联系。1927年6月20日,北方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徐州会议”,提出把首都迁到北京的议案。冯的建议立即遭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反驳:“你可愿意东交民巷的存在吗?”吴稚晖这一问,使冯玉祥一时瞠目,无言以对②。他的意思是说,东交民巷是外国列强侵华特权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如果首都建在北京,各国列强的特权将继续存在,而建都南京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了。尽管如此,随着二次北伐的推进,首都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尤其是迁都北京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预期,正如1927年5月武汉《中央副刊》讨论所言:“第二次的北伐我们相信是必定胜利的,则‘到北京去’不久就要实现,那时候,怎样布置新都也会成为问题。”[19]8(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许小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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