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各省互保的由来和深远影响

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4）

　　（续前）七、奇怪的局部和平

　　克林德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德国人，别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他单独行动，何况他与总理衙门原本第二天中午有个约会，所以第二天（6月20日）上午克林德还是带着秘书乘坐轿子离开了公使馆，不料刚到东单路口，就被清军神机营枪手一枪毙命。

　　克林德之死是1900年中外关系的重大转折，先前勉强还能维持的外交窗口至此全部中断，各国公使退守使馆区组织卫队严密防守，并将散在各处的传教士、教民尽量接收到使馆区。从这一天开始，使馆区与外界几乎隔绝。

　　在使馆区外面，确实有一支清军，清军外面有中国民众，这些民众被统称为义和拳，其实也不尽然。使馆外面的清军，按照过去流行的说法是在围攻公使馆，但按照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荣禄等人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中国民众冲击公使馆而实施的保护措施，当然在此后局势日趋紧张时，这些清军也与公使馆守军发生过一些冲突。只是从总体上说，清方的解释更合乎情理。

　　公使馆不仅和中国政府失去了联络，与天津以及它们各自政府也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形使各国政府非常焦虑，各国驻天津领事和海军将领只好抓紧时间组织联军往北京进发，准备用武力去解救被包围的公使、侨民，还有聚集在西什库教堂的传教士和教民。

　　各国海军将领对中国方面的力量估计太高了，他们一定要等到各国援军到来方才准备向北京进发，于是时间在一天一天消逝，北京的僵局没有办法打破。直至8月初，各国后援部队方才完成集结。8月4日下午，两万名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直扑北京。清军虽然在津京一线集结了十万军队，然而总体上说，清军并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因为联军只是去解救公使和外国人，并不是要和清军交手。8月14日上午，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突破北京防线，顺利进入使馆区，被困两个多月的使馆终于重获自由。

　　当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的时候，清廷内部一片混乱。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清楚联军真实目的只是来解救公使，挽救侨民、教民；虽然联军与清军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过冲突，但从总体上说，由于荣禄处理得当，中国方面与各国公使的联系时断时续，大致说来，各国公使对清廷以及荣禄，还有一点起码信任，所以各国公使和联军将领通过管道劝说清廷不要离开北京，联军一定会保证两宫在紫禁城的安全。

　　清廷当然知道联军的好意，但是事关国家体制和尊严，假如联军进京之后少了一点约束，两宫威严受到任何伤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为郑重起见，两宫在作了一些善后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后，于8月15日凌晨在枪炮轰鸣声中出西华门，奔德胜门，经颐和园稍事休息，然后经居庸关，向太原方向行进。

　　两宫出走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筹备过程。大约在总理衙门改组、克林德被杀，中外沟通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两宫就对后来的政治发展有所安排，留有后手。

　　6月9日，总理衙门改组，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十天后，6月20日，德国公使在前往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枪杀。当天，朝廷向各省督抚发布了一道密旨：

　　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时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统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护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

　　这道上谕的词句非常奇怪，许多阅读者认为这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发布的遗命。不过，该密旨赋予各省督抚便宜行事权力，希望各省督抚调动能动性切实保护各自管辖的省份，尽量对北京危机局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二天（6月21日），两广总督李鸿章又收到荣禄发来的密信，忠告李鸿章不必再对北京的御旨继续给予重视。这一消息在东南各省督抚和西方外交官中很快传开，大家一个比较共同的看法，是端王载漪可能已经篡夺了清廷政策主导权，因而此后来自朝廷的指示，他们都可以视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接受，不合乎需要或者说不利于地方稳定的可以视为“伪诏”。这就为稍后发生的“东南互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策依据。

　　6月22日，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郑观应致信主管盛宣怀，以为联军在北方的战事持续下去必将对南方发生重大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国人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随着局势持续恶化，英国人一定担心南方也会像北方一样混乱，因此英国人一定会与列强一道向南方用兵，在上海登陆，进而向整个长江流域派兵，稳定局势。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为避免不必要损失，郑观应建议盛宣怀不妨抓紧将一些中国公司转换到外国名下，或许有利于保护。

　　郑观应的提醒启发了盛宣怀。三天后即6月24日，盛宣怀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从权”与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将上海租界交给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便在目前复杂局势下保全各国及本国商民财产及生命安全。

　　盛宣怀的提议获得了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东南督抚的首肯，在这之前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有类似考虑，以为在目前困难局势中只能尽量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刘坤一、张之洞等又邀集东南各省督抚共同讨论，终于达成与各国合作，共同维护东南半壁相对稳定的局面。他们相信这一办法并不违背朝廷密电“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精神。

