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慈禧太后“宣战照会”

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3）


　　（续前）五、列强冷对大阿哥

　　总理衙门的回复无法使各国公使满意，不过这一回复毕竟使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自动恢复失去很久的外交联系。各国公使趁热打铁，要求总理衙门安排一个紧急会晤，并明确要求庆亲王参加。总理衙门很快同意了这项要求，时间安排在3月2日。

　　就在会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五国公使分别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奉旨剿办义和拳的布告及一道上谕，这篇上谕使用了“取缔”义和拳等字样。

　　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使各国公使放心。3月2日，他们依然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中国大臣会晤。庆亲王向各国公使解释了朝廷的政策，对于各国公使要求在政府公报中正式发布那份剿灭义和拳的上谕，庆亲王婉言拒绝，以为不合体制。

　　如果从大清国体制说，各国公使的要求确实有点问题，这其实是对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将皇上的御旨公开发布，以便稍后对照检查。这当然不太合适。不过，各国公使也无法理解中国的体制运转，有时候觉得中国体制很有效率，有时又觉得这一体制根本转不动。清廷明明白白说要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了，但是镇压始终没有付诸实施，除了袁世凯在山东略展拳脚，其他地方还是照旧。山东在袁世凯治理下形势好转，只是这种好转又以义和拳大规模向直隶迁徙为代价。鉴于这一系列复杂情形，各国公使越来越倾向于武装干预，至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北部沿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此警告清廷与义和拳。

　　各国公使的建议并没有很快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军事干预毕竟不是小事，各国政府依然期待中国政府能够觉悟反省、在义和拳问题上拿出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清廷内部问题太多，拖到3月下旬，华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复杂，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向京津地区转移。

　　还有一个让各国公使看不明白的，各国公使曾经明白告诉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东巡抚毓贤。然而清廷不仅大张旗鼓地重新启用，而且将毓贤派往外国人比较多的山西当巡抚。这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公然挑衅、让各国难堪。

　　各国公使得知毓贤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后反应强烈，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卜克斯善后尚未处理，中国政府不对毓贤进行惩处，反而重用，这无疑是与各国作对。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本国政府派遣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以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对于公使们的要求，各国政府给予谨慎回应。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在情况危机时出手救助各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及中国教民。

　　在各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时候，俄国、日本的公使没有参与。俄国公使格尔思在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交谈时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各国的强硬举动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没有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人不会因为列强示威而屈服。不过，对于中国政府，格尔思也尽量施加积极影响，希望中国政府正视列强的警告，无论如何要早点出手，主动平息华北的义和团骚乱，不要给列强留下军事干预的任何借口。

　　俄国人的忠告没有引起清廷的警觉，清廷到此时还在大阿哥事件上纠结，列强始终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表示支持态度，这也是清廷对于列强要求冷漠的一个原因。清廷的冷漠为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到了这年春天，义和团已经大摇大摆进入京津。他们“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省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根据御史李擢英的调查，京师义和团主要来源于山东，这大概是因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强行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津地区转移，“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

　　根据唐晏记载，此时京师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这显然不是单纯信仰义和拳、大刀会，而是别有政治用心在。

　　清廷镇压无力，义和团急剧发展引起列强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中国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各国将派兵代为剿除。这大约是列强出兵代剿方案第一次提出。

　　列强的不满容或有事实依据，不过如实说来，清廷除个别官僚如端王等对义和团有所偏爱外，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对义和团并非一味纵容和默许，不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裕禄，他们一直奉行强硬的镇压手段，举凡发现哪里出现义和团，他们无不迅速派兵“妥为弹压解散”，毫不客气地将“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强力镇压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义和拳不仅没有因他们的镇压销声匿迹，反而在四五月间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京师安全。

　　4月中旬，义和团在卢沟桥至保定一线频繁活动，他们分散在附近乡村中，并且相当成功的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信徒。义和团定期举事的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据估计，仅仅屯扎于保定府南门外的义和团就有一万多人。在卢沟桥的义和团百余人举行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各国公使甚至清廷普遍担心在帝国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很快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

　　4月下旬，部分义和团民潜入京师，凡遇教堂，他们遍贴揭帖，宣称现在中国的“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定期举事，攻击教堂和外国人。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拳坛口终于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

