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下）

《中共創始人訪談錄》（明鏡出版社）編纂者王来棣於2012年12月31日逝世。


　　借题发挥的“武训传”批判


　　中共夺取政权前夕，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其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采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做法，用群众性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于1951年5月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黄宗英的丈夫赵丹演武训，黄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师。影片于1951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赞扬的文章，但也有人认为，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学“不足为训”。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争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该社论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48名作者，毛泽东的恼怒跃然纸上。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训的家乡“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该“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利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


　　毛泽东为何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0]显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复辟势力，应被列为“打倒在地”的对象。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了这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被上述社论点名的48人以及该影片的编导和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的观点检讨并接受批判，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达数百篇。从此不但该影片遭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而办的“武训学校”也一律更改校名，相关的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被拆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但因他生前推崇过武训，于是也遭到无情批判，而且殃及其弟子。

　　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武训传”批判硝烟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1]紧接着，《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长文。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12月23日和24日，毛还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朝鲜战争，政府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

　　官方还鼓励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率先发表文章咒骂自己。例如，梁思成发表了“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写了“我究竟站在什幺立场为谁服务”，还有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和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但知识分子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一样对他们“揭露”批判，知识分子稍有辩解便遭到辱骂，他们为了“过关”，不得不颠倒是非地加倍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此时却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此时被迫检讨说：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24]


　　经过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系”，效忠共产党，其人格遭到严重侮辱。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动”标签。不久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方针，迫使知识分子奉苏联为师，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在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从此只见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产品则完全绝迹。


　　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份，文艺界于1951年11月开始“整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成了“整风”的靶子。胡风曾被中共认作是“党外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鲁迅合作同国民党文化“围剿”作过斗争。因他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左，被视为“异己”，迭遭同仁的批判。胡风为了批驳对方，说明自已的文艺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观点，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写成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这封30万言书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面上尊重，骨子里却大相径庭，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怒。1955年春，胡风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被其中一个“朋友”告密，落入毛泽东之手。信中有对毛不敬的语言和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牢骚，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命令《人民日报》于1955年5至6月分3批发表这些信件，并加上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毫无根据地捏造罪名，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5]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它“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他们的被捕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凡是与“胡风分子”有过来往、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无一例外地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或停职审查，或被剥夺人身自由而“隔离审查”。1980年司法部门关于“胡风一案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而据知情者称，“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数”。[26]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复查此案。1980年司法部门的复查结论是：“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27]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入狱25年后才得以无罪释放。但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实则是党的面子），“平反通知书”中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仍有不少捏造之词，尔后又过了8年，胡风一案才从政治上到文艺思想上得到彻底平反。此时已是胡风蒙冤33年之后，而胡风业已辞世3年之久。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许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肃反”对象，造成了不少冤案。

　　比起“武训传”批判与“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的惩罚手段升级了。在前两次运动中，虽然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乱扣“反动”帽子，毕竟还是在思想批判的范围之内，批判对象没有受到任何处份；而“反胡风运动”则将持不同文艺观点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革命”，送进监狱。从此，毛泽东整肃知识分子进入一个新阶段，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平静而舒畅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的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而被撼动。为挽救极权统治的危局，毛泽东提出了缓和政治矛盾的“十大关系”和博得知识分子欢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可是这不过是毛泽东设计的一个圈套，一年后毛把这些举措统统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1957年1月，他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幺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幺。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28]他的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争鸣”，而“百花齐放”不过是只让他喜欢的“香花”“齐放”，至于他不喜欢的那就必然被视为“毒草”而铲除之，归根结底，在毛的思维中，被统治的知识分子只能作驯服的奴隶！


　　为了使他设计的圈套具有诱人的光彩，一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9]，用“人民内部”的美名来麻痹人心。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鼓吹“鸣放”，毛泽东从3月6日到20日这15天内，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9次话，他批评老干部中有90%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下旬，“整风鸣放”开始了，中共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4月30日，毛泽东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经过连续几年的思想批判运动后，知识分子其实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只因毛泽东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人奉命“热忱”相邀，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说，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指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30]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他听了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汇报后，觉得一年来不断谋划张设的大罗网可以收网了。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一般党内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毛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31]在毛泽东的亲手策划和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6月8日开始“收网”，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所有在“大鸣大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此，在“专政对象”中，除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之外，又加上了“右派分子”。


　　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关进监狱。此外，在反右运动中，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计人数达50万；但不久后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份子”或“地主”这类“帽子”，境遇比“右派分子”还要惨。“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己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灾难。


　　“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并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1958年，毛泽东为他自己精心策划的“阳谋”取得了“辉煌战果”而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他还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泽东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就说过：“没有什幺超阶级的人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2]如今，他连良心也否定了，在他身上只剩下一个比秦始皇还要暴戾的暴君之品性。在视良心如敝屣的骗子和暴君的威慑下，造谣、告密成为时尚，出卖灵魂的咬人、整人者官运亨通，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


　　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后，毛泽东的权力欲大大膨胀。1958年春，在“反右运动”尚处于收尾阶段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以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为目标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从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炼生铁开始，全国到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到处出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田”。毛泽东再一次为他的“胜利”所陶醉，提出今后农田只需要留下三分之一种粮食，以解决“粮食多了怎幺办”的问题，甚至还提出“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梦。结果则适得其反，全民大炼钢铁使全国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结果却是废铁渣堆积如山；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饿殍遍野，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饿死4,000万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这正是毛泽东用欺骗与镇压两种手法实施统治的必然恶果，但丧失了人性和良心的毛泽东却毫无自疚自责之心，他为了逃避责任而宣布“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这场由毛一手造成的大灾难最后被中共归咎为“自然灾害”。事实上，这3年中国的气候基本正常，并无大旱大涝。


　　毁灭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2年1月，被毛封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在7,000人干部大会上说了半句实话，认为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于是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罪当诛灭。但精于计谋的毛当时却不露声色。8个月后，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又发动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实指刘少奇。


　　经过数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发动了“文革”。在关于“文革”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他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结果，知识分子再次成为毛泽东的打击迫害对象，也成了毛诛灭刘少奇的殉葬品。直到8月8日，关于“文革”的第二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件同时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一年后毛把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33]


　　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的“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于是书籍被烧，文物被毁，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从这时开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终于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臭老九”（列在知识分子前面的其它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正是在这一阶段，知识在中国成了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则成为时髦的口号。


　　毛泽东为诛灭刘少奇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毁灭了知识和文化，而且通过镇压和欺骗手法制造出一场尊毛为神的现代造神运动。在这场充满了政治愚昧的造神运动中，毛泽东被说成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人都必须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必须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在公众场合集体跳“忠字舞”。这场荒唐的装神弄鬼的滑稽剧不仅愚弄了长期愚民政策造就的群氓，也让毛泽东深为陶醉。他临死前还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以前的革命并列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毛死后一个月，这场历时10年又4个月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寿终正寝了。不过，毛泽东的阴魂依然未散，谎言和鬼话依然大有市场，毛泽东思想依然被奉为指导思想，中国也仍然没有走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阴影。


　　【注释】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处同上，第333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页。

　　[23]《光明日报》1952年8月13日，转引自丁抒的《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93年，第46至47页。

　　[24]《光明日报》1952年4月8日，出处同上，第4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163页。

　　[26]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27]转引自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50页。


　　[29]5个月后该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亦作了根本性改动。


　　[30]罗隆基，“我的初步交代”，1957年7月15日的发言。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3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来棣，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