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中国宪政的破坏（下）

　　五、专制思想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孙中山正在国外筹款，合计着下次起义的地点，但一听说武昌起义成功，便迅速回国，要主持革命大业。孙中山虽然为人清廉不贪污，但是却贪恋权力。早期成立的几个革命团体，只要有孙中山参与，领袖的位置就要是孙中山的，倘若自己没有被选为领袖，就要进行攻击和谩骂；孙中山本是医生出身，“医生”一词用英语拼为“doctor”，翻译成汉语则既有“医生”的意思，也有“博士”的意思。不知情者翻译为“博士”，孙中山从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但他自己也不改正，让人们还真以为他是博士出身的革命领袖，后来派到苏联进行考察的队伍，就是打着“孙逸仙博士考察团”的旗号。

　　孙中山的领袖欲、控制欲表现最明显的，还体现在两份文件中：其一为《中华革命党章程》，中华革命党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小派别，孙中山组建，孙中山声称革命之所以受挫，是因为参与革命的人不听从领袖指挥，因而改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发誓效忠孙中山一人，这是赤裸裸的专制，引起国民党内大部分人的反对和不满；其二为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国民党章程》，在章程中提出总理有最终决定权，实际上就是说总理可以控制全党的决议，一党之中，总理专制。如果说之前的孙中山思想并不成熟，那么这两份文件，足可以使孙中山爱权专制的思想暴露无遗。一个有政治能力的领袖，倘若真的追求“民族、民权、民生”，便不会在党内搞专制，也不会视革命成果不顾，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忙于夺权，而不是将革命党改组为有利于实现宪政、自由、民主的现代民主政党。

　　理论再好，没有实践，没有成果，甚至行动与理论背道而驰，那么无论怎样的努力，到最后依然为零。在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进行的反反复复的暴力夺权斗争，最终断送了中国宪政的进程。

　　六、中国宪政之路的转折与被摧毁：孙中山破坏宪政的行动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民国政府基本上沿用了晚清的法律，继续进行晚清未走完的宪政之路，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在政治制度建立之后，民主政党要做的应当是健全和完善这一制度，并监督执政者执政，但孙中山却走上了暴力夺权，破坏直至摧毁宪政的道理。孙中山破坏宪政、破坏自由、破坏民主、破坏革命后恢复的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主要表现两点：

　　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二、在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派掌权之后发动的三次战争中。

　　（一）组织制定和签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迫于革命形势，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但并不甘心。为了牵制袁世凯，孙中山在卸任的情况下仍组织国会仓促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孙中山在位时实施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实行内阁制，就可以牵制总统的权力。

　　制定一个新的宪法文件，虽然是临时的，也应该有全国各方面的人共同参与，但事实上没有各派力量广泛参与，特别当时最大的实力派北洋派没有参与。袁世凯已经当选总统，指定约法和宪法文件的工作应该是他的工作，即使不信任他也已经选了他，为什么又要故意避开他？这就不对了。革命党本身那种极端思维和政治幼稚都没有及时转变。它没有想到，现在是一个民主共和体制，活动方式要全面转变，转变为适应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政党，他们没有考虑这个，结果制定宪法不让袁世凯参与。另一方面，《临时约法》的内容也错了，原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一下子要转为内阁制，这是不合适的，不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么大的变化也没有跟当选总统袁世凯商量，是极端错误的，还想通过这种当时把权力夺回来，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很不光明磊落，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另外，作为宪法文件，《临时约法》有很大缺陷。○11而最滑稽最荒唐的事情是，《临时约法》从制定到签署的整个过程，是孙中山宣布辞职而袁世凯宣布就职之后，最终签署文件的，竟然是前临时总统孙中山。而《临时约法》中只规定了国会对总统的监督权，而没有规定总统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这就为国会议员的腐败提供了沃土。这样的荒唐事，怎么会发生在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党派身上？靠这样的党派治国，走到头来，不过是专制统治的翻版。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便是由孙中山引进，由蒋介石“发扬光大”的苏联的党国体制。

