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为什么群众在文革中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

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3）


　　按：本文是作者应孙怒涛校友特邀为其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作的序。


　　造反派，保守派

　　为什么群众在文革中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孙怒涛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他的回答：

　　通过各种政治运动逐渐在班上同学分成了两个界限不很分明但是大致有点轮廓的群体：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这两个群体分界的标准主要是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优质、差质的具体标准是潜标准，当然是由党组织制订的。对党忠心耿耿、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观念强、阶级感情深厚等等，都是政治表现好的重要标志。出身于双革（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优质群体的主体，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政治辅导员、党员、党支部委员、团支书、班长等学生干部。

　　差质群体中，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的右派学生是其中最差质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认识模糊、立场动摇的学生肯定属于差质群体。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四不清干部家庭的学生，个人品行（譬如有点小偷小摸）、思想意识（譬如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有点问题的学生，还有极端散漫、吊儿郎当、不求上进的学生，都有成为差质生的可能。

　　孙怒涛认为，优质生倾向保守的比较多，劣质的倾向造反的比较多。对他的看法我要作一点修正和发挥：

　　我同意孙怒涛说的：多年的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使得班上同学逐渐地分成了界限不很分明的两个群体。从党的角度看，前者是优质群体，后者是劣质群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前者是优势群体，后者是劣势群体。前者在入党、提干、毕业分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优质和劣质是随着政治运动有变化的。有的优质学生，父亲在“四清”中出了问题，他又没有采取和父亲“划清界限”的突出行动，就会成为劣质分子。政治运动是变幻无穷的，如果哪一次站错了队，优质（优势）分子很快点成劣质（劣势）分子。在文革中不是所有的劣势分子都造反的。右派分子就不敢造反，也不让他们造反。优势分子中也有造反的。

　　文革开始时，我担任团支部书记五六年了，应当属于孙怒涛说的优质（优势）分子，为什么也贴校党委的大字报？主要原因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当时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往深处想也有个人原因。在19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给我留下了一个政治“疙瘩”。在那场运动中，要求每一位同学都“向党交心”，像教徒在上帝面前忏悔一样，说出自己心中与党不一致的“一闪念”。党委承诺不打击，不记档案，不影响毕业分配。作为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上清理思想运动的负责人。为了落实系里的要求，我动员大家讲出了各人的“一闪念”。青年学生有什么可讲？逼得没办法，有的女同学连对某男同学的“一闪念”也讲出来了，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自己讲什么呢？在上下的压力下，我搜索枯肠，想起了这年暑假回家经历的一件事。回到村里几天后，一位我称她为细婶（没有亲戚关系，这是对年长者的尊称）的农妇，请我帮她写一封信，信是写给她在新疆的一位朋友的，说是在家里日子不好过，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帮她写了，但事后心里嘀咕：她是地主的女儿，为什么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苏联挨着的！我是新党员，这事不能不告诉党组织。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村里的党小组长。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心里还是嘀咕：如果村里为这事整她，整死了怎么办？我心里有一股同情和恐惧（后来得知，她既没有去新疆的行为，生产队也没有整她）。清理思想时，我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和心理活动讲了出来。我讲完后，政治辅导员帮我分析，说：你能向当地党组织汇报是正确的，但你对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压力，说明你有人道主义思想。当时报纸上正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政治辅导员把我的“一闪念”和人道主义挂上了钩。

　　过了不久。校党委组织部长在阶梯教室为我们系讲党课。他讲到“什么是党性”时举了一个反面例子：有一个预备党员，暑假回家帮地主婶婶写信，帮婶婶逃到新疆。事后，还怕当地把他婶婶整死，怀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情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党性是不相容的！我开始不知道讲谁，正琢磨时，又听他说：这位预备党员就是你们系里的！我想，这不是说我吗？我立即写了一个纸条，说你讲的事实不对，我想找你谈谈。我一边喊着一边挤到前面想给条子时，同年级的孙同学（1990年代他成为副部级干部）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喊：“杨继绳，你想干什么？！”条子没有递上去。结果我被延长预备期一年。

　　正是这个“疙瘩”，使我对清华大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见。我写的大字报就是批评清华党委的政治思想工作。如果某人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这个“疙瘩”就可能成为这个人行为的动因。当然不全然如此。

　　以我在清华的文革经历和1966年10月以后到20多个城市“串联”所看到的情况，我认为参加保守派的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其它政治运动的教训，心存恐惧，不敢站在反对党委和工作组一边；

　　二、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老实听话”、不敢独立思考的人；

　　三、由于多年宣传，对革命领导干部心怀崇敬、一直把领导干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党的代表”、“党的化身”的人；

　　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大学生中，党、团员和学生干部、研究生倾向保守的比较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多持保守态度。

　　保守派中虽然很多人是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但他们对秩序的维护和权威的尊重，对维系一个社会有着重要价值。虽然毛泽东在制造“天下大乱”时不需要他们；但是，一旦实现“天下大治”时，他们就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参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几种人：

