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面对国家机器，毛泽东的两难处境

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4）


　　按：本文是作者应孙怒涛校友特邀为其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作的序。


　　毛泽东的两难处境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造反红卫兵的“五大领袖”结束时，韩爱晶记下了这么一个动人的细节：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又回过头来交待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泽东这次召见，是造反派的历史终结。人们已经受够了无政府状态的折磨，是该恢复秩序的时候了。怎样恢复秩序呢？一是要告别破坏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复被造反派冲垮的官僚体制。在没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以后还得依靠这些官员，官员们还是要用原来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响应毛的号召起来冲击官僚体制的造反派，一定成为牺牲品。

　　毛泽东7·28召见时，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领袖”这些激进的造反派，多次批评温和的造反派“四一四”，最使他不满的是《四一四思潮必胜》中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毛所指的不是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要坐天下，共产党已经牢牢地坐稳了天下（他一再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应当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官僚体系来恢复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经使造反派和官僚们结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复秩序，只能让官僚们坐天下。官僚们坐了天下，造反派势必成为官僚们砧板上的鱼肉。

　　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泪了。造反派是因为被边缘化而流泪，毛泽东是因为对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泪。毛泽东对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来源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又来自文革前17年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尽管当时已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尽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用“极权制度”来描述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他通过控制官僚体系来控制全国。官僚体系就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任命制的官僚体系下，每一级官员的权力来源都是上级的任命。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所有的官员都对他的权力来源--任命他的官僚负责。官僚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他没有必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势必尖锐。

　　王亚南（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译者）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官僚体制内部有三对矛盾：最高领导人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官僚集团和普通百姓的矛盾；官僚集团内部不同派系（山头）之间的矛盾。官僚制度总是力图使这三对矛盾处于均衡状态。然而，这种均衡不是使社会和谐，而是使社会保持着一种张力。毛泽东不喜欢这种均衡。他要打破均衡，利用这些矛盾来制约官僚，防止政权变质。结果造成官民之间，官官之间的大混战。毛泽东虽然处在官僚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却以民意代表自居。在官民这一对矛盾中，毛口头上是站在民这一边的，他鼓励老百姓造官僚的反，但对多数官僚是只能“烧一烧，但不能烧焦”（毛泽东对陈丕显就采取这个方针，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第45页。毛对邱会作也是采取这个方针，见《邱会作回忆录》），因为政权还得靠官僚维持。深谙帝王之道的毛泽东，他对官僚们时而紧，时而松，时而进攻，时而让步。时而让群众打倒官僚，时而对官僚们报复造反派听之任之。结果，官员们在造反派的冲击中受到迫害，“官不聊生”；造反派在官员的报复中受到迫害，“民不聊生”。如果说，被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冲击官僚体系有一定的正义性的话，那么，让那么多官员受到人身摧残和人格侮辱，就不能令人容忍了。被摧残的官员中虽然有人曾经骑在老百姓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但其中多数是无辜的。反过来，重新上台的官员对造反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报复，也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他们毕竟是响应你们所尊崇的伟大领袖的号召才这样做的呀！

　　这两方面不能容忍的行为源于中国古已有之的报复性和残忍性。中国的刑罚是最残忍的。凌迟处死，剥皮充草，砍头，腰斩……一旦某人被妖魔化，他就成为砧板上的肉了。怎么处置都不过分。报复性、残忍性，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造反者对官员，还是上台后的官员对造反派，都是如此。

　　本来，制衡官僚体系最有效的办法是民主。毛不愿意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他也借助民意。所以，他总是以底层社会的代表自居。他把自己设想为小人物的朋友，人民群众的朋友，被压迫者的朋友。他经常批评官僚，赞美群众；批评高贵者，歌颂卑贱者。毛既是官僚体系中最大的官僚，最高统治者，同时又为被官僚体系压在底层的人发出呼声。显然，这与他的民粹主义思想有关。他站在权力金字塔的制高点上，又企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这个矛盾角色与他的另一对矛盾角色是相对应的：他自己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和掌门人，又要发动群众砸碎这个制度。