　　进入5月，京城内外的义和团相互配合，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借端煽动”。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的义和团乩语云：“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加剧引起列强高度警惕，说实在的，清廷此时对于义和团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中外交涉困难，默许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与义和团称兄道弟，以此向列强显示众志成城。民粹主义操控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起来不难，呼之即来，但很难做到招之即去。这大约也像中国老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义和拳，还是后来的义和团，他们原本并没有多少政治诉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他们进入京津，与王公大臣结合起来之后，政治诉求越发明显，排外的性质越来越清晰。一份落款为5月28日的义和团揭帖写道：“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联系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这样清晰的表述，显然不是农民兄弟所为，一定另有捉笔者。

　　清廷镇压无力，或者许多时候不愿镇压，这一点不论是义和团兄弟，还是各国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总是与大阿哥的事情有关联，各国公使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作任何友好表示。在这种情形下，京津地区越闹越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向各国公使报告，义和团在保定府附近某处毁坏了三个村庄，杀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窦纳乐通过伦敦会得到消息，称义和拳在北京东南大约40英里处毁坏了他们的一个礼拜堂，并且杀死了一个中国牧师。窦纳乐为此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避免继续发生骚乱。同一天，窦纳乐又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清廷正在采取什么步骤，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偏僻的农村地区。在座的总理衙门大臣现在终于承认局势是严重的。但他们也向窦纳乐解释道，朝廷5月17日颁布了一道上谕，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摇惑人心，事关交涉，命顺天府尹、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妥议章程，立即镇压义和团，并令直隶总督裕禄一体严禁。据窦纳乐后来回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此次会晤过程中的态度是真诚严肃的，他们既与窦纳乐坦率讨论中国政府必须加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也以最严肃的口吻向窦氏保证，这些困难将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必能将这场大规模骚乱镇压下去。

　　然而第二天（5月19日），各国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的一封信转给各国公使。樊国梁在这封信中用最阴森笔调描绘北京的情形，以为局势基本失控，北京已经被义和拳包围。根据他的说法，义和拳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因此他预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樊国梁大主教是元老级传教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八年之久，懂中文，广交际，一口地道北京腔使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信息。虽然有公使觉得樊国梁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大，但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即北京已处在危险之中。各国在华传教士、侨民，乃至各国公使，都面临着巨大危险。所以各国公使不约而同请求各自政府尽快向中国派遣部队，保护侨民、传教士和公使馆。

　　北京的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护公使馆，因此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只是各国政府执意这样做的话，中国政府并不完全反对。庆亲王刻意强调，义和拳不仅是你们外国人的敌人，也是我们中国政府的敌人。

　　庆亲王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国公使鉴于北京局势的发展，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从天津大沽口外海面上调集一批军队进入北京，加强使馆区及教堂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4]

　　各国公使之所以急于从天津调集使馆卫队，因为6月1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早有传言说义和拳将在那一天举行大规模活动，这是列强行动的背景。然而从义和拳方面说，列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阻吓住这些人，或许仅仅出于看热闹的心理，在北京的义和拳反而越来越多，形势并没有因使馆卫队进京而舒缓，反而因使馆卫队的惊扰更趋严重。另一方面，也使清廷中的强硬派找到了对抗理由。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放弃先前对义和拳一味镇压的办法，以为诛不胜诛，不如不诛；剿不胜剿，不如不剿。不如将义和拳民众收编，纳入清军序列，统以将帅，利用其仇恨基督教的情绪，以防范列强。列强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原本并不与清廷为难，结果在这里被解读成了一种敌意。

　　使馆卫队进京客观上加剧了北京及华北地区的形势，随后几天，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工作的欧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开始大规模向天津收缩，不料这一举动又被中国民众所误解，欧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国民众多次拦截，甚至发生多次冲突。

　　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强注意，6月6日，驻扎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司令官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统一行动。各国政府对舰队司令官的决定表示默认，相继同意他们在外国侨民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各国开始向天津租界调集军队。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时也蕴含着当清廷对义和拳镇压不力时“代剿”的意思。列强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依然引起了清军将领的严重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高层对义和拳的态度发生变化，以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为代表的主抚派渐渐占了上风。6月6日，清廷发布一个上谕，有意改变义和团定性，刻意强调义和团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均为国家赤子。清廷或许期待用这种办法收服义和团，但在各国公使看来，清廷的新上谕是对先前镇压立场的倒退，势必引发新问题。


　　六、被误解的“宣战照会”

　　毫无疑问，清廷的宽容政策激励了中国民众，他们在随后几天，为了防止外国军队继续向北京进发，莫名其妙地扒铁路，毁电线杆，到处张贴焚教堂、杀教民、驱逐外国人的揭帖，甚至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正面冲突。清廷的宽容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经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混乱。6月9日一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从颐和园匆忙赶回宫中召集王公大臣讨论时局，端王载漪大约为了报复列强的轻慢，在会上肆意撩拨皇太后的情绪，以为义和拳声势之所以一波高过一波，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欺负，而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欺负这些中国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统治，重建一个新政府。

