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上）

　　内容提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迁都问题，南北舆论出现两次热烈集中的讨论。第一次以武汉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为主阵地，围绕理想中的首都、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28年春二次北伐引发南北新一轮的迁都之争，北方学人白眉初、叶叔衡与南方张其昀、龚德柏等围绕建设北京与南京的优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最终因蒋介石为首南方军事政治实力集团介入，社会上的迁都之争才逐步平息下来。透过这两场迁都之争，不仅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社会各界对于建都的分歧，不同团体的观念差异与利益诉求，而且显示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貌，国家层面的政治统一与社会层面的思想统一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北伐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近年学人对北伐的军事、政治、外交与文化方面均有很深入的研究，但对与北伐相伴随的迁都问题，学界的关注重点仍集中于定都南京前的宁汉纷争等政治层面，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社会上的迁都之争却关注得很不够①。本人在翻阅近代报刊资料中，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北平统一的一年多时间内，南北舆论界却集中引发了两次热烈的建都、迁都的讨论，其所讨论的主题，与其后的国民党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有着密切的关联。细致分析这些迁都之争的经过与影响，无疑会有助于加深理解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相关政策出台的社会因子，重新把握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相。

　　一、武汉《中央副刊》的迁都之议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且国民政府各部已开始在南京办公，但各地学者文人仍提出不同看法，其中武汉《中央日报》下的《中央副刊》形成了一场热烈讨论。在1927年5月下旬至7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央副刊》先后发表了关于迁都问题的文章与通讯达二十多篇，引起了读者与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曾任北方新文化运动重要媒体《晨报》副刊的主编，曹聚仁回忆说：“北京的《晨报》副刊，那是新文化运动在北方的堡垒。孙伏园主编《副刊》，鲁迅的《阿Q正传》等都是在那副刊上连载的。”[1]169这种背景也使得孙伏园有很强的北京建都情结。

　　争论的起点是孙伏园《计划中的北京》一文，文中他首先提出了作为首都选择的多种可能性：“那么所谓新都者也，当然要有若干个。广州也，武汉也，南京也，北京也，都是。”[2]6换言之，对于不久前国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并不认同。随后，他在文中罗列了北京让人迷恋的种种理由，“凡是曾经住过北京，乃至曾经短期逗留的，一说到北京便都有些爱恋。也许各人所爱恋的方面不同：有的因为北京的天气好，同武汉这样三五天要下一次雨的天气比，愈觉得北京的可爱了；有的因为北京的房屋好，在最冷的冬令，南方温度自然高于北方，然南方比北方更难受，因为南方的房屋太没有设备了；有的因为北京树木多，有的因为北方民俗厚；有的因为北京的学术空气浓；有的因为想到北京去做下层工作；有的因为舍不得天安门那块国民大会的会场；甚至有的因为前门正阳楼的螃蟹与羊肉万不可不吃。总而言之是多少人舍不得北京。”[2]6正是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北京情结，在《中央副刊》编辑部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他与陈启修、唐维淑、林语堂在闲谈中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对计划取得后的北京提出了七条整理方案：一、内外城之间的一带城墙，连着所谓“前三门”，一概拆去。二、京汉、京奉接线地点在永定门，改内外城之间的铁道为电车路。三、旧禁城南自天安门，北至地安门，东至东华门，西至本安门，连三海在内，绝对开放，作为公园，不准任何机关用作办公处。四、禁城东西南北自由通车。五、全城植树，尤注意于禁城与三海。六、中央党部设在司部街司法部旧址。七、国民政府设在西长安街交通部和财政部旧址。[2]6－8这些方案中，前五条细致而具体，多涉及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后二条所言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则表达了首都迁回北京这一重要意愿。这一点与南京方面刚刚宣布奠都南京唱起了反调，所以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读者致信《中央副刊》，称伏园先生所言迁都问题“就好象有导火线着火一般，叫着许多胸中怀着北京的人们，连篇累牍的，发表出来了。”[2]6－8

　　《中央副刊》的这场有关北京与迁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理想中的首都是北京还是南京、武汉？

