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8日 星期二
季羡林独自坐出租车,到海淀公安局自首投案
张曼菱: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中)
文人学者之比,是为了增进学术,砥砺人品;岂能去比俗闹和排场?
我来京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时,两度八宝山,景况各异,感触良多。
季羡林的告别仪式人潮汹涌,如赶庙会,几无肃穆。
任继愈的灵前告别那天,早晨大雨,人们神态黯然。来人都是学院、研究所、图书馆这几个圈子的。规模得体。
就个人命运而言,季羡林比钱钟书先生和任继愈先生都要凄惨得多,应令人有兔死狐悲之叹。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各有抱负,也各有醒悟的机缘。他们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径。正如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这样。
相识
季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认识季,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载,相识风雨中。
1980年,北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运动。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当时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加之我个性自由,平时口出狂言,爱唱爱跳,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寸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象。
中文系78届,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我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诸于众;正在社科院读研的男友,也与我分手了。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看了那些大字报,矛头一时都指向一个女生,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发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着我夜行。
我被带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抚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他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81年初春之夜,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排顽强拼搏,逆转制胜,冲出亚洲。在北大学子的游行队伍中,我被推举了出来,站在一辆自行车的坐垫上作指挥。熊熊的火把燃烧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里,我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那时的北大,是我们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舞台。
北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涌现出来的人物后来各行道。而那一次竞选中吸引社会各界的各类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直接影响和介入了中国后来的改革进程。
毕业离校时,季羡林将刚刚出版的一批书赠我,是印度史诗的译著。文字清明,有东方素朴之风。记得有我喜爱的《莎恭达罗》。
86年岁末,电影《青春祭》在美国举办“中国电影首届新片展”,作为原著和编剧,我应邀访问好莱坞。
飞机起飞后,我突然收到季羡林派人送来的信。
原来,他担心我第一次到美国,万一钱不够花,或有难处,特意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友。
这封信是通过同机的中国民航的一位工程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当机上人们进入睡眠时,客舱的喇叭忽然呼唤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团的成员莫不惊讶。
回国后,与他相对,他却只字不提此事。
季羡林有着激越坦荡的情怀,但一生中轻易不露。
老秘书李玉洁说,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泼的我却能与他一坐几个时辰。而每知我到京,先生都会兴奋地等待。
季非常细腻和敏锐,谈话直指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他总是对我最狂妄的思想与作为给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此乃“忘年”也。
八六年我访美归来,正值海南特区初建,促成我心高气大,当时在岛上筹划一所国际性的“职业大学”,面向中国沿海、港台地区和东南亚。
我对季羡林说,现实社会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务实型学子。中国文化也到了向外放射的时机。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洁打电话给我,说先生已经筹到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向北大东语系领取。
职业大学事,最终因申报未果而息。筹款岂敢动用?分文未取。
季羡林交人,肝胆相见。但这种君子一诺便许千金的方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其实季在校园内也常发生钱财方面受骗之事,而他依然容忍姑息那些骗过他的人,不知是否系佛教的影响。
后来,他的圈子变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不以把握控制,所以很多非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次季羡林要我“代表他”去陪来访问北大的聂华苓女士。记得正是“琼瑶小说“风靡大陆的时光,我曾请教聂的看法。她对我讲,有一次琼瑶在机场与她相遇,曾说,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及聂,可是为什么这样走红,自己也有点惭愧云云。
当时国内文化界有这种忧心:为什么大陆总是流行外头的二路货色?
还有一次韩素音来访。季羡林急着找我,要把我介绍给她。我正在新疆。未竟。
季羡林在最后的时光里曾说,他没有给我提供机会,感到遗憾。
人之相交,贵在相知。校园师生,北大传统,这数十年来一清如水的感情,正是他留下给我的一笔财富。
护犢
1989年,我是在“五四”这一天到北大去的。原意是为校庆。
一进校门,就碰上中文系教授在畅春园给出发去天安门的学生饯行。白幅黑墨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悬挂在南校门口。
我歇脚勺园,即去看望季羡林。
风满高楼时,学者们有的回避,有的闭门。而季羡林平日清静的住宅却门庭若市,学生们来来往往。
北大是第一个为自己的学生向广场运送去简易床和被褥的,此后,其他大学效仿。
北大教师是第一批到达广场去看望自己的孩子的。当时绝食数日的孩子们躺倒在广场上,发出微弱的欢呼。
季羡林是那些北大师长们中的一个。
季羡林去广场,与别人不同一格。
在一辆三轮车上放上椅子,他坐上去,学生蹬车前行。在车上高扬一条白幅,上书“一级教授季羡林”。
两去天安门,季羡林张帜前往。
季没有因其老迈因其地位而退缩幕后。也许,他也要为自己五十多年来以及“牛棚”中的屈辱讨一个公道;他和那些比他的孙子还要年幼的学生们站在了一起。
多年以后,当他站在胡适墓前的时候,他无愧于他的先师。
他那山东人的耿性,忧国忧民之心,和长期奉献给校园学子的慈爱情怀,在一个特殊残酷的历史时刻,令他迸发出“冲冠一怒为青年”的惊人之举。
那天,我到季羡林家,他正要派人去找我。
他说,荣毅仁决定捐三百万为广场学子滋补身体。荣先生说,这些孩子都是国家英才,现在长身体的时候绝食,对他们今后有很大的影响。要尽力让他们休养恢复。
季要我来负责此事。我以为,首先要清查出那些昏迷后由救护车拉走,复送回学校的学生。
我在校园和宿舍了解情况,原来,学生们天真活泼,有的刚从医院被送回来,就跑去打篮球。令人心疼。当务之急,要为他们准备营养食品,要监督他们休息。
父母不在孩子们身边,荣毅仁与季羡林联手,为父母护犊,为我斯民惜健儿。
枪声响后,我与先生隔海茫茫,音讯全断。
八九年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海南岛。
后来我才知道,季羡林曾在国内国外寻找过我。 一次他在美国听说与我名字相似之人,就要人专门去落实。
在这段日子里,北大师长们继续着对学生的保护。
八九年的“风波”,在那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
季羡林不改其道。任何会议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别问我,问我就是爱国民主运动。”
他惦念着那些囹圄中的孩子,难以自安于书斋。
有一天季突然从校园失踪了。原来,他一个人走到校门口,坐上出租车,到海淀公安局去自首投案去了。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我两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们关到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
公安局不知就里,打电话到北大。北大去人把他硬接了回来。
八九年“风波”,起始于一场学生们发动的以“反腐败”为主题的请愿活动,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接见,而发生“绝食”,这是一场无奈的诉求。后来所发生的诸多群众游行,主要宗旨仍是“护犢”,为了保护广场上那些赤诚的孩子们。
护犢之情,原是牛马的本能,何况人乎?何况我传脉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乎?何况我北大教师乎?
待到91年,我们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
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他欣慰地说:
“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就更对了。”
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坚信,不能离开祖国。
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
1992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
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于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
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个。”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知道我惦念着他。
每至中秋前,我从云南寄上火腿月饼。一直到他逝世的当年,季晟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咀嚼。
我等待和害怕的,停止的一天,终于来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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