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毛最后采用刘少奇治清华的办法告别造反派

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2）

　　按：本文是作者应孙怒涛校友特邀为其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作的序。


　　毛最后还是采用刘少奇治理清华的办法

　　毛从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入手介入清华文革，最后还是采取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不过，他派出的不是500多人的工作组，而是3万多人的“工作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还得从清华的文革过程说起。孙怒涛的书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我再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概述一下。

　　工作组主政期间扶持成立了以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等高干子弟组成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临筹”），我们称之为“伪临筹”。“临筹”成立时，我在大礼堂草坪南头日晷附近的席子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很简单：“毛主席说‘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高干子弟没有吃过苦，他们不可能是左派，不是左派怎能当‘临筹’的领导？”“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是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的一句话，这个谈话在文革前就传达了。“不是左派不能当领导”是当时通行的政治标准。这张小字报贴出后，周围写满了批评和支持的批语。

　　工作组撤出清华以后，“临筹”在清华主政。但他们控制不了局面。

　　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反工作组的学生，成立了一些“战斗小组”。工作组撤了以后，就清算工作组“余毒”、批判“伪临筹”。在我们系有两个比较活跃的战斗组，一个是我组织的“云水怒”，成员有钱寿民、周泉缨等人；另一个是任彦申组织的“剌刀见红”，成员有尹尊声、孙述璞等人。我们两个战斗组观点一样，经常写大字报互相呼应。钱寿民和周泉缨口才好，让他们当了“云水怒发言人”，他们俩经常在大礼堂的辩论会上发言。全校这样的战斗组很多。大礼堂的辩论全也很多。唐伟、陈育延、孙怒涛等都是活跃分子，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千钧棒”的头头沈如槐经常到我班来找钱寿民搞“革命串联”。这些战斗组都是清算工作组、批判“伪临筹”的。没有参加“破四旧”，没有搞武斗，更没有搞“血统论”和“红色恐怖”。不过，学校行政中心工字厅门前的两尊大石狮子被拖到百米开外，是我们这批人干的事。

　　“临筹”领导成员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是反蒯的主导力量。8月7日，“临筹”提出结束对工作组的批判，把斗争方向转到批“黑帮”上，即“八七建议”。显然“八七建议”是保工作组的，背后是保王光美、保刘少奇。8月8日，反对工作组的一派学生组织“八八串联会”，否定了“临筹”的“八七建议”。8月9日，支持“临筹”的刘菊芬（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刘宁一之女）等针锋相对地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坚持“八七建议”。成立“八九串联会”是王光美支持的。清华大学就这样分为“八八”派和“八九”派，一派要批工作组，一派要立即批蒋南翔。当然，“八八”派并不保蒋南翔，只是说肃清工作组的影响以后再批蒋南翔。“八九”是多数派，是和“临筹”一体的掌权派。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八九串联会”就翻牌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少数派，在强大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面前，我们感到势单力孤。自控系的孙银基（即孙怒涛）写了一篇《少数赞》，对我们鼓舞很大，孙银基也在造反派中一举成名。

　　8月24日，贺鹏飞等组织十二校的中学生红卫兵撕掉了全部大字报，用皮带殴打不同意见的人，强迫“黑帮分子”拆二校门，孙怒涛在书中记录了他的见闻。那一天我也在现场。事后我们一批人到府右街中央接待站去告状，身穿灰色毛料中山装的周荣鑫接待了我们。他没有表示支持我们，使我们失望。

　　我们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本来是继蒯大富之后起来的，但蒯大富已经被工作组搞得很臭。给他平反以后，他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接纳他。蒯大富回忆说：“张春桥见我独往独来，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朱成昭、韩爱晶也建议我成立一个组织。”（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38页）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9月24日，蒯大富等组织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正式成立，他们想在校广播台上广播成立宣言，贺鹏飞不同意。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三司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等人参加并发表支持的讲话，清华井冈山才发展起来。

　　这样，清华大学就出现了三个学生组织：以刘涛、贺鹏飞等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八八派”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以后，保守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渐式微，到年底基本解体。剩下的两个主要的学生组织都是造反派，一个温和一些，一个激烈一些。清华大学红卫兵解体以后，其中很多人归附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旗下。

　　在江青的说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19日，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此时保守派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造反派在清华一统天下。井冈山兵团总部就是管理清华的最高领导机构。曾经总管全校行政事务的是张学琛。蒯大富倒霉后，张学琛也跟着倒霉。他当不了官，出不了国。在百年校庆的一次聚会上张学琛满怀委曲地对我们说：“我管事的时候你们的助学金少了一分钱吗？教职员工的工资少了一分钱吗？我贪污了一分钱吗？食堂照常开饭，医院照常门诊，那时我才20出头啊！”张学琛是一位管理人才，文革耽误了多少这样的人才啊！

　　虽然联合了，井冈山兵团内部在一些问题上常有争论。例如，1967年“捉鬼队”通过欺骗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华，在西大操场批斗，号称“智擒王光美”。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持批评态度。1967年4月，由于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和“清华井冈山兵团”有对立之势。5月29日正式成立“井冈山四一四总部”。这样，清华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老团儿”，是掌权的多数派）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简称“四一四”，“老四”，主要成员是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在野的少数派）。我也成了“老四”。蒯大富不承认“四一四”是造反派，说我们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一些小地主也挂上红布条参加革命），代表人物就是唐伟。“团派”当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那个时候，“造反派”是一个很光荣的称呼。谁会想到，文革被全面否定以后，“造反派”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了。

