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许世友派”联盟是怎样被分化瓦解的？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3）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刊载于The China Journal, No.68, July 2012.


12月下旬的突破

北京谈判最终在12月下旬获得突破。12月13日，军队学习班恢复“学习”。此后两派代表依然争执不休。那些被军区领导打成“反革命”的人散发材料揭发批判许世友的种种“罪行”，而许世友的支持者们则对杜方平和南空领导人展开新的进攻。在激烈的争吵持续了几周之后，毛泽东最终做出了他的决定。他的“最新指示”于12月下旬在军队学习班内进行了传达：“许世友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误，可以让他作检查。”（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

事后看来，毛泽东的决定很有可能源于常州局势的急遽恶化。地处苏南的常州市在7月份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暴力冲突。8月间，当江苏“倒许”运动达到高潮时，当地各驻军单位也卷入了地方上的派性武斗。拥护许世友的二十七军所部支持“工农学”，而南京空军和江苏省军区所部则支持“大联筹”。南京两派签署“九四停火协议”后，常州两派却于9月11日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周恩来指示“中央赴江苏调查组”赶赴当地制止武斗。然而直到10天之后，当地两派才勉强达成一项初步停火协议。此时冲突已造成78人死亡，沪宁铁路中断11天（《常州市志》，第三册，第110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北京谈判久拖不决，导致常州派性冲突死灰复燃。12月下旬发生的数十起武斗事件再次阻断铁路交通。中央紧急增派二十七军所属部队赶赴常州，但是两派在当地驻军单位的支持下继续交战。在1968年1月的头几天，一伙“大联筹”成员公然与担任护路任务的二十七军部队交火，造成14人死亡，其中包括解放军战士。沪宁铁路常州段的运输因此中断2天（《常州市志》，第三册，第1107页）。

常州是连接上海和全国各地铁路交通的咽喉要地，而且中央高层显然担心当地重新爆发的大规模武斗向其他城市蔓延。12月28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系统和南京大学的造反派代表。他严厉批评了常州的两派群众组织，表示将向当地派出更多部队，并申明对军方的抵抗行动将不会继续得到宽容（《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1967年12月2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他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二十七军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文化大革命要立新功。”他当即命令江苏省军区和南京空军的部队于12月30日全部撤出，当地“支左”和军管任务由二十七军统一担任（王晏《板荡识诚臣》，第108页）。他还命令六十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恢复秩序，特别是确保连接上海和华北铁路干线的长江火车轮渡畅通。最后，周恩来宣布六十军将派出“军训团”进驻南京大学（《周恩来接见铁路运输系统造反派和军管会代表以及南京大学两派代表的讲话》）。

12月28日接见表明，毛泽东最终决定依靠许世友的军队重建秩序。下一步工作就是落实毛泽东关于许世友的指示，让南京军区提交一份“自我批评”报告。杜平和他的秘书班子起草了一个报告底稿，承认军管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内容包括在3月份错误地镇压了一些群众组织，和对反对许世友的军内造反派进行打击报复（赵玉祥《柳营梦》；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许世友看到稿子后认为对军方的批评太过分了，拒绝将其读完。南京军区政委张春桥也否决了这个初稿，认为它对军方的错误上纲不够高。但对周恩来而言，这个稿子已经足够好了。在他授意下，这个稿子稍加修改后于1月6日上报中央（赵玉祥《柳营梦》；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02-103页）。1月26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一份批语，正式批准了南京军区的这份报告。中央的批语提到：南京军区领导人始终得到中央的信任，也始终忠于毛主席；尽管他们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已经或正在得到改正（《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1968年1月26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表明中央现在已经对有关许世友的争论作出裁决：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然而这些错误还没有严重到要将他撤职查办。