　　（二）对“宋教仁案”的暴力处理

　　当时比较活跃的政治家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内阁制是总统的克星，一旦实行内阁制，那么总统只是名义上的，真正的权力要归内阁。因此最痛恨宋教仁的当属于袁世凯。但宋教仁遇刺后，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袁世凯是幕后推手，孙中山盲目发动二次革命打倒袁世凯，便是不可取的，至少在名义上没有直接的道理。况且，当时上海地方司法系统已经介入案件，给犯罪嫌疑人赵秉钧发传票，虽然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案件可能会存在种种不足，毕竟当时的司法系统还在发展过程中，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还不至于因为一次案件而发动战争，当时的法治建设正在进行，悍然发动战争将是破坏司法、破坏法制的行为，无论在整个社会而言还是在国民党内部而言，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发动战争的。但是孙中山一意孤行，不能采纳合理意见，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和胸怀，更没有考虑到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自我膨胀，轻视敌人，发动战争无疑是飞蛾扑火，引得商人不满，称其为“暴民专制”。从对宋教仁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孙中山不堪重任，盲目自大，自我迷恋到膨胀的程度，对袁世凯不信任，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如果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为了给宋教仁报仇，那就错了，孙中山不采取司法程序而通过暴力手段，实质上就是为了同袁世凯争夺大权，袁世凯虽然是清朝的官员和武夫出身，但在清末改革中可以称为“顶梁柱”，而且政绩斐然，不是孙中山可以比的。孙中山不团结袁世凯，也不改组革命党为民主党，在革命胜利后还要宣传革命，与大权旁落不无关系。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会谈时夸下海口要修20万里的铁路，也不愧对外号“孙大炮”，轻易许下的承诺往往不可信。这个在其早年的革命岁月中也足可以体现。往往演讲和承诺最棒，成果却最令人叹息。

　　袁伟时曾指出，倘若宋教仁案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那么至少可以孤立袁世凯，使袁世凯不至于破坏民主共和。但笔者认为没有那么简单，世事无常，倘若宋教仁案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到最后，种种证据与袁世凯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袁世凯还会有损失么？其实一个政治家关心的归根到底还是国家政权如何，而国家政权如何保障，那要看统治者施加给民众的福利有多少，怎样让民众更幸福，这才是政治家的根本之道，其他的争权夺利，都是从生的。孙中山何必执着于争权，只要人民幸福，不就可以了？说到底还是孙中山那一伙人的专制思想以及领导欲在作祟，他们只信任自己，却忽视现实，酿成一次有一次错误，逐渐失去支持的力量，引来众怒。

　　（三）护法战争

　　护法战争可以总结为“不合法的战争”。孙中山等人闹革命，无非是认为自身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而对于这些革命党来说，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是正确的，无论对方做什么基本都是错误的，而且规则、法律都是给对方制定的，自己不用去遵守。这一点，二次革命中体现过，在护法战争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谓护法，无非是说段祺瑞解散第一届国会，是错误的。

　　事实上，第一届国会已经到期，段祺瑞解散国会的做法谈不上正确，但也不算什么错误，而且他并没有破坏共和。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期间国会确实被废除了，但是段祺瑞掌权后随即恢复国会，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没有被破坏。引起孙中山不高兴的，是段祺瑞解散了第一届国会，说是还没有到法定期限。这其实是各有各的说法，如果不算国会被废除那段时期，确实已经到期，但如果算上中断的时间，那么就已经到期。按理说，如果一届国会可以做出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事情来，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孙中山偏要在这件事上纠缠，在广东搞了非常国会，按法定原则来说，八百人国会才算合法，而孙中山凑齐二百人就组织了国会，这谈何守法？这在根本上就无道理可讲。纵然可以说是“非常”，但法律终究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既然制定了，那么就不可以作为特殊的个体去恶意破坏。可见孙中山本性难改，为了夺权，宁可犯法。

　　（四）破坏段祺瑞维护共和的努力○12

　　政治宣传工具都会攻击段祺瑞政府乃至整个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实际上都是政治手段，殊不知不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是努力使国家朝着独立自主的方向努力的，反而是孙中山一派，为了争权，在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宁愿将东北、蒙古的统治权交给日本，换取日本支持，后来更是收受德国贿赂不支持中国参加一战等，更可恶的是孙中山为了反对段祺瑞，破坏段祺瑞维护共和的努力。这正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对手的观点就一概反对，不谈正义更不用讲理。恐怕在孙中山看来，这样的革命才算彻底。

　　（五）党国体制的引进

　　要说孙中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除了夺权的因素外还有维护辛亥革命成果，那就错了。