　　何谓理想中的首都？讨论者大都同意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革命中心三方面综合考虑，即“所谓国都，至少也要是：(一)政治的中心，可以在大约相等的时间内传达命令于四极，(二)文化的中心，(三)革命的中心。”[3]7梦楼在回应孙伏园的文章时，称北京虽不是革命的中心，依然是文化的中心、是政治的中心，“现在我们的革命健儿，在河南奋斗了，会师郑州，即在目前直捣燕京，依伏园同志说，当在五卅以前了！无论如何，七月一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才可以移置北京，这是我的最迟缓的预料。北京是我们将来的新都，在最近的将来，马上就为我们的新都了。……北京，是我们的，革命的北京，美丽的北京，政治中心的北京，文化中心的北京，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北京。”[4]7－8葛之全论证北京理所当然会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从地理上推论，北京的经济发展，虽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中央政府，如果设在北京，北京当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中国革命完成以后，进而做世界革命的工作，则北京就要由东亚的政治中心，而为世界的政治中心。”[5]7－8

　　迁都北京的确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心理，绝大多数有关建都的讨论集中于北京，有读者对先前发表的北京与迁都问题有一总结：北京问题，在中央副刊上面接二连三不断的讨论，在这些文字里面，可以很明了地看出几点：(一)北京似乎是不久将来的首都，武汉、南京都摈弃不要。(二)似乎只有北京有刷新、计划的必要而其他——现在的首都武汉和不久以前决定的国都南京——却可以不理。不过，迁都北京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经享颐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他致书孙伏园称：“迁都于北京，我是根本不十分赞成的，终觉暮气太深，难免要挫折革命的精神。我们这次北伐胜利的结果，策略上或者要把中央机关搬去，但我以为最好也作为凉亭，不要认为安如磐石。况且现在又预备东征了，何妨提出‘南京在目前’来讨论一下。呵，随便说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6]6显然作者本意借“凉亭”之喻，来说明武汉不宜作为永久首都，又以北京暮气太重为由反对北京作为首都，所以是一个坚定的南京建都论者。同样，易一苇也称：“我们的党，并且没有决定北京为我们的国都……但是北京呢，地点偏在北方，政治上不容易管辖全国。文化则可以说是博物馆，古物的中心点，一切文化都是表现着东方式的，和‘老调子’式。至于革命中心更讲不到，所以纵或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党和政府，会以北京为国都，但是，我相信将来的国都，只有在南京和武汉中去抉择罢！”[3]7－8在武汉与南京的二者之间，有读者更是为南京叫好，“近来在本刊上讨论北京问题的，五花八门，真是热闹极了！前几天经享颐先生在本刊上提出‘南京在目前’的题目，却远没有看见什么人物加入讨论，又见大多数的同志，都有以北京为首都的趋向，对于蒋皇帝驻跸的南京还没有人注意。南京我们无论如何要去的，——不久就要去的，——况且先总理的坟墓在那里，每个同志更有到那里去瞻仰的必要。在那里建都，据我看来，也不见得比北京坏，不讲别的，单就建筑方面说，就要比北京容易得多了！”并且文中还对于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提出设想：“东南大学已改成中山大学，当然不发生问题。我以为最好是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中学、基督女学、汇文女学、赫德女学、进修学校等，一古脑儿都收了回来，合并在一起，既可省了重建校舍的麻烦，又免得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不是一举两得吗？”[7]4－5

　　第二，如何改造政治上落后的北京？

　　对于倾向北京建都的人们而论，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北京的政治腐败与落后。1926年10月在北京的周作人在给友人信中谈及南北问题时，称“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而且坦承“老实说，我们北方人闻道稍晚，对于民国建立事业出的力不很多，多数的弟兄又多从事于反动战争，这似乎也是真的。”[8]661927年春，原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张奚若坦言：“老实说，自辛亥至今日南北两方从来也就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合作须有一种合作的共同基础，而南北两派十数年来始终就没有这种基础。就大体说，南方所希望者为真共和，北方所容忍者为旧专制；南方要实现平民主义、北方要贯澈武力统一；南方着眼在将来，北方注意在现在；南方为新进少年的活动地，北方为官僚政客的逋逃薮。”[9]可以说20年代中期以来，南方政治上的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北京政治黑暗的印象。刘伟民撰文对于北京的政治黑暗一一指陈：“再次就是一些反动学阀，像开倒车的老虎总长，戴假面具的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思想落伍的研究系，以死板的文学，乱七八糟的主义，放狗屁的新闻，来愚弄一班青年。最痛心，就是去年四月京师卫戍司令部，有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枪毙的戒严条例，令我现在犹在肉颤。”他将希望寄托于北大领导的学生运动，“国立八大校，就是其最高学府的北大，令一般求学的青年羡慕。”[10]8林语堂同样对青年学生的政治运动寄予厚望，“希望北京的学生继续做政治运动的领袖，做国民政府的后盾，做市民运动的指导者。”当然迁都北京，在他看来，“其他我们还有零碎的疑问：将来国民政府办公室是衙门式的，还是民治式的也成一个问题。还有如《晨报》这种问题也得解决。梅兰芳、胡适之也颇成问题，惟正阳楼及老便宜坊的旧艺术，自然千万要保存也。”[11]2－4