分化瓦解“反许派”联盟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遏制“反许派”。这个工作从军队内部开始。周恩来于1月4日打电话给“屁派”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杜方平的攻击，因为这是军队内部的事情（《南京风云》，《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4日，第二版；陈克兴、罗世果《在阳光的照耀下》）。同一天，他又打电话给杜平，要求他尽快解决杜方平在8月份暴力事件中的责任问题，暗示中央为了解决南京两派的争端准备牺牲杜方平（《南京风云》，《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4日，第二版）。周恩来还召见“南京军区21人赴京控告团”成员，承诺将为他们平反，但前提是他们停止反对许世友的活动（赵玉祥《柳营梦》；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当时还有谣传，说周恩来考虑将反对许世友的南空领导人调到北京工作，从而使他们脱离许世友的势力范围（《坚决打倒杨、余、傅反党集团黑干将江腾蛟》，《星火燎原》，1968年6月14日，第四版；《坚决打倒江腾蛟》，《江苏红卫兵》，1968年6月27日，第二版）。这些谣言有助于削弱军内反对派对“好派”群众组织的支持（《打倒反革命分裂主义》，《江苏红卫兵》，1968年4月12日，第三版）。

其次，现在必须想办法打压“好派”势力。12月中旬，周恩来指示留在南京的“好派”头头们到北京参加谈判。此举意在消除当地“好派”对军管会的持续抵抗（葛忠龙访谈；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当“好派”主要头头们离开南京后，当地工厂和学校中的“好派”二线领导人纷纷表态愿意实行大联合（《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4页）。1月7日，周恩来就常州暴力冲突事件发出一个指令，敦促当地两派放下武器，揪出本派挑动武斗的“坏头头”，不准抵抗派去保护铁路的军队（《常州市志》，第三册，第1107页）。为了强化上述信息，上海三大报纸于1月10日发表联合社论，称常州武斗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将罪责归结于几位暗中支持“大联筹”挑战二十七军的地方党政干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汇报》，1968年1月10日，第一版；《热烈欢迎上海三报编辑部重要文章发表》，《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6日，第二版；《常州市志》，第三册，第1111页）。这无疑是向“好派”方面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对中央指示的任何抵制行动今后都将被认定为“反革命”行动。镇江市是去年8月支持“倒许”的江苏省军区的势力范围。1月17日，周恩来和康生接见镇江市代表团成员，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军区领导人，责令他们服从中央的决定、改正自己的错误（《中央首长接见驻江苏部队和镇江市代表团的讲话》，1968年1月17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上述事件表明中央已经坚定地站在许世友身后。“屁派”方面采取主动，“热烈欢迎”上海三报文章的发表，并将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指控扩大到其他卷入“反许”活动的军队和地方干部（《联合起来，揪出黑手！》，《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6日，第一版；《热烈欢迎上海三报编辑部重要文章发表》，《八二七战报》，同上，第二版；《把反革命组织“老人串联会”揪出来示众！》，《八二七战报》，同上，第三版；《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砸烂陈、包、张现行反革命集团》，《六一三战报》，1968年1月28日，第四版）。他们先后公布了两批名单，将数十位军地干部打成“黑手”（《江苏第一批黑手名单》，《江苏第二批黑手名单》，《南京八二七》，1968年1月30日，第四版）。“好派”头头们现在意识到，他们除了退却之外别无选择（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耿昌贤访谈）。于是他们也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谴责那些因常州事件受到指控的干部，称他们是“叛徒”、“外国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包厚昌政治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农奴戟》，1968年1月25日，第三版；《关于陈扬隐瞒叛变革命情况混入党内的调查报告》，《农奴戟》，同上，第三版；《关于大叛徒李士英的调查报告》，《农奴戟》，同上，第四版）。

为彻底终结“谁应该为江苏的暴力冲突负责”的争论，周恩来、康生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于1968年1月28日接见江苏军地代表团全体成员（不包括许世友）。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周恩来还说：“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8年1月2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上述谈话确定了许世友的地位。然而接见的高潮，却是周恩来和康生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两位干部是幕后挑动两派暴力武斗和阻碍“大联合”的“黑手”。“好派”方面受到指控的是杜方平——“反许派”的领军人物；“屁派”方面受到指控的是高啸平——文革爆发后始终站在“屁派”一边的地方高级党政干部。当杜方平听到自己被宣布为“黑手”后，几次站起来试图申辩，但是都遭到喝止。江青大声叫道：“你不要解释！”周恩来呵斥他：“你回去检讨吧！”康生阴阳怪气地说：“好派要看清杜方平的假面目，他在北京与林杰勾结，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军区，反对许世友同志，搞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两派不能大联合，同杜方平有关。”周恩来和康生指示代表团成员，回去后要团结起来批判这两个“黑手”。他们还被告知，除了杜方平和高啸平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无需为过去的暴力事件负责。代表团成员一致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同时也都暗暗地长舒了一口气（同上）。1月30日，中国农历新年，江苏代表团飞回南京。

