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及部下用了一年多终于压下了反对派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4）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刊载于The China Journal, No.68, July 2012.


派性抵抗

革委会的建立并未终止江苏的派性冲突，而是通过政治高压将这些冲突限制在各机关、工厂和学校内部。许世友和他的部下们继续致力于镇压反对派。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借助激烈的派性斗争手段实现其目标。那些在1967年8月“倒许”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们，在军方的镇压行动中首当其冲。

造反派头头们普遍存在不满情绪。那些当选革委会委员的造反派头头知道他们的职位纯粹是荣誉性的。1968年5月，省革委会组织其成员赴上海学习先进经验，使得这种不满情绪变得更加强烈。返回南京后，两派头头们一致公开赞扬上海经验。与江苏的情况不同，上海的造反派头头们——其中最著名的是王洪文——显然都掌握实权（袁刚《风雨八年》，第115页。这些关于上海经验的印象与Elizabeth J. Perry和李逊的研究吻合，详见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pp.145-171）。原“好派”成员们的不满尤甚，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其所在单位“斗、批、改”运动的主要目标。当他们返回自己的单位后，常常不得不为生存而战。

当时的一个热点问题，是针对南京空军领导人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的大批判运动。3月底，北京宣布揪出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4月份，南京军区领导层不失时机地指控“江、王、高”是“杨、余、傅”的同谋——因为余立金曾任南京空军政委。中央随即宣布这三人停止工作，接受审查（《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4页）。原“好派”成员意识到如果听任事态如此发展，他们很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在单位正在蓬勃开展的“清队”运动的目标。于是他们发起绝地反击。

这样的斗争偶尔也会导致暴力冲突。在1968年4至7月间，南京至少发生了五起较大规模的冲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3-124页）。不过由于跨行业群众组织已经遭到瓦解，这些派性冲突都发生在各单位内部，而非像以前那样的街头混战。第一次冲突于4月23日发生在南京无线电学校——当地“好派”重镇之一。当省革委会宣布全面发动批判“江、王、高”的运动后，该校“好派”积极分子贴出大字报质疑这场运动。校内“屁派”成员试图阻止他们。双方随即拳脚相向，一位“屁派”成员被打伤。军方派出部队前往该校捉拿“肇事者”，附近其他单位的“好派”群众闻讯后纷纷赶来阻止。双方形成对峙，恶战一触即发。革委会不得不请革委会委员、“好派”头头耿昌贤进行斡旋，才避免事态恶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4页；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5月4日，一场类似的派性冲突在“好派”另一重镇、大型军工企业南京3503厂发生。军方派人前往现场干预。该厂“好派”则动员大批群众前往省革委会门前示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15页）。7月初，当地又爆发了几次类似冲突，一位“屁派”学生在其中一次冲突中死亡（《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20-122页）。

一种不太暴力的派性斗争表现方式，是“好派”头头们策动的一场短暂的“大批判”运动。一个“好派”工人组织于5月间散发材料，严厉谴责几位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地方党政干部，宣称他们是“走资派”和各种阴谋活动的“后台老板”。“屁派”方面立即予以反击，指责“好派”的所作所为是对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恶毒攻击（江苏省水利厅八二七支队“捉爬虫战联”《“110战联”还是放老实一点！》，传单，1968年5月22日；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工人接待站328部队《这样拼命的结果必定送命——一评新工总110战联“拼命”大字报》，传单，1968年5月；南京八二七工人革命串联会924部队《真假揪“王高”》，传单，1968年5月23日；袁刚《风雨八年》，第112页）。6月份，南京大学一个“好派”组织在文凤来、张建山的鼓动下贴出大字报，指责针对南空领导人的批判运动偏离了阶级斗争大方向，是企图借助批判“江、王、高”搞垮一派群众组织（《从江、陈开刀，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新南大》，1968年6月22日，第三版）。 “屁派”方面谴责这张大字报企图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恶毒攻击许世友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魏东平《“仍从容”为谁招魂》，《江苏红卫兵》，1968年6月13日，第二版；《必须从“王高”开刀》，《新南大》，1968年6月22日，第三版）。上述激烈辩论还延伸至革委会内部。在一次省市革委会联席会议上，文凤来借汇报情况之机，重述了“好派”方面关于革委会“复辟资本主义”和“压制造反派”的批评。忠于许世友的军方委员们随即作出强烈回应。双方的激烈辩论持续了三天（袁刚《风雨八年》，第112-113页）。这样的“文斗”直到夏天都没有平息，因为“好派”始终认为革委会不过是镇压他们的一个工具（《“以我为中心”论的要害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新南大》，1968年8月8日，第三版）。