　　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们真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

　　平时“不太听话”、“思想活跃”、“调皮”的人；

　　受到党团干部压制的人，处于劣势地位的人通常站在造反派一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处于边缘状态的干部，一般是支持造反派的，有的成为支持造反派的幕后“黑手”。

　　大体说来，当时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持保守态度的较多；处于劣势地位的人，造反的比较多。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对社会现状不满意，但一般不是对社会制度和共产党有什么不满（当时他们没有这样的眼光），而是对具体的执行者、对当权派的一些个体不满。毛泽东一号召，一给他们自由结社的权利，他们渴望社会平等、渴望个体受到尊重的潜意识，就像是一堆干柴被点燃。他们看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从心底里有一种自发的痛快。

　　在讲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条件下，能够站出来造反并且成为造反派头头的，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行的，没有敢作敢为的气概也是不行的。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个过程，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大治”，就包含着造反派成为牺牲品的残酷逻辑。

　　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摘“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冒死写出了支持造反派的动人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底色，在选择时起着潜在的作用，但到底参加哪一派还是依势而定，要认真观察形势，对大局作出认真的判断，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说，文革初期对党委的态度将人们分为保守和造反两派的话，以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迫使人不得不作出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人们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当时的说法是“站队”。多年残酷的政治运动，使得多数人选择政治风险小的这一派。“站错了队”是很危险的。在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断地“站队”，不断地辨别政治方向，不断地表忠心。当时流传一句话：“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他们作出选择的主要依据。然而，对毛的指示、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那些指示、文件和讲话本身就会自相矛盾、朝令夕改，这也必然造成认识上的混乱甚至对立。

　　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其中的一般成员对派别的选择，还有人际关系因素。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在这一派里，就跟着参加了；这一派有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愿意参加这一派，等等。

　　从表面看，造反派反对的只是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权派。从深层看，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并不是说17年因政治上专制而剥夺了人权、因经济上统制而极度贫困，而是说17年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主导”，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信息单一灌输的年代，在当时的话语权条件下，对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坏”，就是“恶”，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这个恶，反对官僚制度的恶。

　　孙怒涛在书中写到群众组织头头们的行径时说：“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手握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的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除异已，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是的。造反派一旦成了头头，阶级斗争的思想、权力斗争的手腕、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都会充分表现出来。没有新的思想，没有制度创新的要求，造反派一旦掌权，就会像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样，都会成为新的专制者。

　　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是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这里说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即指向特权阶层的那一些个人和组织。这一批人在运动初期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在刘邓的50天镇压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清华是高干子弟从家里得到内部消息反党委，不属此类）。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从此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才真正发展起来。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被送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7月28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只有20个月。1969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第四条规定：“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毛泽东恩准的“结社自由”到此结束。群众组织退出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

　　总的来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由此可见，造反派不是造成“十年动乱”的主角，相反，在文革中造反派受到打压更多。“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是打压极端分子的过程，而造反派这边极端分子要多一些。当然，他们的极端态度也与复职的官僚们对他们的排挤、打压有关，是互动的结果。军政官僚们利用“一打三反”、“一批三查”、“清查‘五一六’分子”、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造反派，文革后“清查和‘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清理‘三种人’”等政治运动，完全是针对造反派的。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可见，强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是不能轻易触动的，触动这部机器的人们大多要落入万g不复的境地。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护了官员，患难识知己，官员们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加上保守派有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的基本素质，适合于文革后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进入八十年代，保守派的头头多数受到重用，有的成了显赫的高官。与他们相对的是，造反派的头头们像过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成了政治贱民。文革以后，保守派头头和造反派头头的处境是有天壤之别的。造反派哪能心服？1983年，以“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17年重刑，蒯大富在辩护中问公诉人：“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19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公诉人无言以对。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文革以后，随着特权的扩张，官僚们离群众更远了。文革中批他们的人被他们整得不能翻身。文革中保他们的人也另有想法。文革中的保守派是除极少数的头头成了高官显贵以外，大多数是良民。这些良民文革后是怎样想的呢？戴厚英女士在她的《人啊，人》这部著作中描述了一位在文革中死保党委书记奚流的女教师心态：“她把奚流当做党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她相信她付出去的是心，换回来的也是心。她用整个心灵捧托着一具雕像，神圣的雕像啊，像艳阳当空照着她、温暖着她。突然一阵狂风暴雨，把一切都吹散了，颠倒了，混淆了。她眼里看的，心里捧的，都失去了本来的颜色。”文革后，这位奚流恢复了原职，但在这位文革中保卫他的人的眼里：“奚流的职务恢复了，可奚流这个人却只恢复了一半，低级的、令人讨厌的一半。”（戴厚英《人啊，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0年，第109、17页）明眼人一看便知，戴厚英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奚流，而是整个官僚群体。（未完待续）

　　杨继绳，共识网转自天地悠悠博客 2013-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