　　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Mil·van　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销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alysis·f　the　C·mmunist　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是贪婪的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78、93页）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同上，第90页）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吉拉斯有着相同的看法。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毛泽东这里说的“特权阶层”，和他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一个意思，他明指苏联，也是指中国。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看出了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要维护斯大林主义，建立一个比斯大林更为专制的极权制度。吉拉斯是斯大林制度的掘墓人，而毛泽东却要强化斯大林制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泽东洞察到了苏联制度的弊端（虽然是浅层次的），但却没有找到走出苏联制度之路。他的认识局限挡住了他通向现代民主之路的视线，从而走上了比苏联更加荒谬的道路。

　　和官僚特权阶级相对立是被官僚制度打击、盘剥和钳制的人群。这些人和享受特权的官僚们有着尖锐的矛盾。在政治高压下，矛盾潜伏着。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就会对官僚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1956年毛泽东号召群众帮共产党整风，出现的冲击力威胁到共产党的地位，被打了下去。文化大革命又创造了这个机会，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使毛难以驾驭的更为复杂的情况。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深怀不满和忧虑。他从国家机器的本质层面探索出路。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要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争》、《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列宁说：“‘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经成了废物’，--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6页）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公共职能。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统治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其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国家机器有弊端；国家机器其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畏惧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机器的矛盾中挣扎的过程。

　　最高统治者必须面对庞大的官僚体系。没有官僚体系，政权就要瘫痪。但是，官僚们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早有古语：“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忠于信仰和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但是，毛认为官僚对百姓的压榨、官僚蜕化不是制度造成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腐蚀，是阶级斗争。面对官僚们的特权和腐败（当然毛自己也搞特权和腐败，我在《墓碑》中已经有所揭露，但对最高政治领导人主要是看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当然，他个人操守与他执政的理念和行为不是没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毛泽东用发动群众打击官僚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从制度创新来解决。他着眼于官僚这个人群，而不是着眼于创建新制度。他没有想到蜕变和腐败是极权制度造成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锐的社会条件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整官僚这个人群，势必要打倒所有的官员，大批好的官员也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腐败官僚像韭菜，割了一茬，还要长出一茬。一次政治运动只能解决一茬的问题。

　　在近现代，人类已经创造了限制官僚的权力、监督官僚们的行为的制度，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由于现代民主制度和毛泽东的极权制度相冲突，毛泽东当然要排斥它。毛泽东也有一个制度设想，那就是“巴黎公社原则”和“五七道路”，这个设想在1958年试验过，失败了。这种乌托邦的设想肯定是要失败的。文革中成立的革委会只有称号创新，没有制度创新。过去的部、委、局都改成“组”，结果“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不仅官场运行机制、运行规则没有变化，还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从官僚机构大量扩张办公用房就可看到官僚利益的扩张：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82500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当时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26000平方米。至于支左军队干部成为革委会的官员以后，肆无忌惮地占用民房、走后门送子女上学参军更是不在话下（杨继绳《1972年：全国军队大搬家》，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的媾合，是造成1958年社会混乱、进而造成3600万人饥饿死亡的制度根源。文革，又是一次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的媾合，当然会再一次带来社会混乱，再一次带来灾难，先是官员受害，后是造反派受害，全国上下都受害。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结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秩序，就得要官僚。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仇恨的情况下，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取得文革最后胜利的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开放的主导权。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文革，但对毛的政治遗产却全部继承。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权力至上；还是那个官僚队伍，任命制，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他们成为新的权贵。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和文革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大富翁，金钱可以收买权力、权力和金钱可以互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已经离开人世，造反派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三十年改革的结果呢？建立的是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说是官僚资本主义体制、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杨继绳，共识网转自天地悠悠博客 2013-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