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廷利用民粹主义情绪，使问题复杂化

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2）

　　（续前）三、失控的发展

　　“己亥建储”所引起的政治格局变化只在上层，而下层民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只是到了后来，当上层政治变化引发中外关系紧张和冲突时，政治高层非常不恰当地利用了民粹主义情绪，遂使问题复杂化。

　　下层民众在甲午战后承受着更多痛苦，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当然也没有能力就国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甲午战败对下层民众来说也是直接的政治事件，他们的生活在经历了这次战争后更加艰难，“集体无意识”促使他们不甘心于中国社会继续沉沦，不甘心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就此灭亡。于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社会民众再次自发联合起来，他们用独特的应变方式掀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像顾炎武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对于国家的灭亡并不感到特别可怕，他们真正感到可怕的是“亡天下”，是民族文化无法在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于是有义和拳在山东悄然兴起。

　　义和团运动至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们注意。在此之前数月，义和拳一直在鲁西北慢慢积蓄力量。至1899年冬，义和拳越过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扩展到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及蒙古。经久不衰的民谣称“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崛起，与甲午战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大变化有着直接关系。随着《马关条约》的落实，外国资本潮水般进入中国，中国经济渐渐处于失控的发展状态，与外国资本大幅进入中国相配套的政策并不完善，强劲的发展势头潜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形成新的文化冲突，于是民间秘密结社形式及其政治诉求多有变化，他们往往不满意于“新异族”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开始放弃先前两百年“反清复明”政治诉求，转而将传教士作为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人“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种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不良中国人。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不良之士甚至不为中国人所耻的地痞无赖。这些不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民间社会中西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不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外国资本无节制地进入中国，外国商品无限制地涌入，这一方面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难度在加大，许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活体验，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民众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朝廷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对准这些洋教士和中国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他们在甲午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大幅增加，各国在中国的利益也在增加，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传教，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是以宗教外衣从事宗教外的事务，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甲午战后，中外冲突最剧烈的无疑是山东。山东人不仅在战争中遭受到直接痛苦，而且在战后受到直接影响，特别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山东成了德国人独占的势力范围，修铁路，开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破坏坟茔，山东境内铁路沿线、矿山周围的百姓没有得到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因经济开发而受到了无端伤害。

　　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谅解，德国人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需要占用民田民房的，都会给予相应补偿甚至优待，但实际上，被占用的民田民房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失控的发展”终于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全怪罪于德国人。按照中德约定，德国铁路、矿山所需要的土地当然由中国政府征收整理后提供，德国方面不介入与中国百姓的直接关系，德国方面的补偿主要是通过贸易形式，因此这些征用补偿的责任主要在中国政府。至于突发事件发生后，德国方面也不得直接介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司法自主。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的嫌疑，于是久而久之，德国人根本不再顾忌中德原先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德国人往往绕开中国地方当局，迅速直接派兵强行镇压。这虽然提高了效率，但无疑增加了中外之间的仇视。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廷提出过很好建议，希望由总理衙门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庶免喧夺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在山东开发投资的不只是德国人，日本、英国在山东也有自己的利益。甲午战后，威海卫曾被日本作为抵押占领三年之久，后被英国顺手租借。这些租借、开发，即便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殖民，但中外发生冲突的概率无疑在上升。这是义和拳兴起的一个外部原因。

　　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经济转型有关。甲午战后，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投资中国的铁路，铁路很快成为经济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物流渠道，其便利、低价、规模，使铁路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还有外国资本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价格低廉的物流管道，因而甲午战后不久，传统的物流运输即南北大运河日趋衰落，原先凭借运河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甚至相关的餐饮、旅馆、色情场所、妓女等都受到极大影响，大批失业，四处流浪。甲午战后急剧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反而因发展使很多人的经济利益受损。

　　除了经济急剧且近乎失控的发展等原因，义和拳的兴起也与当时连续自然灾害有关。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造反，只是那几年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不断决口，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到了1899年，黄河领域又遇到空前干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仅造成了严重饥荒，流民遍野，而且由于干旱，人们的情绪也受到非常恶劣影响，怒火中烧，随时崩溃。这些流民、灾民，就是义和拳、大刀会、民间秘密组织，他们的本意不过是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最困难时期，但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爆发。


　　四、内政对外交的两个需求

　　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这一说法可能并不准确。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观念，宣称他们度过这一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这是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中晚期，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众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可能有一定的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去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什么“反清复明”，什么“扶清灭洋”，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他们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说起来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抢占中国这一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在这一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是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对财富的积聚更为迫切。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这些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特别是到了毓贤，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还有很多从外地赶来的大量流民。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形成严密的组织，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毓贤的立场上，为了稳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失去土地的流民、他们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的行动略表同情。一旦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处理，尽量使本地人解脱、将责任推给外地人，甚至宣称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事件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

　　显然，毓贤担心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在他的思想深处深感仅仅凭借政府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义和拳、大刀会民众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他们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贤的做法到了新巡抚张汝梅的时候更进一步。张汝梅认为：既然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官方化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导到体制内呢。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将这一意思向朝廷作了报告，宣称在山东、直隶一带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乡间自治的意思。因此，张汝梅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将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来。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般不再说“义和拳”而改称“义和团”的背景。从原初意义上说，义和拳可能比义和团更准确。

