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上）

　　从延安时代开始到“文革”时期，毛泽东发动过一系列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真正看法以及毛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本文通过份析毛泽东在他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稿中的观点以及中共历史上各次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试图说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特点。



《中共創始人訪談錄》（明鏡出版社）編纂者王来棣於2012年12月31日逝世。


　　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罗对话


　　2002年12月，黄宗英发表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读后令人毛骨悚然。1957年7月7日，即“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正当毛泽东“引蛇出洞”策略成功之时，毛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位列其中。会上罗稷南向毛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幺样？毛泽东回答：“鲁迅嘛──要幺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幺一句话也不说。”[1]当时罗稷南“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宗英也感到毛那“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手心冒汗”。众所周知，鲁迅是毛泽东最赞赏的知识分子，曾被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而到了1957年，毛泽东却认为，若鲁迅还健在，他也只能沉默地苟活着，倘若鲁迅要继续发表文章，就要把他“关在牢里”。为毛盛赞的鲁迅尚且被视若寇仇，他人岂有别途可觅？


　　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首先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这段对话，但却招来一些知名文人的质疑和批驳。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周海婴本人“思想有问题”。正当周海婴陷入围攻之际，黄宗英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发表了上述文章，并提供了当时刊载着新华社报导和会场全景照片的报纸，可谓证据凿凿。黄文不但为周海婴解了围，而且证实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实，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抱着极强烈的敌视心态。


　　鲁迅生前替共产党说过不少好话，也帮助过共产党。他的风格是“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种风格曾经为共产党所鼓励，以与国民党斗争。然而，共产党执政后，鲁迅若继续保持这种风格，自然就成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威胁。毛泽东对付这类知识分子的办法就是他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其实，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并非从此时开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强烈表达了这种心态。


　　把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无不熟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为“阶级分析”）一文。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把这篇文章定为开卷篇。此文发表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2]“阶级分析”一文原载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也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3]，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版了单行本。当时这几个杂志刊登的“阶级分析”原文之文字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和所有观点都相同。但是，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将近原文一半的篇幅尽数删去，他所删去的是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这些文字在《毛选》版中再也看不到了。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也全部删去。因此，“阶级分析”一文的《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当时此文影响极大，致使1926年部份北伐军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不满和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4]


　　“阶级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他的知识分子观的重要资料，可惜至今未见有任何介绍和评论文字。笔者以为，有必要把“阶级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与此文的《毛选》版修改稿（以下简称“修改稿”）加以比较，以便读者了解，毛泽东究竟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收入《毛选》的“阶级分析”修改稿源自1926年《中国青年》3月号的原文，本文也以《中国青年》所载之原文（以下简称“原文”）为据说明如下。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指出：“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而在“修改稿”中，毛将“大资产阶级”改称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并删去了上述“反动派知识阶级……”一段话。在“修改稿”的文章结尾部份，毛用“一部份反动知识界”取代了原来的“反动派知识阶级”，涵盖范围缩小了，但并未交代“反动知识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


　　毛泽东在“原文”中把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他进一步把这类知识分子区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在“原文”所列的表格里，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毛在“原文”的结束语中还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指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在“修改稿”中却把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毛泽东又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左中右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欢迎（革命）。”“修改稿”对这部份内容基本上未改动，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当谈到“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时，“原文”未涉及知识分子，修改稿于此节亦无大改动。


　　“原文”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说成“是我们的朋友”；而“修改稿”则改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按照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看，毛泽东写作“阶级分析”时有一个重大政治错误：他虽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把它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平列，同称为“我们的朋友”，此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相悖。在此文发表前11个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特别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作出了决议，毛泽东在此文中表述的观点也违反了中共的决议。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非自建国后的“反右”始，而是由来以久。“修改稿”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除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之需要。虽然删去了这些话，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其实从未改变。


　　毛泽东为何敌视知识分子？


　　毛泽东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或许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掩盖下的帝王思想。