向革命委员会迈进

在经历四个月的艰难谈判和激烈的派性争执后，中央高层最终促使南京两派达成妥协，并朝着下一个目标迈进——建立革命委员会和重建地方控制。表面上双方在北京谈判中打了个平手，然而许世友的反对者们得到的，仅仅是暂时豁免他们数月来暴力抵抗军管的责任。在许世友的权力得到巩固后，他们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许世友通过几个深思熟虑的步骤，逐渐地重建他的权威。

第一，当地驻军限制了两派群众组织跨行业、跨单位协同行动的能力。按照北京谈判达成的协议，一系列相互独立的行业性“大联合”组织——如“工人大联委”、“高校大联委”、“中学生大联委”、“机关干部大联委”和“农民大联委”等——于2月份成立（《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7页）。这有效地瓦解了两派此前的跨行业联盟。其次，军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学校、社区、机关和农村公社组织学习班，迫使所有派性活动积极分子返回他们的工作单位，阻断了跨单位的政治活动。有资料显示，截止3月份，仅南京一地就举办了13,000多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干部群众多达780,000人（《石城内外一片红》，《新南大》，1968年3月23，第二版）。在两大对立派性组织的发源地南京大学，共举办了501期学习班（《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校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新南大》，1968年3月13日，第三版）。

第二，杜方平及其在军队中的同盟者们于2月份被踢出江苏省军管会。而新增加的省军管会成员全部都是来自南京军区司令部、二十七军和六十军的许世友的忠实部下。下面各市、区、县的军管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改组（《南京消息》，《八二七战报》，1968年2月29日，第四版）。南京还成立了一个警备司令部，负责收缴群众组织武器、镇压派性武斗，其首长也是许世友的亲信（《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8页）。

第三，2月份南京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批判杜方平的群众大会。杜方平在这些大会上遭到揪斗和殴打（《南京消息》，《八二七战报》，1968年2月29日；袁刚《风雨八年》，第105-107页）。杜方平曾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暗地怂恿下，在1967年夏天支持“好派”与许世友对抗。而后他在北京的靠山因策动反军运动遭到清洗，使他深陷不利境地。现在他要为北京派性政争的潮汐变化付出代价。在批斗杜方平的同时，“屁派”方面还发起一轮宣传攻势，极力妖魔化那些与“好派”结盟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8页）。这更露骨地表明，与许世友对抗绝没有好下场。

在许世友尝试巩固其权威时，他对先前的一些政治对手采取了妥协姿态。中央“一?二八接见”后，许世友立即飞赴上海修复与张春桥和上海领导层的关系。他们曾在1967年夏天顺应北京的政治风向，支持许世友的反对派。许世友的外交努力有助于稳住这些潜在的敌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05页；邢文举《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下）》，《老照片》，第60辑，第6页）。在南京，许世友对此前反对他的造反派头头们采取了类似的妥协姿态。在一次会议上，当“好派”头头们打算就1967年夏天的种种“错误”做自我批评时，许世友打断他们，说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批判中央首长“一?二八”讲话中点名的两大“黑手”（《许世友吴大胜接见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负责人时的谈话》，1968年2月1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05页）。为了避免与南京空军领导人再生龃龉，许世友下令批斗杜方平的大会不得提及任何杜在南京空军中的盟友（袁刚《风雨八年》，第107页）。

