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独自坐出租车，到海淀公安局自首投案

张曼菱：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中）

文人学者之比，是为了增进学术，砥砺人品；岂能去比俗闹和排场？
我来京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时，两度八宝山，景况各异，感触良多。
季羡林的告别仪式人潮汹涌，如赶庙会，几无肃穆。
任继愈的灵前告别那天，早晨大雨，人们神态黯然。来人都是学院、研究所、图书馆这几个圈子的。规模得体。

就个人命运而言，季羡林比钱钟书先生和任继愈先生都要凄惨得多，应令人有兔死狐悲之叹。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各有抱负，也各有醒悟的机缘。他们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径。正如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这样。

相识  

季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认识季，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载，相识风雨中。

1980年，北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运动。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当时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加之我个性自由，平时口出狂言，爱唱爱跳，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寸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象。

中文系78届，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我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诸于众；正在社科院读研的男友，也与我分手了。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看了那些大字报，矛头一时都指向一个女生，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发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着我夜行。
我被带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抚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他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81年初春之夜，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排顽强拼搏，逆转制胜，冲出亚洲。在北大学子的游行队伍中，我被推举了出来，站在一辆自行车的坐垫上作指挥。熊熊的火把燃烧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里，我们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那时的北大，是我们创造自己，创造历史的舞台。

北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涌现出来的人物后来各行道。而那一次竞选中吸引社会各界的各类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直接影响和介入了中国后来的改革进程。

毕业离校时，季羡林将刚刚出版的一批书赠我，是印度史诗的译著。文字清明，有东方素朴之风。记得有我喜爱的《莎恭达罗》。

86年岁末，电影《青春祭》在美国举办“中国电影首届新片展”，作为原著和编剧，我应邀访问好莱坞。
飞机起飞后，我突然收到季羡林派人送来的信。

原来，他担心我第一次到美国，万一钱不够花，或有难处，特意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友。
这封信是通过同机的中国民航的一位工程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当机上人们进入睡眠时，客舱的喇叭忽然呼唤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团的成员莫不惊讶。

回国后，与他相对，他却只字不提此事。
季羡林有着激越坦荡的情怀，但一生中轻易不露。
老秘书李玉洁说，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泼的我却能与他一坐几个时辰。而每知我到京，先生都会兴奋地等待。

季非常细腻和敏锐，谈话直指人的一种精神需求。
他总是对我最狂妄的思想与作为给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此乃“忘年”也。

八六年我访美归来，正值海南特区初建，促成我心高气大，当时在岛上筹划一所国际性的“职业大学”，面向中国沿海、港台地区和东南亚。
我对季羡林说，现实社会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务实型学子。中国文化也到了向外放射的时机。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洁打电话给我，说先生已经筹到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向北大东语系领取。
职业大学事，最终因申报未果而息。筹款岂敢动用？分文未取。

季羡林交人，肝胆相见。但这种君子一诺便许千金的方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其实季在校园内也常发生钱财方面受骗之事，而他依然容忍姑息那些骗过他的人，不知是否系佛教的影响。

后来，他的圈子变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不以把握控制，所以很多非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次季羡林要我“代表他”去陪来访问北大的聂华苓女士。记得正是“琼瑶小说“风靡大陆的时光，我曾请教聂的看法。她对我讲，有一次琼瑶在机场与她相遇，曾说，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及聂，可是为什么这样走红，自己也有点惭愧云云。
当时国内文化界有这种忧心：为什么大陆总是流行外头的二路货色？
还有一次韩素音来访。季羡林急着找我，要把我介绍给她。我正在新疆。未竟。

季羡林在最后的时光里曾说，他没有给我提供机会，感到遗憾。
人之相交，贵在相知。校园师生，北大传统，这数十年来一清如水的感情，正是他留下给我的一笔财富。

护犢

1989年，我是在“五四”这一天到北大去的。原意是为校庆。
一进校门，就碰上中文系教授在畅春园给出发去天安门的学生饯行。白幅黑墨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悬挂在南校门口。
我歇脚勺园，即去看望季羡林。