　　正是因为认定北京政治的黑暗，所以有读者提出攻克北京后肃清反动政治工作是第一位，一到北京就应该办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欢迎被捕诸同志出狱。(二)国葬死难烈士。(三)肃清一切反动份子。(四)封闭反动报纸。北京最反动的报纸是研究系所办的《晨报》、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办的《顺天时报》、其他如《益世报》、《北京日报》等也是这一流的家伙。革命势力到北京以后，这些东西当然不能让他存在，应该一律封闭。不过其中如《晨报》等设备很好，我们很可以拿来办我们自己的报。[12]1－2

　　认为北京政治黑暗，另一个理由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使馆就成了某种象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避开北京的使馆，避开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迁都南京就是向土耳其学习，将都城从君士坦丁堡迁到安哥拉。这种理由遭到孙伏园的质疑，“中国的使馆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方式，与革命前的土尔其差不多。本来抄袭土尔其旧文章的一页也可以，尽让使馆放在君士坦丁堡，却把都城移到安哥拉，你们要与政府交涉的便请你们驾驱安哥拉来，不然你们尽可永远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使馆界里。这个办法，有一位美国记者曾经也推测过，以为国民党的计划一定如此。但是现在，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我们无论要不要迁都，总得先将北京收复，就是说我们的大熨斗总得先到北京去熨一熨，熨平了以后才能宣布定都何处的计划。”[13]3－7显然，他认为先收复北京、再宣布定都乃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第三，如何建设文化中心北京？

　　在民众心目中，北京作为理想中的首都，更有说服力的就是学术中心的独特地位。这一点，成为迁都之争中最重要的筹码，“再从学术一方面说，中国人的脑力，实在不亚于白种人。最近七八年里，学术思想，尤以社会科学方面，西方人所有的，我们多输入了。在国内纷乱的状态里，尚且有如是的成绩，将来革命完成，必定更加注意到文化一方面，那么照过去的进步的速率计算，在最短时间内，中国一定成为世界文化的领袖。而中国文化的中心点，当然随着都城跑，(在最近过去的中国，文化中心在北京。)所以未来的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还是学术的中心。那么，北京发达的方向，虽不在工商方面，而在政治和学术方面，却是居中重要的地位。”[5]8