　　根据这些共识，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谈判，并达成《东南互保章程》共九条，东南各省在没有丧失主权、治权的前提下，与各国友好合作共保东南、长江流域各省和平与稳定，严格禁止北方义和拳以任何方式南下，各国承诺不在上海、长江流域登陆用兵。


　　八、踏上政治改革不归路

　　“东南互保”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在大局危机情形下想方设法为国家保全元气，这一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清廷那份神秘诏书的启示，还值得研究。不过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内部某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在总理衙门改组、端王爷主政，特别是克林德被杀之后，也确实开始做了一些善后准备，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渠道维持与各国公使的联系，尽量营造一些友好气氛，并通过各种管道向各国求和。

　　总理衙门的改组为6月9日，然而也就是几天后，慈禧皇太后于6月16日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北上，争取早点开始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善于外交的人，他与各国公使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在接到通知后虽然并没有及时北上，但确实迅速利用各种渠道与各国进行接触。他通过驻外公使向各国政府说明情况，请求和解，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准备了条件。

　　由于北方战局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清廷在克林德事件之后既没有集中力量镇压义和团，也没有拿出勇气与列强开战，北方战局在不破不和中僵持着，各国司令官在军事力量没有达到预想状态时也不愿冒险向北京进军，北京局势的僵持使李鸿章无法顺利北上。直至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一个月后，李鸿章方才有机会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中外之间的正式谈判方才有可能开始。

　　在李鸿章抵达北京前，联军当局已经与中国方面进行过接触。清廷在离开北京时任命有留京办事大臣，这些大臣通过私人关系很快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然后再通过赫德与联军当局建立沟通管道。在赫德帮助下，跟随两宫播迁的庆亲王很快被追了回来。庆亲王在这场巨变中的特殊功能在此后的议和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他既代表了清廷内部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也利用这次议和比较重地羞辱了朝廷内部莫名的对外强硬派（也都是大阿哥事件中的受益者），内政与外交的纠葛在庆亲王那里有比较充分的展示。

　　应中国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中国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中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为中国政府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拳的错误，必须就义和拳围攻公使馆、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

　　大致说，中国政府主导力量应该能够接受赫德的建议，此后的交涉也大致按照赫德的提示进行。只是中国政府想不到各国在善后谈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赔偿，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动义和拳排外的责任，追究德国公使、日本使馆书记官、传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责任。这确实出乎中国方面的预料。

　　知道列强真实心迹的俄国人很早就向中国方面作过类似建议，希望中国政府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中国应该主动惩办一批可以牺牲的“肇乱大臣”，以此换取列强的信任，为后续谈判铺路。

　　由中国政府自行惩处所谓肇乱大臣或许是缓和时局的一个办法，在俄国政府提出这一动议前后，法国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表明类似立场。法国人认为，推动善后议和的前提有四：一是中国政府务必确保各位公使的行动自由与安全；二是中国政府应先行将端王载漪等“肇祸大臣”革职查办；三是将各处军队撤回，不得再与外国军队接战；四是中国政府务必彻底剿灭义和拳。

　　惩处所谓“肇祸大臣”的想法在李鸿章等一批稍具国际视野大臣那里早就想到了，只是碍于同朝为官，碍于“肇祸大臣”中多有皇亲国戚。而这些皇亲国戚依然盘踞在皇太后周围，不仅掌握着清廷大权，而且似乎依然受到皇太后信任，所以始终没有人敢向皇太后提出。文献表明，至少在7月中旬前后，李鸿章准备奉旨北上时，就已意识到中国政府自行惩处煽动排外的愚昧大臣可能是缓解中外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只是怎样实现，李鸿章就没有把握了。

　　李鸿章不敢冒然弹劾那些宫中实权大臣，但对不在宫中的“肇祸大臣”，李鸿章当然一点也不客气。9月2日，他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名奏请将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署奉天副都统晋昌罢斥治罪，以为寿山、晋昌二人纵容义和拳毁路构衅，一意主战，致使许多地方失陷，殃害人民，贻国家无穷之累。

　　清廷很快同意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然仅将寿山等人做替罪羊是远远无法平息列强的愤怒。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肇祸大臣”绝对不是这样几个人，即便不追溯到慈禧太后这样的最高层，也必须追溯到在混乱时期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端王载漪，及庄亲王载勋等。

　　对于这些皇亲国戚，李鸿章等汉大臣当然不敢向朝廷提出，因为这几个人都是皇上、皇太后的至亲，更是未来国主大阿哥的至亲。只是如果“肇祸大臣”这一概念能够成立，那么问题是迟早都要爆发的，只是看怎样处理而已。

　　中国大臣不敢说，那就由外国人先提出吧。9月5日，德国政府正式提出议和条件，第一条就是“中国政府必须严惩一切有罪的人，主要是属于高级社会的罪魁祸首”。

　　在德国政府提出要求的第二天，俄国人也正式提出几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惩办所谓“叛乱首犯”，包括端王载漪、董福祥、刚毅、李秉衡、毓贤等。俄国认为，将这些大臣完全罢斥是中国持久和平的保证。