风满高楼时，学者们有的回避，有的闭门。而季羡林平日清静的住宅却门庭若市，学生们来来往往。
北大是第一个为自己的学生向广场运送去简易床和被褥的，此后，其他大学效仿。
北大教师是第一批到达广场去看望自己的孩子的。当时绝食数日的孩子们躺倒在广场上，发出微弱的欢呼。
季羡林是那些北大师长们中的一个。

季羡林去广场，与别人不同一格。
在一辆三轮车上放上椅子，他坐上去，学生蹬车前行。在车上高扬一条白幅，上书“一级教授季羡林”。

两去天安门，季羡林张帜前往。
季没有因其老迈因其地位而退缩幕后。也许，他也要为自己五十多年来以及“牛棚”中的屈辱讨一个公道；他和那些比他的孙子还要年幼的学生们站在了一起。
多年以后，当他站在胡适墓前的时候，他无愧于他的先师。

他那山东人的耿性，忧国忧民之心，和长期奉献给校园学子的慈爱情怀，在一个特殊残酷的历史时刻，令他迸发出“冲冠一怒为青年”的惊人之举。
那天，我到季羡林家，他正要派人去找我。

他说，荣毅仁决定捐三百万为广场学子滋补身体。荣先生说，这些孩子都是国家英才，现在长身体的时候绝食，对他们今后有很大的影响。要尽力让他们休养恢复。

季要我来负责此事。我以为，首先要清查出那些昏迷后由救护车拉走，复送回学校的学生。
我在校园和宿舍了解情况，原来，学生们天真活泼，有的刚从医院被送回来，就跑去打篮球。令人心疼。当务之急，要为他们准备营养食品，要监督他们休息。

父母不在孩子们身边，荣毅仁与季羡林联手，为父母护犊，为我斯民惜健儿。
枪声响后，我与先生隔海茫茫，音讯全断。
八九年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海南岛。

后来我才知道，季羡林曾在国内国外寻找过我。 一次他在美国听说与我名字相似之人，就要人专门去落实。
在这段日子里，北大师长们继续着对学生的保护。
八九年的“风波”，在那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
季羡林不改其道。任何会议不发言，一发言就是：“别问我，问我就是爱国民主运动。”
他惦念着那些囹圄中的孩子，难以自安于书斋。

有一天季突然从校园失踪了。原来，他一个人走到校门口，坐上出租车，到海淀公安局去自首投案去了。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我两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受我指使。把我和他们关到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也不想活了。”

公安局不知就里，打电话到北大。北大去人把他硬接了回来。
八九年“风波”，起始于一场学生们发动的以“反腐败”为主题的请愿活动，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接见，而发生“绝食”，这是一场无奈的诉求。后来所发生的诸多群众游行，主要宗旨仍是“护犢”，为了保护广场上那些赤诚的孩子们。                                                              
护犢之情，原是牛马的本能，何况人乎？何况我传脉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乎？何况我北大教师乎？
待到91年，我们又在他简洁的书桌前相见；真是人生如梦，恍若隔世。

听完我讲述自己后来的经历，他欣慰地说：
“你没有出国，这就对了。你还下了海，这就更对了。”
季羡林青年时代尝尽离国之悲，所以他一生深刻地明白和坚信，不能离开祖国。
风暴陡起，我没有去国，这令他无限欣慰，从此他对我倍加器重。

1992年我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取庄重文文学奖。先生知道后，当晚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晚间新闻，最后一个镜头才是我。他舒了一口气，说：“曼菱从此可以无碍了”。
自从这次生死阔别，我与季羡林之间有了一种跨越沧桑的牵挂之情。看到先生如此孤直，我由衷钦佩。那种孤零于历史之途的苍凉辛酸，不是走过来的人，是很难体味的。

再度相逢后，我开始每年给他寄些小东西，实而不华；大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先生曾经喜悦道：“曼菱跟男孩子似的，还知道这个。”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知道我惦念着他。
每至中秋前，我从云南寄上火腿月饼。一直到他逝世的当年，季晟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咀嚼。
我等待和害怕的，停止的一天，终于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