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7日 星期四

孙中山对中国宪政的破坏(上)


   【摘要】自清末新政到民初,孙中山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所谓的革命,虽然提出许多看似进步的思想,但真正有价值的却并不多。为了夺权,孙中山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既破坏清末新政,又摧毁民初宪政的政治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是中国宪政失败的最大黑手。


  一、中国宪政的启蒙: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

  1898年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开始实施变法。在光绪的支持下,康有为执着于一些无关变法大局和不切实际的改革(如剪辫、易服等)○1,既没有用民主的方式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因急于求成裁撤大批官员,无故制造了大量对变法有阻力的政敌,虽然颁布了许多措施,但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开展实施,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慈禧太后是戊戌变法的最大阻力,决定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抓捕慈禧。当时袁世凯只有几千兵马,对抗慈禧的几万御林军没有信心,袁世凯在分析情势后认为抓捕慈禧的时机并不成熟同时看到光绪并无实权,认为康有为主张的变法不成气候,因此靠在了慈禧的一边。慈禧仍然眷顾国家统治权,利用这次机会对光绪进行软禁,戊戌变法因康有为的冒失而失败。通常我们认为是慈禧破坏了变法,是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帝,但在下结论必须看到当时袁世凯和慈禧的兵力对比,袁世凯表面支持变法,实际上审时度势,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并不能因此把变法的失败归罪于袁世凯;慈禧并非反对变法,变革过程中,光绪帝会把改革中的措施报告给慈禧,经过慈禧同意方能实施,可以说戊戌变法是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的,而康有为一心认为皇帝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认为慈禧是变法的最大阻力,除去慈禧才能保证变法成功,这是错误的。如果康有为有政治领袖的才能,能认真分析当时的政治情况,团结慈禧,逐步推行改革,也不会出现“戊戌六君子”的牺牲。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重掌国家大权,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时而支持时而镇压”的暧昧态度,利用义和团的极端排外情绪对抗西方列强,甚至对十一国宣战,引起八国联军侵华。这时,不仅是当时受到先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渴望中国强大,连慈禧等上层统治者也明白了改革的必要性。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出学习西方变法的上谕,宣布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仿行宪法。

  一般认为,清政府的清末新政改革是流于形式的假的改革,并没有想要真的实行立宪交出权力,其目的是迷惑民众,稳定专制统治。但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清末新政确实取得了许多的成绩。清末新政改革有五大成就:一、教育制度改革(如废除科举制,推动各地创办新式教育);二、政治体制改革(如推行地方自治,逐步在地方实行三权分立);三、官制改革(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内阁制取代传统的六部制);四、进行宪政教育(如派大臣出洋考察,积累经验并宣传宪政知识);五、法律和司法改革(效仿西方法律,推行大陆法系)。如果没有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国的宪政之路会慢慢走下去,然而,慈禧去世前,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错误地选择了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摄政王载沣等没有政治经验的满洲贵族掌权,排挤最大的实力派袁世凯,对新政改革采取错误的措施,如镇压市民和平请愿、组织了损伤立宪派感情的“皇族内阁”等,人心受欺,导致了政权颠覆。○2

  二、革命派的极端激进思想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以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份,组织了十多次起义,但都因准备不足,实力悬殊而失败。我们过去几乎将孙中山神化,赞扬孙中山坚持不懈战斗到底的革命精神,但是当我们客观理性分析孙中山的思想和行为,或许会发现,真实的孙中山并非如政治宣传得那样伟大。清末新政并非是一时兴起,它是有背景和实际成绩的,是踏踏实实向着宪政之路迈进的,至少在慈禧去世之前是这样的。

  在慈禧领导新政改革的这段时期内,孙中山在南方发动多次规模不大的起义,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所谓“三民主义”,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而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满族人是异族,是外国人,清政府的统治是外国人对汉族的统治。在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各省在立宪派的努力下纷纷宣布独立,各地的报纸和宣传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

  “今日是我汉人脱离地狱更生之秋,满奴恶孽贯盈之日矣。”“愿我族协力同心,复黄帝衣冠之旧,执戈起义,启中华礼教之源。”“拯同胞于水火,复大汉之河山。”○3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清末那些推翻大清帝国为职志的革命派,指导思想颇为庞杂,最为统一和突出的则是推翻异族统治,重建汉族政权。同盟会把“驱除鞑虏”作为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这个意思。○4所谓的“民生主义”,更像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反动的《天朝田亩制度》。○5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孙中山组织十次革命为什么每次都失败?唯一一次孙中山亲临战场的起义即镇南关起义,算是小小胜利了,但还是被打退。这与他见识短浅,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以及革命时机估计不足有关。

