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众多“桂冠”由来：校方应上面要求而推荐

张曼菱：季羡林——追念与思考（上）
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岁月和人格构成。
人走了，历史的本质会渐显露出，世态炎凉左右不了。
季羡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记》

2007年7月，秋凉初透。我到301医院病房探望季羡林。
他毫无龙钟之态，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编撰的《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他讲了几句，说“这事很有意义”，静默片刻，我俩有一段对话：

季：“你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没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千头万绪，怎么写？”
季：“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
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像《浮生六记》那样写，就是洗净铅华，我行我素；回到人本，回到来处；赤子之心，平民襟怀。
翌年夏天，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展开是一宣纸，季羡林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是他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辞。

中国开放改革三十来年，风风雨雨，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莞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然牵念之情油然。

他让杨锐取纸，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
写的是“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今思《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象，一举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
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的思路。

王老还告诉我，“北大从来没有给季羡林派过秘书”。因北大不会给一个退休的副校长派秘书。当年马寅初退休后也没有秘书。

那次去301医院，因我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小侄陪同前往。我与他谈过：看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可以解释的。将季奉为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当局“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季羡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小侄认同此见。他说，季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维稳”。
我想，季羡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后谤议

在季过世后，有两方面的评论令我关注。
一是来自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指责。
余英时最不满意的原因是季羡林被大陆称为“大师”一说。

关于“季羡林是不是大师”，在大陆的知识界从来都不是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只是大众与媒体吸引眼球的勾当，不足为知识界认真说道。
当代中国，“大师”满天飞舞，定义早已混淆。
余先生有一段关于“大师”的评议与慨叹：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此值得思考。

大陆现在有没有如余英时说的那样风范的大师呢？
学界文界，体制已改，时有“遗风”犹存。而遗风能够演衍多久？要看今后的体制是否有利于其养成。

但余英时的更多指责内容，则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是连同任继愈先生一起抨击的。此不敢苟同。
余说说任继愈：“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

说季羡林：“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

余所说：“没有骨头”；“后来没写什么东西”；“歌功颂德”“民族主义”等等评论，是不公正的；是与季羡林、任继愈的人品业绩之事实相违的。

余英时先生自己还是没有脱出那种以“国共”划线的偏见。他在访问大陆时拜访任继愈，在国外是曾将任先生接到家中住，这是学者的方式。为何在别人逝世之后，又出来这么“政治”的方式了呢？这不是“二重人格”吗？

有一位史学界的北大学友定居美国，他曾对我说：“那些海外的学者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国内学者？”这令我感动。

彼此的生存资源已经完全不同。国内学者所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而国内学者所承负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动着中国大地的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则更是为海外人所难以取代的。

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并不都如余英时这样，持一种“站在干岸上”的态度，来对待国内知识分子。

前些年李政道博士回来，在北戴河受到国家最高领导江泽民的接见。李博士当面进言，希望最高层更加重视国内科学家，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近读刘再复先生写的《师友纪事》，他并不因易其地而变其情怀，而深情历数国内学界前辈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虽飘泊流离，心系母土。

此种立场与态度，涉及到人格修养，对历史的理解与负责感，和对同类的敬重心。

说到国内昔日“运动”，我以为“反思”与“追究”是两回事。

这些年我在做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一事，也时常有人对我讲，某位老先生在某次“运动”中如何，总之是不允许人犯过失，连天真的过失也不允许。

当我面对这些耄耋之年犹未敢忘忧国的老人，见他们忆起少年壮志时的兴奋与惆怅，对眼前国情的焦虑，不由自问：他们还有何罪？

我刚入北大时，曾邂逅一位忠厚的清史专家许大龄。闲谈中，我提起在云南时曾遭受迫害事。第二天他满面愧色地对我陪罪，说他“原来是‘梁效’”。仿佛是他要对中国大地的这些苦难负责。我劝慰无效。许先生一直生活在沉痛中，终于早逝。

中国文界，罪莫大焉，莫过于当年“文化领袖”周扬了。可是他晚年的悲伤与自责，令人悲悯。

鲁迅说，千年“吃人”，罪在礼教。而这数十年的“整人”，罪之根源又在何处呢？
古人有洞察之言： “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今年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托翁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损害人的与被损害者，都可以得到灵魂的“复活”。这是其他只是揭露罪恶的作家不可及的高度。

难道我们经历漫长黑夜的中国知识界就不允许自己的同仁“复活”吗？

如果没有一点托尔斯泰精神，恐怕很难打理我们这片受到重创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山河。我们成天说“普世价值”，就是要爱人类，为什么连自己苦难的同仁也不爱呢？

近来我常思：经历改革开放后多年的努力、启蒙，那些开创局面的，殚精竭虑的前辈们一个个地走了，而中国国情屡屡进而复退，文化垃圾弥漫。令我们这代人在“将退”之际有一种挫败感。

季逝世后，我在京城听到一些小圈子里的评说。

大众认识的只是媒体上的季羡林。本以为小圈子里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羡林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很关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往往充满太多的相妒与相轻之情，少怜悯心。

一种说道，是拿季羡林与钱钟书先生相比较。

我读“大一”的时候，曾经写信给钱先生，谈《管锥篇》。此书一出，我们都在“热读”。正当人们指责我“冒昧”时，却意外地收到了钱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你已大悟大彻”，并邀请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谈谈。

钱先生的学问名气太大了，令我不敢草率。面对他的过奖，我得拿出一篇有关《管锥篇》的文章来，才敢上门。这样与钱先生失之交臂。

越到后来，越知道他那封给我的信之珍贵。我浪费了先生给我的这个机会，和为我打开的这扇门。后来闻钱先生走的消息，我曾遥向上香。

季羡林与钱钟书在人生与人格的形成上面，有极大的不同和反差。季的起点、家学、家境、以及成才过程，皆不能与钱先生相提并论。一个是贫寒人家，孤儿寄养，另一个是名门望族，世家才子。

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能与钱先生的优越家境与才华相比拟。
这个起点和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也决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从学问到生活，季羡林由于先天的单薄，容易被人利用驱使；远不如钱钟书的成熟，理智，谋略、善于成就与保全自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