关于省革委会委员人选的谈判在上述背景下启动。2月间，一个由军队干部、造反派头头和“革命干部”组成的新的江苏代表团被派往北京。南京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主任杜平再次被任命为代表团负责人。为确保谈判能顺利进行，这次选择的“群众代表”是若干比较听话的两派大头头和一批比较容易对付的基层单位头头。“好派”和“屁派”的一把手——文凤来和曾邦元——则被指定参加在南京军区招待所里举办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无法对北京谈判施加影响（袁刚《风雨八年》，第108页和第111-112页；葛忠龙访谈。葛忠龙是江苏代表团成员）。

在“屁派”方面的举荐下，南京军区从旧省委干部中选择了一批拟结合的“革命干部”。其中最重要的三位是张仲良、许家屯和彭冲。他们原来都是省委书记处成员，曾在1966年春夏受省委指派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后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造反运动中被第一批打倒。因为他们垮台得早，是各派群众组织无暇顾及、也无意拉拢的“死老虎”，所以没有卷入1967年的派性政治斗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经历反而使得他们在当地派性冲突接近尾声时，成为两派都更易于接受的“革命干部”人选。而他们也乐于对自己在1966年应对群众造反运动期间犯下的种种“错误”作出极为夸张的自我检讨，同时对他们以前的顶头上司——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作出连篇累牍的揭发批判（《关于支持张仲良同志站出来革命的声明》，《星火燎原》，1968年2月28日，第一版；《解放许家屯》，同上；《解放彭冲》，《星火燎原》，1968年3月9日，第三版）。

其实并没有多少事情需要代表们协商。中央已经明确表态，许世友将被任命为江苏省一把手。所以真正可以讨论的问题，仅限于哪一位原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可以被认定为“革命干部”并被授予重要职务。而且，那些在1967年投靠“好派”的干部早已被排除在提交中央的“拟结合”名单之外（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12页），所以“好派”代表们在谈判中能够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努力阻止他们认为对本派心存恶意的干部获得任命。当他们听说军方打算提名许家屯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时，他们立即抛出一批“调查材料”，指控许家屯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时形迹可疑，同时指控他在1966年挑动群众派性武斗。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便将许家屯挤出候选人名单。其后，“好派”代表采用类似的策略，阻止了对南京军区干部、许世友亲信梁辑卿的革委会副主任提名（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12-113页）。最终，在派性冲突中相对中立的彭冲获得双方一致认可，作为地方高级干部的唯一代表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第112-113页；鲁学智访谈，南京，2008年2月28日。鲁学智是“好派”工人组织头头，曾参加北京谈判）。

这样一些小插曲对代表团的工作并无大碍。3月18日，他们向中央递交了省革委会组成提案。新的权力机构拟包含165名成员，其中有10个名额留待以后陆续增补。名单中共有“群众代表”95人，另有军队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30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3月20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上述人事安排看似突显了“群众代表”的重要地位，然而他们在革委会中的“委员”身份主要是荣誉性的——未来的革委会不会定期召开全体会议，“常委”们开会的次数可能多一些，而真正的权力则掌握在“核心领导小组”（通常由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构成）手中。军队干部的数量在革委会委员中仅占18％，但是他们垄断了所有重要领导职位。许世友是革委会主任，四位副主任中除了彭冲之外也都是军队干部。革委会下设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安全保卫组，组长全都是军队干部、许世友的亲信。没有一位造反派头头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南京“好”、“屁”两派最著名的领导人——文凤来和曾邦元——双双入选39人常委会，但都不掌握实权。文凤来是政工组下属的教育革命组副组长，曾邦元是政工组下属的文化宣传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革命工人报》，1968年3月28日，第二版；耿昌贤访谈；葛忠龙访谈；曾邦元访谈）。

3月20日，北京高层批准了最后的名单。第二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许世友和江苏代表团全体成员，宣布了中央的批准决定（《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1968年3月21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随后，江苏代表团飞回南京参加3月23日在市中心鼓楼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发表了主题讲话（《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1页）。这是全国获得批准的第17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中央还需要为其余十二个省市的“大联合”谈判继续努力。《人民日报》社论宣称，江苏省革委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68年3月25日，第一版）。（未完待续）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网刊《昨天》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