  八国联军侵华时,孙中山想到的不是去痛恨侵略者,反而沾沾自喜于革命的时机到了,趁着慈禧出逃,趁机组织起义。试想,当时的形势是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孙中山却忽视这样的矛盾,枪口不对外反而对内,而当时的孙中山又有多少实力?说是组织起义,实际上最执着的事情是忙于到世界各地筹款,认为有钱就可以起义,依靠的着会党这样的没有军人素质的乌合之众,能有多少实力和胜算呢?假如是有政治头脑的革命领袖,就会在一切准备就绪,充分考虑革命形势和各方利弊之后再作出决策,也不必要牺牲太多的同志。这与康有为错误判断改革形势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鲁莽行为如出一辙。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的思想取自当时实行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的美法,比清政府进行的君主立宪改革更能体现“民主”思想。如果政治思想和主张能够利民利国,出现政治分歧时,在不到万不得已的状况下,改革永远比革命的损失要小,成本要低。当时清政府已经下决心要改革,整个社会都倾向于“立宪”,如果孙中山不忙于发动战争,不破坏新政,能够顺应潮流,支持改革,中国的宪政之路将有另一片气象,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恐惧改革的成功,不惜采用暗杀等手段破坏改革,如吴樾刺杀出洋考察五大臣。

  一场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成功,不是在于牺牲了多少人,有多少感人的事迹,而是在于革命领袖是否考虑实际使得各方的损失降到最低。现在看来,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对于革命党的主要作用,就是创建了蛊惑人心的革命思想,以及不断筹款,不断失败,甚至拿“屡败屡战”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当时愿意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一般都是思想极端的激进分子,很多革命者并不能理解什么是革命,更不能理解革命之后的国家何去何从,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反清复明”。若不是武昌起义后推翻了专制皇帝,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框架的现代政治制度,这些革命派的所作所为与历代农民起义恐怕是大同小异,因为除了孙中山等高层领袖,底层的革命队伍并没有革命素质,这就意味着革命取得胜利将要付出巨大甚至惨痛的代价,而且即便革命胜利后,若革命党人掌权,低素质的士兵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将是不小的隐患。

  三、对孙中山的批判

  任何改革都需要稳定的环境和充足的时间,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清末新政就是逐步实施的,逐渐在各地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实现地方自治。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清政府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却不断发动起义,甚至企图使用暗杀和暴力行动破坏新政进程,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称新政改革是假改革,不会实现民主政治,这恐怕就是革命党人的政治宣传,为自己的暴力革命创造舆论。

  评价一项改革,我们不必去管统治者的目的是怎样的,只需要看实实在在的是否有真正的成果,历史上任何一项改革,都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阶层利益而颁布的,不仅是清政府,即便是后来的革命派,民国的北洋派,国民党,现在的执政党,又何尝不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统治而实行各种措施治理国家。我们要去关注的不是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动机,而要去看改革所说的各项措施是否落实到实处,改革是否朝着有利于人民或有利于民主自由的方向,而任何的改革都是一步步进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在改革伊始,会遇到许多的传统势力的阻碍,但慢慢克服总会有希望存在,况且在清末的那样的环境中,中国已经经历了各种内忧外患,包括统治层在内的各界人士都呼吁改革,改革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趋势倾向于立宪。

  孙中山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然而他还是要采取对社会秩序破坏最大的暴力革命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在革命派眼里,只有自己的革命是值得信赖的,其他人的改革都是居心叵测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孙中山与袁世凯和北洋派的夺权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也就是袁伟时先生所说的“革命多疑症”○6。

  其实,并非说孙中山发动起义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起义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清政府加快新政改革,在清政府看来,只有加快改革,笼络人心,才能将革命势力消灭于无形之中。我们批评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实际上也是批判孙中山没有革命领袖应有的见识、政治家的胸怀和政治能力,清政府的改革是众人有目共睹的,既然已经看到了希望所在,又何必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挣扎,这时候顺着改革的潮流提出温和的措施,逐步推动宪政,又何尝不好?一定要采取暴力的手段推翻“外国人”的统治才甘心,这是孙中山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作祟。要知道,革命比起改革,会消耗更多的人力财力,破坏社会秩序,重新建构政治体制意味着将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假如没有一群有着真才实学和充分的政治能力的领袖,是很难重新建立秩序的。

  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不得不令人怀疑他的动机是否是“天下为公”式的爱国。当然,这并非是以阴谋论的观点去评价孙中山的行动,反驳者尽可以说孙中山的思想倾向于民主共和而非君主立宪,但是,一位理智的爱国者,所爱的是本国的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或是君主立宪或是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应当考虑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考虑整个社会人民的期待值,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某一个革命领袖手中,这是现代政治家应当考虑的。孙中山如果明智的话,在慈禧为首的新政改革期间,完全可以通过温和的方式结交朝廷中开明的官员,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要结合实际,其实皇帝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整个走向,英国便是一个积极的例证。只要这个国家可以向着有利于人民幸福的方向发展,又何必计较是何种形式呢。但是孙中山无论如何没有这样的开明的主张和行动,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扎根在他的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明的一知半解导致了孙中山思想的极端和畸形。