这种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基层派性冲突令军方领导人十分恼火。但他们当时所能做的，不过是举办更多的学习班。许世友在8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尽管办了1,500,000多期学习班，“但革命大联合不巩固，革命三结合搞不起来，生产搞得也不好，革委会有丢权垮台的危险”（《许世友在江苏省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新南大》，1968年8月8日，第一版）。他的一个部下则抱怨：由于派性没有消除，省市革委会的一些指示传下去后就变样了，或者被单位头头们的派性顶住了（袁刚《风雨八年》，第113页）。由此可见，尽管街头混战停止了，然而革委会在基层的权威依然十分脆弱。


强化控制

7月3日和24日，中央高层发布了两个措辞强硬的《布告》，授权广西和陕西驻军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制止当地的派性武斗。与此同时，毛泽东在7月底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也发出类似的警告。许世友抓住这个机会，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对付反对派。7月底，省市革委会在南京的委员们被全部拉到郊区举办学习班。许世友于8月9日莅临学习班发表谈话，声色俱厉地批评南京“好派”头头文凤来、张建山、朱开地和鲁学智，说与他们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并提出把他们送回原单位接受群众批判（《许世友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上的讲话》，1968年8月9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朱开地是南京“好派”著名工人组织“新工总”头头）。第二天，南京大学一个“好派”组织为了表示与“好派”领导人彻底决裂，贴出大字报指控文凤来和张建山是“坏头头”（《南京大学红四联“乘胜前进”战联关于批斗坏头头文凤来、张建山严正声明》，《江苏红卫兵》，1968年8月15日，第二版）。

8月13日，军方召集省市革委会全体成员和各大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议题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粉碎反对省市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一位军方领导人在会上宣称，革委会内部存在着“两个司令部”，文凤来和朱开地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头，他们卷入了反对合法政权的秘密阴谋活动。两天后，南京市革委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判“好派”反对革委会的罪行，朱开地和鲁学智成为主要目标（《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26-127页）。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针对每一位“好派”头头的公开谴责。有人提出要彻底调查他们的“罪行”，并分别召集大会对他们进行批斗（《江苏红卫兵》，1968年8月15日，第一至第四版；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27页）。

在北京下令向学校和工厂派驻“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南京当局立即加以贯彻执行，并借此发起进一步打击反对派的运动。9月份，新成立的红代会、工代会和农代会正式兼并了所有群众组织，并查封了他们主办的各种出版物（《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27-131页）。当局镇压反对派的努力还得益于大批大中学校停摆。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南京许多高校的学生纷纷毕业离开南京，而许多中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初中生——则被下放农村（《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30页）。因毕业分配离开南京的“好派”头头包括张建山（被分配到东北山区的一个林业队）、葛忠龙（苏北一个军垦农场）和耿昌贤（皖西一个军垦农场）。（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其他学生和学校教职员工则被送到厂矿企业和农村参加劳动锻炼，直到1970年前后才陆续返回学校。