　　端王载漪的鼓噪击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后最烦心的事情莫过于与外国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愤怒的皇太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不再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改组政府，极端排外的礼部尚书启秀等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命令具有强烈排外情绪的甘军将领董福祥率部从南苑移防内城。清廷的政策从这一天开始，由对义和拳镇压转为利用，对列强由尽量沟通维持关系转为决裂，尽管还未公开宣布。


　　清廷的动向很快被各国公使获悉，各种传言如雪花一样飘来，有的说皇太后在会上表示要把外国人逐出京城，有的说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做好总攻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传言严重困扰着各国公使，为预防万一，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便一直与中国方面保持良好沟通的俄国公使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向国内报告各国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许即将结束，未完事宜或许要转移至各国海军将领那里。言下之意，各国对于义和拳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预一个选择。

　　根据这种认知，列强很快在天津组织了一支规模并不大的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于6月10日浩浩荡荡开往北京，他们的目标如前所说只是保卫使馆，拯救传教士、侨民和教民，但此举无疑使清廷方面非常恐惧，以为列强是不宣而战。6月11日，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使馆，请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进京，宣布各国公使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经过艰难交涉，几天时间过去了，各国公使都不愿接受停止向北京用兵的建议，然而出乎各国公使意料的是，包括义和拳在内的中国民众竟然主动在京津线上拦截联军，使西摩联军用了十七天时间无法抵达北京，反而于6月26日狼狈逃回天津。


　　西摩联军引发了两个严重后果，对于中国方面说，联军向北京进发引起高度恐慌，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前门商业区6月16日燃起熊熊大火，竟然连烧三天，损失惨重。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对策，鉴于联军继续向北京挺进的事实，决心招抚义和拳民众，用他们和清军配合作战，以防范列强突然或持久攻击。

　　另一方面，由于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并不顺利，这也引起各国公使、海军将领的思考，他们经过反复研探，以为联军之所以在进京路上如此艰难，主要是联军的后路被清军所遏制，后援部队无法提供及时支援，这是西摩联军行进困难的主因。为此，各国将领认为，要履行保护公使、侨民、传教士的责任，必须充分保证津京之间交通不能中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绝对控制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是天津的屏障，也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中原王朝自明代以来重点经营的北方要塞。当时，驻扎大沽炮台的清军有三千人，总兵罗荣光为最高指挥官。此外，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的旗舰及鱼雷艇也都在周边巡弋，与大沽守军遥相呼应。

　　6月16日，各国海军舰队司令与西摩联军失去联系快一个星期了，职责所在，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占领大沽炮台的决定。只是在联军司令官看来，他们向北京挺进只是为了营救公使、传教士和教民，并非与中国政府为敌，更不是要与清军决战，因此他们需要大沽炮台，但在他们看来并不与中国方面的利益相冲突，因为保护使馆和传教士的安全也是中国政府的责任，联军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帮助清军。所以，联军司令官在当天会议上签发一份通牒，限中国守军在17日凌晨两点“让出”大沽炮台。

　　联军司令官会议是16日上午11点结束的，最后通牒也应该在此后不久送给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将大沽炮台移交给联军。他在拒绝联军要求的同时，立即向海军统帅叶祖及直隶总督裕禄作了通报，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罗荣光不愿将炮台和平移交，而联军又坚定认为大沽炮台是他们向北京、华北用兵的咽喉，志在必得，于是一场恶战无法避免。距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七十分钟时，争夺大沽炮台的战斗提前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至清晨五时许，大沽炮台陷落，中国守军数百人壮烈殉国。

　　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之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经很吃紧，无暇他顾，更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联军大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经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一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本月17日他接到法国总领事送来的照会，以各国水师提督的名义“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

　　裕禄的报告送到朝廷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离大沽炮台失守已经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虽然在那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剿与抚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拳，还是以要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的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以我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慈禧皇太后、光绪帝和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保住大沽炮台[5]。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的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放弃索要大沽炮台的无理要求。19日下午五时许，总理衙门向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和关税处送去十二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该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表明中国政府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已。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一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天晚上，十一国公使愁眉苦脸聚集在首席公使官邸召开会议，争论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天亮之后集体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会晤，至少要表达二十四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的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外面的局势或许真的很混乱，其他公使竟然全部反对克林德的建议，不敢集体前往总理衙门。（未完待续）

　　马勇，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