　　辛亥革命后主要的成果有两个：其一，推翻了两千年的宗法专制制度，建立起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制度；其二，人民空前自由。辛亥革命胜利后，相比晚清时期而言，人民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办报自由空前提高。有学者指出民国初期是20世纪自由度最高的时期。而实际上笔者通过翻阅部分材料后认为，民初的人民自由度可以说是空前的，即便是当今社会恐怕也没有那样的自由，首先一条言论自由就不如民初，北洋派统治时期是自由度最高的时期，给地报社纷纷成立，各个团体派别建立，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就报社而言，还没有出现北洋派破坏报社的行为，相反，对报社的打砸一般都是国民党的行为。

　　很多著作中讲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仍具有革命精神，另立政府对抗袁世凯及北洋派领导的中央政府，其目的是“护法”“护国”，口号很具有煽动性，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卖国政府”等等，实质上是以阴谋论的观点去看待政敌的一切行动，制造舆论，发动暴力战争，以便于夺取政权。而实际上，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孙中山以及国民党内部有很大程度上的专制思想，尤其是孙中山、黄兴等一些高层领袖○13，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的专制思想中转化过来，这样就会对整个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发展带来非常危险的隐患。

　　在苏联的支持下，孙中山开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引进了苏联的“党国体制”，客观上讲，党国体制可能会在形式上实现短期内的团结，但是从长远来讲，这种体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社会的发展趋势从来是前进的，朝着人民民主自由的方向前进，而“党国体制”，一国之中，一党独大，一党之中，一人独尊，这是明显的专制体制。

　　北伐成功后，党国体制完全取代了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三权分立制，中国宪政毁于一旦。

　　七、总结

　　在清末新政期间，为了实现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不惜花费大量代价破坏新政改革，虽然规模不大，但鼓舞了“造反精神”，潜移默化中给激进主义分子植入一种轻易使用暴力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思想；武昌起义虽然迎合了历史的潮流，但实际上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没有太大关系，起义之所以会成功，归根到底是清政府摄政王载沣等人的“诛心政策○14”毁灭了自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但内心不甘，接二连三的夺权战争，不仅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当局对民主共和的保护和维护共和的努力，污蔑政敌，最主要的是引进了维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党国体制”，完全破坏中国宪政进程。

　　孙中山一生只爱革命，虽然提出“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所谓的“革命三阶段论”，可借鉴的实用的内容不多，在当今的台湾，孙中山只是被雕塑过的一种象征，与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相去甚远，所谓的“国父”，也只是国民党的一种统治手段，因为孙中山闹革命最早，以孙中山为“国父”可对外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与正统。

　　正如笔者所论述，孙中山等革命派才是破坏中国宪政的主要黑手。

　　【附注】

　　1.改革应注重解决对时局有切实影响的问题，而不是在改革之初急于改变国民的私生活问题，辫子和服装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改革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2.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

　　3.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五册，第136-153页

　　4.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90页

　　5.孙中山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评价很高，认为洪秀全是革命的先驱，甚至专门找人重新编写太平天国的历史，宣扬洪秀全的正义性，为自己的革命战争制造舆论。参阅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65页

　　6.参阅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06-218页

　　7.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8.辛亥革命中流血牺牲也有，江浙、杭州、福州都发生过战斗，南京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但总体上是和平移交政权。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谘议局领导人等。参阅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08-210页

　　9.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是国会选举产生的，是合法的，并不能说是窃取，而且袁世凯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逼清帝逊位，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曾努力实行民主共和，但孙中山的暴力斗争使得袁世凯不得不反击自卫，说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

　　10.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289-290页

　　11.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57页

　　12.参阅：袁伟时：《昨天的中国》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97页

　　13.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位，通过选举选出袁世凯就任第二届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在定都问题上，孙中山、黄兴等主张定都南京，牵制袁世凯，但国会投票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认为应定都北京，黄兴大发雷霆，恐吓国会，左右投票结果。由此足以证明，黄兴虽然是革命领袖，但其思想中的专制色彩依然严重。当然这并不能说黄兴的个人品质有问题，只是没有深刻理解现代民主制度。

　　14.诛心政策，如成立皇族内阁伤害立宪派感情；回收路权，与民夺利；赵尔丰暴力镇压市民和平请愿，引起反抗。

　　李军海，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