　　张汝梅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获得了朝廷默许，这就为后来的政治演变注入了新因素，义和团从此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镇压这些民间组织。毓贤明白无误说过：“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过艰难。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对这些民众团体施加镇压，很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必将把全体民众都弄成教民而后已。真的到了这种状况，国家也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看来，对外交涉仅仅凭借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够的，如果将民间力量统统推到敌对方面，对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难，不仅无法约束外国人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镇住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当然不会强力镇压，而是利用他们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3]

　　山东地方官府将义和团作为对外维权工具还情有可原，这只是内政对外交的一个需求，地方官府只是将自发的民众当做对外交涉的筹码。这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很正常。只是此时内政对外交还有第二个需求，即前述大阿哥事件，到目前为止，列强还有意无意轻蔑大阿哥，轻蔑大阿哥的父亲端王爷。按照中国体制，端王爷现在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领办大臣，各国公使的故意轻蔑在端王爷内心深处留下什么样的伤害，无须细说。外交上的雕虫小技在此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竟然成了清廷手中的调控筹码。

　　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有其正当性，是一个不必怀疑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满洲贵族的操作，一个正当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当的一个废立阴谋。这主要是因为满洲贵族集团选择了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既没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没有血缘上的充分理由，当然不足以说服贵族集团内部的反对者。

　　端王在这之前并没有深度介入现实政治，不论是清廷内部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说清端王究竟是左还是右，究竟是排外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现，他后来的排外形象是一点一点被塑造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向这个方面转化。

　　实事求是地说，端王是个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儿子能够被立为大阿哥，就是因为他的平庸。他如果锋芒毕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坚定的排外立场，后来的情形或许会不同。一个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处，一定会使那些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都不会认为平庸的贵族心中不爽，比如庆王爷，他自恭亲王之后一直负责中央事务的日常管理，与外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庆王爷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大阿哥呢？这位主管外交事务的王爷究竟在端王排外倾向的塑造中起到怎样作用？我们当然不能说庆王爷将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义方面去塑造，但我们有足够理由可以说，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并没有向外国公使解释，端王爷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领袖。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对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国公使一反外交礼仪，对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人事变动根本不愿作任何反应，硬是将端王父子晾在一边，让清廷出尽了洋相。清廷内部人事变动当然无须征询外交使团的意见，只是外交使团太不给面子，这势必影响中国政府的威望；中国政府需要公使帮忙时，公使不帮忙。那么继续拖下去，总有各国公使需要中国政府帮忙，这种机会并不难等到。

　　就在此时或稍前，由于山东地方官府的纵容或默许，义和拳、大刀会在那里有了相当快增长，这些“不官不民”的组织令外国人格外忧虑，所以外交使团在1899年年底以山东地方当局镇压不力为由，请求清廷任命袁世凯替换了毓贤。

　　在各国公使看来，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其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会使他对义和拳、大刀会有个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其小站练兵聘请外国教练训练的几千新军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灭义和拳、大刀会。袁世凯的个性也受到各国公使的赞赏，以为他在关键时刻总会从容不迫镇静坚持。各国公使相信在袁世凯治理下，山东一定会很快恢复秩序。

　　列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清廷的积极回应，因为那时还没有大阿哥事件发生，中外沟通还不存在多大问题。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提升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没有辜负列强期待，就职伊始，就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各地义和拳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献首”、自新的义和拳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

　　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很快见效，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卜克斯问题”。

　　卜克斯是英国传教士、一个比较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在当时比较紧张的气氛中，他坚持要从泰安返回平阴。不料途中遇到几个准备打家劫舍的中国人，他们试图绑架卜克斯去吃大户。然而年轻气盛的卜克斯根本不愿配合，这几个中国人鉴于袁世凯严厉的镇压措施，与其放掉卜克斯吃官司，不如将他杀死，一了百了。

　　民教冲突是山东的老问题。卜克斯既不是在山东遇害的第一个传教士，也不是最后一位传教士。但是卜克斯死的实在不是时候，这对于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政策构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臣将卜克斯被杀归罪于袁世凯的政策，英国公使联络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此时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闹得不可开交，自然无暇顾及卜克斯事件。

　　中国政府的拖延使英国人非常愤怒。1900年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提议召集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会议，讨论怎样与中国政府交涉日趋严重的山东局势，他们要求清廷严厉镇压在山东、直隶的义和拳、大刀会，因为这些地区的这些团体已经公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灭洋”的字样。四国公使开会时，还不知道意大利在山东、直隶也有不少传教士，因而稍后他们邀请意大利公使参加，“四国公使联盟”演变为“五国公使联盟”。

　　不管是四国公使，还是五国公使，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会议正在召集时，清廷也在举行重大会议。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会议宣布一个惊人决定：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这一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高度混乱和密集抗议，清廷也就无暇顾及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的抗议。

　　中国政府此时特别需要来自各国公使的帮助，各国公使如果此时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态，情形肯定不一样。然而，各国公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始终不愿就大阿哥事件发布任何评论，他们只希望清廷去尽快镇压义和拳、大刀会。结果，清廷对各国公使的要求既无兴趣又确实无暇进行讨论。又过了一个月，五国公使于2月21日致信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5日，总理衙门的答复姗姗来迟，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予以剿抚。（未完待续）

　　马勇，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