　　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持续了一年半的斗争。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两派头头们采用了种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对付对方。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清华有很多重要的机密专业，向学生传授很多重要的机密技术。现在，最重要、最机密的技术--权术，已经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群众组织头头们，都产生在极权制度下，都尊崇阶级斗争理论，难道还期待他们有什么政治文明吗？看到两派头头们不停地耍权术，多数群众是厌恶的，外出串联的，当逍遥派的越来越多了。权术表演的观众越来越少了。

　　然而，已经登上舞台的演员们还得继续表演。毛泽东支持蒯大富，不喜欢“四一四”。周恩来是同情“四一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团派”想凭借他们的优势地位，实现两派联合、尽快建立以他们为主导的革委会（革筹小组共22人，其中学生代表13人，团派9人，四派4人）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两派还签订了促进联合的协议。后来“四一四”不同意签订协议中的某些条款，一直无法联合，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

　　看到很多省市建立了革委会，蒯大富也急于建立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几次明确地表了态，要求老四支持蒯大富成立革委会。以团派为主体的革委会筹备小组提出：“拿出12分干劲，下定24分决心，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前成立革委会”。招贴画到处张贴，宣传车四处广播，还向全国各地发电报、挂长途，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决定全国皆知。兵团总部上上下下，齐心合力，忙忙碌碌，高音喇叭制造着喜庆的气氛。大礼堂区、东西干道、主楼广场彩旗飘飘。从全国各地来的造反派代表也陆续到校。

　　蒯大富不仅限制四派进入革委会的名额，还在舆论上大张旗鼓地批判四一四。对于四一四推荐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采取“先搞臭，再进来”的办法。这是学习毛泽东中共七大时对王明的办法。老四不希望成立这样的革委会，但又不能公开反对“建立红色政权”。老四决定来一个釜底抽薪：5月29日，四一四串联会正式从井冈山兵团里分裂，成为独立的井冈山四一四总部！在毛主席号召“大联合”的政治气候中搞大分裂，这是一个政治风险很大的事。谁也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候，周恩来帮了老四的忙。孙怒涛在书中记录了这一关键时刻：

　　5月30日凌晨4点左右，团派广播台紧急广播了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一封信：“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这封信连着广播了好几遍。之后，接下来的反应，那就天壤之别了。414方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

　　革委会成了泡影，两派更加尖锐对立。蒯大富看到聂元梓用武力解决了她的对立面“北大井冈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1968年4月23日发起武斗。四一四也不是等闲之辈，在4月23日之前就到处占楼，武斗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双方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7日，号称“百日大武斗”，致13人（其中大学生8人）失掉了年轻的生命。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武斗，老团和老四同归于尽。

　　毛泽东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刘少奇的工作队有什么不同呢？都是外力介入，都是全面接管了清华大学的一切权力。都不是采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毛泽东采用刘少奇的办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原来设想文革搞半年，后来不行，延长一年，现在“天下大乱”两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还没有影子。他派出的支左部队很多支持了保守派或造反派中的一派，各地的造反派都分裂为不同的派别。造反派不同组织之间，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出现了混战，很多地方发展为动枪动炮的武斗。1968年夏天以后，“大联合”、“三结合”成了主调。已经复职的官僚们和支保部队一起挤压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愿地被边缘化？各地造反派头头们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对抗行动。广西造反派“四二二”为了迎战用支左部队的枪支武装起来的“广西联指”，竟然拦g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为此发了严厉的“七三布告”。造反派，当初作为毛为整治官僚们的“石头”，现在不仅没有作用，反而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的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江青说：“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8年7月17日，由广州“红旗”派负责人、中山大学“八三一”头头武传斌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个会议，准备成立全国性的造反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北京造反派头头也出席了会议。虽然这些造反派是在受压的情况下采取的反抗行动，但违反了“大联合”“三结合”的战略步署，特别是想建立中央早就明确不准建立的全国性组织（1967年初就已经明令取缔了几个全国性组织），犯了大忌。这个会被定为“黑会”。

　　1968年7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接见广西来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军队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当时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口径一致地严厉斥责了造反派，审判式地追问这个“黑会”的详细情况。陈伯达在会上点名批评蒯大富：“北航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清华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韩爱晶、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他们懂得多少？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时警告不听话的造反派：“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事后，一些地方的造反派真的当土匪被围剿了，广西“四二二”十万人被屠杀。其实，搞极端行为的不单是“四二二”，他们的对立面“广西联指”也是搞了的。军队和一些老干部支持“广西联指”，“四二二”没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对造反派已经没有耐心了，对广西的“七三布告”，7月25日“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们对广西来京人员的严厉批评，就说明毛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群众组织问题。而军管、派庞大的工作队是最有效的办法。

　　7月27日派工宣队之前，蒯大富等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他完全不知道进驻清华的大批工人、解放军是毛泽东派来的，还以为是“杨余傅及其黑后台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红卫兵小将”！他跑到电报大楼向中央发电报求救。就工宣队进清华一事，毛泽东对蒯大富说：我这是来为你解困，“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毛泽东没有估计到团派会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

　　如果在派出工宣队之前向蒯大富打好招呼，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个招呼是必须打的。7月28日，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什么叫“间接打了招呼”？应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打招呼。这个中间人是谁？我猜想周恩来的可能性较大。周恩来虽然对清华两派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倾向是很明显的。如果通知了蒯大富，可能是另一种结果：蒯大富不会犯武装反抗的错误。两派在工宣队的帮助下联合。在联合中蒯大富还是占主导地位。多年来，周恩来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疑心，一直不谈战略，只管操作。但他心中不是没有战略，而是通过操作上的细节来实现他的战略思想，这就是他手段高明之处。（未完待续）

　　杨继绳，共识网转自天地悠悠博客 2013-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