　　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直到1936年毛还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5]自视甚高的毛泽东，一直将这段地位卑微的就业过程视为毕生的奇耻大辱，久而久之，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毛泽东青少年时狂妄自大，有强烈的造反情绪，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直是他仰慕的人物。“五四”后毛接受了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人云亦云和盲从，他们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传统，关心国家命运，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当毛泽东尚隐身于草莽之中时，他或许愿与这些知识分子议论国事，但思想上却既不尊重、也不认同接受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一旦有机会逞雄，毛的帝王思想就会显露出来，要凌驾于知识分子之上，成为他们的人身和精神主宰。


　　自从1942年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后，他的“王气霸道”就逐渐肆无忌惮地表露于外。1945年毛发表了“沁园春.咏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的1958年，他更是得意忘形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其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法比秦始皇“坑儒”和清朝雍正皇帝大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6]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的“杀儒”改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让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


　　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始于1942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又发动了一系列这类运动，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紧接着又有“拔白旗”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逐步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而其肇始者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也随着这些运动的“升级”而近于疯狂。


　　制造“王实味冤案”和“抢救运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于1935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此改善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得到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一策略相当有效。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追求进步的中小知识分子越来越向往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毛泽东对此是喜忧参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泽东为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而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这次“整风”始于1942年2月，一些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不知就里，遂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天真地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不料却犯了禁忌，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和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现代史学者一向把这两件事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康生，最近的文章仍沿用官方的这一说法[7]。事实上，康生只是从犯，主谋是毛泽东，这两个事件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心态的大暴露。


　　王实味是中共党员，1937年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王实味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令毛泽东非常震怒。当时主管中央研究院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提到，毛泽东深夜去看了《矢与的》，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随之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级为政治斗争，最后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强加给王实味，将其逮捕。[9]


　　逮捕王实味后，毛又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他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毛还下达如下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该文件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题为“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鼓励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全面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

　　在“抢救运动”中，通过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了大量“特务”。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还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据披露，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13]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是中共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也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甘、陕、川、豫、浙、鄂等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当时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在1945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谈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救）”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救”）。直“抢（救）”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当时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鉴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打成“特务”、各机构无法正常工作，乃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结果大部份人被平反。但是，为了掩盖“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王实味不但未得到平反，相反却于1947年被处决，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也不予平反。


　　据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的温济泽、韦君宜等人回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后，毛泽东为挽回影响，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赔礼道歉，为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7]但这仅仅是口头道歉而已，毛始终不承认所谓的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是他刻意制造的大冤案，更谈不上认真总结这次运动的惨痛教训了。当时，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毛不但将其“留中不发”，而且对蒋南翔组织批判。此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从蒋南翔的遗稿中获悉。[18]直到1962年，毛还毫无根据地信口胡言：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当时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毛死了6年后，中共才为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平反。1991年，在温济泽等人的推动下，蒙冤将近50年的王实味才获昭雪。（未完待续）

　　注释：

　[1]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99页。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3]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注释称：“本文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1926年3月广州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发表。”笔者除找到上述两种杂志外，又找到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4]见《现代评论》1927年1月发表的张奚若的“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2月发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识阶级”，《一般》杂志1927年9月发表的心如的“‘打倒知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等文章。

　　[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6]参见谢苍霖、万芳珍的《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页。

　　[7]“王实味问题第一次公开平反纪略”，《百年潮》，2002年12月。

　　[8]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105、108页；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

　　[9]当时下逮捕令的是负责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为毛泽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见李维汉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出处同上。

　　[10]转引自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1]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08页。

　　[12]转引自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处同注[9]，第153页。

　　[13]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17页。

　　[14]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10页。

　　[15]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页。

　　[16]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17]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出处同注[10]，第229页；温济泽，“延安的抢救运动”，《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24日；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8]韦君宜，《思痛录》，出处同上，第20页。

　　[19]《毛泽东著作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页。

　　王来棣，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