　　北京向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如何建设文化中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北京国立九校的处置了。集中意见最多的是合并国立九校，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国立大学，至于校名，有人主张“国立北京中山大学”，有的主张“中央大学”，不一而足。梦楼主张：“说到大学呢！现在国立九校，自然改成规模宏大的国立北京中山大学，那是没有疑问的。此外又要革命化，更是没有问题的了！语堂先生说过，希望北京的青年人革命化，所以主张必有极有组织的青年部，来领导青年。我以为党化的模范的将来的北京中山大学自然会达到这个目的——并且能够使北京成为文化中心呢！[14]6－8同样，辛遽亦赞成，“国立九校改作中山大学，简直是天经地义。”此外他还主张整理泛滥的私立大学，“还有什么专制的朝大，滥污的中央大，‘接吻者再’的民大，张学良舅老的中大，吴秀才的东方大，江留学狗的南方大以及其他大小野鸡大都是注一注意的。”[15]5孙伏园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国设立五个中山大学的主张：“国立九校合并，改成大规模的中山大学。许多位同志都有这样主张，绝对没有异议。广州、武昌、南京三个中山大学，初改革的时候也都用全副精神的，毕竟因为军事的关系，都不能尽量的发展。如第二期北伐的第二步成功以后，也许要略微休息，那时一切建设的准备都应提出来了，教育当然也是一件，连莫斯科的一个中山大学计算在内，世界上五个中山大学总应该好好办理一下的。”[13]3－7如何建设新的北京中山大学，孙伏园提出以原有九校校址分配中山大学的各部分，一面在郊外觅地址，即刻动工建造。有的则提出各大学一律建筑大学宿舍，取缔公寓制，以免青年界人格的堕落。有的主张将后门的景山，拨归北大作校园，取其近便，各学校当有同样的设备。[16]1－2而常振冈提出更为宏大的计划，主张新大学地点设在历史上最有关系的颐和园，“建筑的方式，我自谈不上，不过我想那里的地亩，是很够分配的。那样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比起繁华都市里念书，自有天渊之别。同时还有许多做买卖的一定要跟去开设铺店供给学生们的需求，那么，来往的人一多，交通上尽可添设一路电车，无不方便之处。那时候政府和商家，大家出点资，建设一个极完美平民化的市镇，叫做‘大学区’，这是一定可办到的。”[17]8

　　不过对于“北京中山大学”的校名，也有读者提出以“中央大学”为名来统一北京国立九校。常振冈提出：“打到北京以后，国立北京九校合并起来为中山大学，现在大多数人不是以为毫无疑义的吗？合并起来是当然的道理，名称我却主张叫‘中央大学’”。其主要理由是：(一)各国的国立大学，以地名的居多数，就如现今的北京大学亦然。革命成功以后，我们这个新京固然是要为世界各国的模范都城，一切应该只有别人来仿效我的，以地名早就不成问题了。这个新都，一定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中心，为符这中心点的意义计，我们还是以名中央大学为宜，虽然这个中心仍是总理赐给我们的。纪念总理的方式很多：中山堂、中山亭、中山公园、中山图书馆，乃至中山大学……各地都可以建立的，都是顶好的纪念。惟中央的一个大学，正如中央政府不能名为中山政府一样，似不妨称中央大学。他如现在的天安门，则将来只有改为“中山门”，以“三一八”死难烈士合葬在门前，使每次群众大会时，永示不忘。(二)中央政府所在地，有中央党部，中央人民俱乐部，中央银行……因此来一个中央大学，名义上是很堂皇的。中央大学内，应设尽各科，各科均有研究院，用以提倡著述与发明。(普通读几年大学，多半以时间的关系，科目仍不得专门，将来的学制，当更有一番革新。)[17]8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大学之名，显然随首都一起，与文化中心直接牵连。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朝野各方对于合并后新大学的定位与命名。事实上随着定都南京成为事实，“中央大学”一名称最终与“首都”二字紧密相联，成为东南大学改组后的校名。

　　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出版于“宁汉对立”时期的武汉，孙伏园本人政治上倾向于武汉国民政府，并且心理上眷恋北京，自然有关迁都之议倾向北京。但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化，国民党内部有关北京建都一事就淡化下来，“一个月以来，中央日报副刊上，关于建设新都的北京问题，可以说已讲得很周详了。现在我们要怎样建设新的北京，恐怕还要耗些时日罢。因此一般革命同志的视线，都由北京向东南来了。所以这两天的南京问题、上海问题，又有人提出讨论，同时武汉问题，也引起不少人的注意。”[18]6－7

　　民间舆论对于首都的关切与军事形势变化联系。1927年6月20日，北方的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徐州会议”，提出把首都迁到北京的议案。冯的建议立即遭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反驳：“你可愿意东交民巷的存在吗？”吴稚晖这一问，使冯玉祥一时瞠目，无言以对②。他的意思是说，东交民巷是外国列强侵华特权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如果首都建在北京，各国列强的特权将继续存在，而建都南京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了。尽管如此，随着二次北伐的推进，首都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尤其是迁都北京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预期，正如1927年5月武汉《中央副刊》讨论所言：“第二次的北伐我们相信是必定胜利的，则‘到北京去’不久就要实现，那时候，怎样布置新都也会成为问题。”[19]8（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许小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