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不起季羡林的人，能像他回忆“文革”剖析自己吗？

张曼菱：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下）

写“文革”

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99年，我专程从云南赴北大。一进校门，迎面摆开的纪念品摊上，几无例外，皆是季羡林题辞与签名。
虽然惊喜意外，却也暗自在思量：既为百年庆，而北大百年之名师，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当？别人又会怎么看先生？此必伏下隐患。

而既到朗润园，还想敲门就进屋，却见李玉洁出来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电视台，才赢出时间见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还有某家报纸。云云。
将久盼的兴致勃勃的叙晤，顿时强加上一点“朝圣”的味道。

从此，我要见到季羡林，不再是随意的事情，有了压力。每经过秘书的许可和限制时，仿佛有点“被赏面子”似的。
那天他在一本笔记上为我题字：“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与曼菱共勉”。

见到先生诚待依然，想我来去一瞬，遥遥万里，也无须去计较秘书“故设门槛”之举了。
季后来门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学界人士渐寂然无踪。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这种“自设门槛”。就这样他的生态环境改变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羡林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世注目的场所和时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杂忆》。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看透，对自己的看透，却力透纸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廁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不已。
知耻近乎勇。还没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剖析达到季羡林这样真挚与痛心的程度。令人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

季其实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地进行翻译巨著的工作”，给自己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的鞭鞑相衔接；这或许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羡林从一个孤儿自幼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倍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
可是那连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唐的沦落。
季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

他继承了鲁迅的那种自我剖析精神，通过对自己委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贫弱，是由于体制的精神剥夺。
《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羡林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具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知代表。
在国内对“文革”回忆停止出版的局势下，季羡林利用他的名人造势之高台，用北大百年校庆的劲风，大声呐喊与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别人不能出“文革”书的时候，季羡林《牛棚杂忆》以轰动式的效应大批推出。

古云“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季羡林此举居高而借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
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看他的书中讲到：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国无。就已经证明他打破禁锢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说自己“是一个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个朴素行文的学者，的确并非文采飞扬之人。而这风格恰恰适合“文革回忆”这一严肃沉痛的话题。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媚上，还自鸣得意。这是新的犯罪。
中国需要有担当的人。
人总得扛住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忆》，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
母亲说，她喜欢季的清淡文字，如同与朋友面谈。同为大学校园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时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书中。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羡林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每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
通过《牛棚杂忆》，父亲已经把季羡林惦记心头，置若亲友。
次年来京，我直奔朗润园，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的哀痛。他为我写下了：“曼菱  无名有品  无位有尊”。这赠辞收入了我记述父亲的作品《中国布衣》一书中。
送书时，李玉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古人云“人生代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本色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著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青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
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写了《站在胡适墓前》的文章。
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大陆多少年来对胡适的谩骂，季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
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当年陈寅恪。季才答应了。

他着重地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他们是唯一的三代人进入《辞海》的世家。
我由此想到，自司马迁以来就以“世家”来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泯灭与取代的。当代将家族的传统几乎取谛，其实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盘散沙”。

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愼。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他说，读书需要静，可西南联大在战争中，读书有成就，民主运动也有成就。值得研究。
我想，他大概是想说，一所学校能够容纳异端，所以学术也发展。至于战争只是外部的因素。他在思索校园民主的今昔。

毕业离校后，二十多年的光阴，几乎每度来京都到朗润园去探访季羡林，话题无论巨细。他的本色强烈地吸引着我。
我曾经专程请教过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联大这件事？
他凝视我片刻，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在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益。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在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 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份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以后在301医院见面，谈话时旁边都有人，季羡林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人到晚年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总是不会自在的。他的内心再没有了松弛、随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骇然的是，在这位暮年学者身上，那种由清华的严谨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来的校园风格，竟荡然无存。
报上出现了一些题词，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话。季羡林被一些有术无学的人包围着。
有一次我从云南来，也被拒之门外了。李玉洁要我到路旁的“肯德鸡”去见面，递给我一本季的书。其实这书以前已经给过我了。
我不以为是他不想见我。我有一种季羡林被“绑架”的感觉。

季羡林已经不属于校园，他远离了校园的人群。
在季逝世前后，我在北大校园看见有大字报。学生们抗议：“对一个老人的不人道”。孩子们的直感是对的。由于财产纠葛，校方表示难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亲人，和自己的老境。
社会应该如何对待老人？
人到衰老，是否还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

当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与外界交流上都必须依赖于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趋从心理，一种恐惧感。也有相反倾向。
老年性心理的蜕变，就是伟人也难以避免。
老年人是需要监护的，公平正义与仁爱的监护。如何维护老人的独立与尊严、安宁与健康？这是一个伦理与人性关怀问题。

无论出于公益还是私利，季羡林这位孤独老迈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过分。
先是作为一个学者被使用得过分，后又作为一个老人被使用得过分。
季羡林现象，是一次新的“造神”运动。然而造神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崩溃来得很快。
其结果是“寿则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羡林的头上。

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2009年4月。
我告诉他，我将去台湾。我要去寻访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的踪迹，为他们扫墓。季对我说，梅校长当年在清华的口头禅：“大概”、“如果”、“也许是”。他重复地讲，神态茫然。突然间他提出：“还有傅斯年”。他的这位山东老乡，是以风骨耿直和保护青年闻名的。
季羡林最后的最深厚的感情联系依然放不下校园，清华和北大。
有的东西，看似柔弱，却连广宇透光阴，是为民族的文化血脉。
昔季羡林米寿，父亲曾为我书写贺幅为：“温不增华  寒不改枼”。
先生一走两年了。请受曼菱一柱心香吧。

2011年8月2日
定稿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