　　德国人要求惩处那些“高级社会”的人，俄国人提出一个具体名单。显然，俄国人很想帮清廷忙，以最小牺牲换取安宁。然而，列强似乎很快发现俄国人的用意，因此列强很快就哪些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展开讨论。经过漫长的调查取证和讨价还价，列强与清廷终于在1901年2月6日就惩处“肇祸大臣”达成共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由中方判处其死刑，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赦免，流放新疆，永远监禁；尽快剥夺董福祥的兵权，然后予以严惩；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启秀等处死；对于已死亡的李秉衡、刚毅、徐桐，由清廷宣布追夺原官，撤销恤典。

　　与此同时，清廷与各国政府还达成一个共识，为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立山等大臣恢复名义，平反昭雪，他们在义和团战争期间因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作战而被清廷下令处死。

　　此外，各国公使还在4月4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一个上自藩王督抚，下至知县士绅的142名必须惩处的名单，后经交涉，清廷于4月29日发布上谕，以义和团战争期间奉行不力、致酿事端、焚烧教堂、伤害教民、教士等罪名，分别情罪轻重，将山西归绥道郑文钦等56人予以严惩。

　　6月3日，清廷再发上谕，将盛京副都统晋昌等11人发往极边充当苦差。8月19日，清廷三发上谕，又惩处地方官员士绅58人。至此，列强要求的所谓惩办“肇祸大臣”交涉大致结束。

　　惩凶之外是就克林德和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进行道歉和赔偿。这一谈判比较简单，中国政府同意以皇帝名义致信德、日两国元首道歉，并派遣高级代表分赴两国当面认罪。中国政府还同意在克林德遇难处修建一座纪念物，至于支付必要的抚恤金更是无须讨论。

　　而战争赔款的谈判比较艰难，列强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德国人、俄国人出于各自国内需要，确实希望利用这场战争大发一笔横财，有竭泽而渔的味道，但是美国、英国，还有日本，特别是总税务司赫德并不认同德、俄两国的看法，谈判的结果就是既要中国就战争实际花费和损失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更不能过度透支这一国家的财政力量，不能存有任何肢解中华帝国的念想，“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来实现”。这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声明，该声明后来成为各国谈判基础。

　　根据各国公使建议，赫德于1901年3月5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就中国究竟能够支付多少赔款，最适合的偿付方式是什么，中国能够最容易获得的岁入是什么，以及列强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控制权四个问题提出了方案。赫德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总管，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各国公使后来又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就赔款问题进行调查、计算和讨论，以为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

　　善后谈判还涉及使馆区的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以及在中国驻军等问题，确实关涉中国主权和尊严，但从各国公使刚刚结束被围困的经验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不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尽力引导中国走上与世界同步的轨道，而不是容忍或者纵容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肆意蔓延。也正是从该种意义上说，以上述内容为基本构架的《辛丑条约》只是一项共识[6]，中国为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了责任，为了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中国又有一个继续改革、逐步与世界接轨、成为世界大家庭合格一员的郑重承诺。1901年的这一条约，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也是中国重新起步、从头开始的起点。这一年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种因素，几年之后开始的预备立宪，实际上也是“辛丑共识”的逻辑发展。中国因义和团战争蒙受巨大耻辱，也因这场战争重新开始，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

　　（相关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谭嗣同等湖南人士格外恐慌，他们计划以湖南独立获取未来中国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于是他们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推广地方自治，增强人民的政治能力，“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 清廷官方文件指责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见《光绪朝东华录》（4），4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 给事中胡孚辰说：“岂知今日时势，不仗兵力而仗民心；各国之觊觎而不敢遽动者，亦不畏兵力而畏民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84页。

　　[4] 第一批进京的使馆卫队人数说法不一，窦纳乐在1900年6月10日致索尔兹伯理的信中说总计337人，其中英国特遣部队由75名士兵和3名军官组成。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81页。而裕禄在当天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根据铁路局查点“洋兵上车”的实在数目为：英国兵72名，军官3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意大利军官3名，士兵39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总计各国军官22名，士兵334名。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11页。

　　[5] 直至6月20日（五月二十四日），清廷仍发布上谕，要求裕禄报告联军索要大沽炮台的最新进展，仍不知道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着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见《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57页。由此可见，清廷在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时仍以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为前提，以为仅仅是外交争端一类的事情，故而比较容易取强硬的态度。

　　[6] 所谓《辛丑条约》只是中国人的说法，因为谈判、签字在“辛丑”年。西方人称为“北京议定书”，共有“正约”12款及19个“附件”。

　　马勇，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