  四、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清政府的灭亡

  关于武昌起义胜利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革命党计划周详。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与四川保路运动有着莫大的联系,如果严格来说,辛亥革命并非开始于武昌起义,而是四川保路运动。

  1910年-1911年,各省咨议局和咨议局联合会领导的四次请开过会运动,把请愿活动推向高潮,然而清政府采取的对策是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下令解散请愿团体,驱赶请愿学生,并打着官制改革的旗号推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实际是满人专制的一种手段,年轻的摄政王舍不得放权,这就伤害了全国立宪派的感情,正常的话语渠道被阻碍,引起立宪派对清政府的绝望。而随后请政府下令回收路权,更是激起群众的不满。

  当时已经有法律保障民有经济的发展。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经济由官办发展到官督民办,但是没有完成由官督民办到民营的转型,因而失败了。西方各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保护私有经济,保护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只有保障经济自由,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政府的财政不足以支撑企业的正常运行,只有靠民间办厂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当时的四川铁路已经由民间经营,群众都有股份,政府回收路权意味着与民争利,民众当然不情愿。当然,回收路权也是由于铁路公司内部的混乱和腐败,清政府派盛宣怀接手,盛宣怀本想整顿企业内部的混乱,却没有考虑到企业家和群众的利益,引起不满。的确如此,当时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没有放手民间办厂,使得经济活力不够,靠着清政府微薄的财政无法长久支撑那么多的企业,现今将民间企业收为国有,破坏经济自由的原则,属于历史的倒退。这还不是最引起暴力革命的原因,最终直接导致清政府政权颠覆的,其实是统治阶层对市民和平请愿运动采取的不正当手段。当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对时局欺瞒,使得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清统治者发出错误指示,对市民和平请愿进行暴力镇压,有镇压就会有反抗,和平请愿运动被破坏,暴力随之而来,保路运动枪声打响。保路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于武昌起义的情况,张鸣先生在《辛亥摇晃的中国》已经有过详细的叙述○7,在此不多赘述。总之,十月的武昌起义并非是准备周详。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各地立宪派在对清政府失望之后同情革命,起义枪声打响,便纷纷响应。

  清末十年新政后期,各地咨议局纷纷建立,咨议局里的议员大多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宪政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四次大规模请开过会运动失败,加之皇族内阁的收权行为,大大伤害了这些立宪派的感情。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各地立宪派对清政府不再抱有希望,纷纷进行了宣布本省独立的努力。辛亥革命会变成一场相较而言温和的革命,各地发生的混乱和震荡比较少,这大都是立宪派们的功劳○8。仅仅靠革命派,革命绝不会成功,至少社会秩序会动荡难安,看看革命党控制的那些地区的社会治安就知道了,会党基本都是流民,革命成功,骄奢淫逸,不懂共和,破坏秩序,他们不是在闹革命,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会党、哥老会、洪帮,这样的组织,只要有钱,就可以卖命,对于他们而言,推翻清政府是为了“反清复明”,而不是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革命,他们没有接受过新思想,开枪是为了义气和金钱,而不是事业。

  当然,仅仅就武昌起义而言,是新军的功劳,严格来讲,与同盟会的关系都少之又少,与孙中山更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武昌起义之前,武昌方面的革命派曾派人与孙中山方面联系,孙中山认为在武昌起义不会成功,根本没放在心上,只是在看到武昌起义要成功的时候,黄兴等一干人马为了分些革命果实,才主动跟武昌方面联络。后来国民党又污蔑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实在是滑稽○9。

  就这样,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立宪派们纷纷响应,同盟会趁机捞取革命果实,大局已定。清政府真正的倒台,那还是袁世凯的两手努力,最终逼宫,使得两千多年的帝制覆灭。可以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两千年的宗法专制制度○10被推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框架被确立,国民享有的自由权空前提高,这是革命派、立宪派、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三派共同努力得来的。若细分,笔者认为立宪派首当其冲,北洋派虽然是当时实力最盛的一派,但军人毕竟对现代政治的判断不如认真研究政治的立宪派准确。

  武夫可打天下,但治国还要靠文人,这一推论且不有历代的经验为证,单单是孙中山就可以成为教材,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可谓沿袭了中国传统专制的思想,他毕生的努力几乎体现在革命上了,而所谓的革命,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暴力战争,说到底,做了近乎一生的无用功。孙中山可以被称为空想家,而不能是合格的思想家,可以被当做武夫,而不是优秀的革命家。(未完待续)

  李军海,共识网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