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政治幼稚病”：谈“文革”中音乐家李劫夫

　　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每当朋友们邀请我到歌厅唱歌，大都被我婉言谢绝；有时确实盛情难却，就乖乖地坐在歌厅里“洗耳恭听”；偶尔遇到讲情不讲理的朋友，非要我当场“献丑”不可，情急之下便搜肠刮肚唱几首老掉牙的“语录歌”，逗得朋友们差点笑掉大牙。


　　“语录歌”是文革的产物。林彪隆重推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之后，著名音乐家李劫夫灵感大发创作出大量“语录歌”。“语录歌”曲调简洁明快，琅琅上口，很快便成为流行歌曲。而且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唱“语录歌”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要是不会唱几首，谁就真正“下不了台”。因此哪怕是像我这样五音不全者，也要硬着头皮并硬着嗓子学唱。按当时的说法，唱不唱是“态度问题”，唱的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而“态度问题”上纲上线就是政治问题，就事关是否热爱毛主席的大问题……可想而知，当年我唱“语录歌”可没如今这么轻松，当然更不可能出现搞笑的场面。

　　我当年学唱“语录歌”时尚年幼，对曲作者李劫夫毫无所知，当我几十年后被逼无奈重唱“语录歌”之后，意外读到一篇《李劫夫在“文革”中》的文章（载2004年7月15日《南方周末》），才对这个传奇人物有所认识。李劫夫生前号称“红色音乐家”，被公认为才华横溢的音乐天才，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譬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等。在那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李劫夫把自己的音乐天才无私地贡献给了革命，用他那美妙的音符美化着革命领袖。正如该文作者所说：“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李劫夫在文革中创作的“语录歌”，堪称是他为政治服务的“杰作”。如果说林彪“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李劫夫创作的“语录歌”，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林彪与李劫夫可谓“珠联璧合”，上演了一场登峰造极的“颂歌”闹剧。

　　音乐家李劫夫与政治家林彪的“合作”，也许是偶然巧合，可他们的命运竟然“不谋而合”。林彪“紧跟”毛主席，一度成为毛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在文革中与毛一起受到全国人民的顶礼膜拜；李劫夫“紧跟”林副主席，曾经担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革委会主任，在音乐界成为“东北王”。然而历史无情，林彪最终又成为“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乘飞机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李劫夫盲目崇拜林彪，结果鬼迷心窍，当林副统帅出事的“小道消息”传来时，他竟然“痴心妄想”地“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于是“情不自禁”地写下《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正是这首未能完成也未能问世的“颂歌”，成为他“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罪行，也成为他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悲剧性结束的“挽歌”。

　　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为何那样不可思议地热衷于政治并不幸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其实，对于李劫夫来说，他先天只有音乐细胞，政治细胞是后天培养的--李劫夫和许多同时代的文艺人士一样，都在“革命圣地”延安生活或曰“战斗”过，都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召”下，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而且随着后来不断发生和不断加剧的政治运动，李劫夫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个性被共性所取代，独立人格被人身依附所取代，自由思想被统一认识所取代，完全成了一个“X叫写啥就写啥”的驯服工具。因此，李劫夫写“语录歌”，与某些文艺家写“样板戏”、“高大全”式的小说等等，都是他们被改造被驯服的结果。

　　李劫夫这样的文人究竟能懂得什么政治？正如《李劫夫在“文革”中》所说，“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李劫夫的悲剧，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幼稚病”。而这种“政治幼稚病”的病毒来源于“政治的罪恶”。法国著名学者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所说：“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这些错误的政治原则在合法的外衣下把政治变成了一种说谎与欺诈的骗术，甚至变成了一种抢夺与压榨的霸术。”（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I页）李劫夫们根本不懂得政治的真正要义，只是简单地把某个政治原则当作人生信仰，甚至把某个政治家当作人类的“大救星”，从而人身依附和盲目崇拜。殊不知政治也有罪恶的一面，罪恶的政治对人的伤害和毁灭，乃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灾难之一。

　　杨学武，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