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8日 星期二

瞧不起季羡林的人,能像他回忆“文革”剖析自己吗?


张曼菱: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下)

写“文革”

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99年,我专程从云南赴北大。一进校门,迎面摆开的纪念品摊上,几无例外,皆是季羡林题辞与签名。
虽然惊喜意外,却也暗自在思量:既为百年庆,而北大百年之名师,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当?别人又会怎么看先生?此必伏下隐患。

而既到朗润园,还想敲门就进屋,却见李玉洁出来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电视台,才赢出时间见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还有某家报纸。云云。
将久盼的兴致勃勃的叙晤,顿时强加上一点“朝圣”的味道。

从此,我要见到季羡林,不再是随意的事情,有了压力。每经过秘书的许可和限制时,仿佛有点“被赏面子”似的。
那天他在一本笔记上为我题字:“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与曼菱共勉”。

见到先生诚待依然,想我来去一瞬,遥遥万里,也无须去计较秘书“故设门槛”之举了。
季后来门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学界人士渐寂然无踪。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这种“自设门槛”。就这样他的生态环境改变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羡林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世注目的场所和时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杂忆》。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看透,对自己的看透,却力透纸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廁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不已。
知耻近乎勇。还没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剖析达到季羡林这样真挚与痛心的程度。令人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

季其实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地进行翻译巨著的工作”,给自己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的鞭鞑相衔接;这或许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羡林从一个孤儿自幼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倍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
可是那连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唐的沦落。
季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

他继承了鲁迅的那种自我剖析精神,通过对自己委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贫弱,是由于体制的精神剥夺。
《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羡林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具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知代表。
在国内对“文革”回忆停止出版的局势下,季羡林利用他的名人造势之高台,用北大百年校庆的劲风,大声呐喊与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别人不能出“文革”书的时候,季羡林《牛棚杂忆》以轰动式的效应大批推出。

古云“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季羡林此举居高而借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
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看他的书中讲到: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国无。就已经证明他打破禁锢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说自己“是一个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个朴素行文的学者,的确并非文采飞扬之人。而这风格恰恰适合“文革回忆”这一严肃沉痛的话题。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媚上,还自鸣得意。这是新的犯罪。
中国需要有担当的人。
人总得扛住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忆》,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
母亲说,她喜欢季的清淡文字,如同与朋友面谈。同为大学校园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时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书中。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羡林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每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
通过《牛棚杂忆》,父亲已经把季羡林惦记心头,置若亲友。
次年来京,我直奔朗润园,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的哀痛。他为我写下了:“曼菱  无名有品  无位有尊”。这赠辞收入了我记述父亲的作品《中国布衣》一书中。
送书时,李玉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古人云“人生代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本色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著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青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
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写了《站在胡适墓前》的文章。
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大陆多少年来对胡适的谩骂,季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
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当年陈寅恪。季才答应了。

他着重地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他们是唯一的三代人进入《辞海》的世家。
我由此想到,自司马迁以来就以“世家”来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泯灭与取代的。当代将家族的传统几乎取谛,其实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盘散沙”。

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愼。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他说,读书需要静,可西南联大在战争中,读书有成就,民主运动也有成就。值得研究。
我想,他大概是想说,一所学校能够容纳异端,所以学术也发展。至于战争只是外部的因素。他在思索校园民主的今昔。

毕业离校后,二十多年的光阴,几乎每度来京都到朗润园去探访季羡林,话题无论巨细。他的本色强烈地吸引着我。
我曾经专程请教过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联大这件事?
他凝视我片刻,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在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益。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在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 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份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以后在301医院见面,谈话时旁边都有人,季羡林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人到晚年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总是不会自在的。他的内心再没有了松弛、随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骇然的是,在这位暮年学者身上,那种由清华的严谨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来的校园风格,竟荡然无存。
报上出现了一些题词,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话。季羡林被一些有术无学的人包围着。
有一次我从云南来,也被拒之门外了。李玉洁要我到路旁的“肯德鸡”去见面,递给我一本季的书。其实这书以前已经给过我了。
我不以为是他不想见我。我有一种季羡林被“绑架”的感觉。

季羡林已经不属于校园,他远离了校园的人群。
在季逝世前后,我在北大校园看见有大字报。学生们抗议:“对一个老人的不人道”。孩子们的直感是对的。由于财产纠葛,校方表示难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亲人,和自己的老境。
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老人?
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

当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与外界交流上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趋从心理,一种恐惧感。也有相反倾向。
老年性心理的蜕变,就是伟人也难以避免。
老年人是需要监护的,公平正义与仁爱的监护。如何维护老人的独立与尊严、安宁与健康?这是一个伦理与人性关怀问题。

无论出于公益还是私利,季羡林这位孤独老迈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过分。
先是作为一个学者被使用得过分,后又作为一个老人被使用得过分。
季羡林现象,是一次新的“造神”运动。然而造神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崩溃来得很快。
其结果是“寿则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羡林的头上。

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2009年4月。
我告诉他,我将去台湾。我要去寻访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的踪迹,为他们扫墓。季对我说,梅校长当年在清华的口头禅:“大概”、“如果”、“也许是”。他重复地讲,神态茫然。突然间他提出:“还有傅斯年”。他的这位山东老乡,是以风骨耿直和保护青年闻名的。
季羡林最后的最深厚的感情联系依然放不下校园,清华和北大。
有的东西,看似柔弱,却连广宇透光阴,是为民族的文化血脉。
昔季羡林米寿,父亲曾为我书写贺幅为:“温不增华  寒不改枼”。
先生一走两年了。请受曼菱一柱心香吧。

2011年8月2日
定稿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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