许世友还逐步加强其对军队的控制。4月份反对南空领导人的这场斗争是第一步。江腾蛟后来逃往北京，得到林彪的保护，被任命为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百度百科，《江腾蛟简历》，http://baike.baidu.com/view/23828.htm。高德明《不该被历史遗忘的高浩平之死》，《党史博览》，2010年第12期，第27-28页）。许世友随后对江腾蛟的部下和其他军内反对派大加清洗。从1968年4月至12月，南京军区组织了四个大型学习班。其中最大的一个学习班位于南京东郊，关押着500多名军内反对派干部战士，包括一批1967年8月“倒许”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学习”过程非常残酷，包括各种精神和肉体摧残。这样的做法显然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1969年1月，中央军委下令南京军区学习班全部改在北京举办。在经历一个相当温和的自我批评过程之后，绝大多数学习班成员都获准恢复原职（高德明《不该被历史遗忘的高浩平之死》；赵玉祥《柳营梦》；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1969年8月，鉴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中央下令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主张采用强硬手段制止影响部队团结的军内派性问题（《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全军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1969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1969年8月28日；上述文件均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许世友抓住这个机会，强迫那些参加过学习班的军内反对派们提前退伍、转业或复员（赵玉祥《柳营梦》；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

对反对派的最后一击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场运动于1970年春天在全国范围发动，不过江苏的运动情况异乎寻常地惨烈。根据事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江苏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牵连的人数超过130,000，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刘定汉主编《当代江苏简史》，第235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第63-66页。另见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p. 237）。当地的清查运动在1970年底达到高潮，然后间歇性地持续到1973年。运动一开始，所有南京“好派”重要头头——包括已经被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张建山、葛忠龙和耿昌贤——统统被揪回南京接受“专案组”的隔离审查。文凤来和戴国强（“好派”头头、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则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戴国强电话访谈，南京，2008年7月12日）。投靠“好派”的地方党政干部和那些在1967年夏天支持“倒许”的人，都遭到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包括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杜方平和高浩平在内的一批军队高级干部被关进军中监狱。高浩平在监禁期间死亡（高德明《不该被历史遗忘的高浩平之死》）。与他们有政治牵连的人，以及那些在1969年被迫离开军队的人，只要其所在的工作单位地处江苏境内，都成为本单位清查运动的重点目标。其中有些人还被押回南京接受审讯（赵玉祥《柳营梦》）。


结论

本文关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形成过程的叙述，充分揭示了1967年中国派性问题的性质。围绕北京谈判的斗争突显了这些冲突背后的若干核心诉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双方的派性立场几乎完全不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或实质性的政策问题。他们在文革前中国政治秩序的性质、这种“党/国”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沾染修正主义和背叛毛泽东思想、或者在重建秩序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劳动政策、干部政策或教育政策等问题上，并不存在分歧。双方的派性论战根本就没有提到上述问题。归根结底，两派群众组织曾在1966年联合推翻旧的地方党委。他们的分裂仅仅源于1967年“一·二六夺权”，以及他们对南京军管当局的不同态度。
显而易见，地方性政治问题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67年“一·二六夺权”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南京军区在执行北京军管命令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双方在北京谈判期间最为关注的问题是：1967年夏天的暴力冲突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中央将如何评判促使江苏各派政治势力分化重组的“倒许”运动。这样的不同意见仅仅涉及两派成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换言之，导致分歧的政治身份认同形成于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即具有相同背景的人们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一部分学生造反派反对另一部分学生造反派，一部分工人造反派反对另一部分工人造反派，垮台的省市委干部们为了保护自己加入了不同的群众派别，来自同一个司令部的军队干部们也被分裂为对立的两派。

在群众派性冲突的最后阶段，双方最关心的是本派此前的政治选择和行动将会得到怎样的评价。他们在谈判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判决将对所有运动参与者的未来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政治野心”——“后毛”时代初期中国官方文献对造反派头头行为动机的归纳（在南京的造反派头头后来被判入狱时，他们的动机被归结为“政治野心”。具体的例证，详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1979年12月24日〕和《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79年12月29日〕对曾邦元的指控），同时也是许多关于文革派性冲突的学术论著的共同看法（例如，王绍光在Failure of Charisma一书第170-171页写道：“造反派头头们希望获得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借助权力去实现诸如变革现存体制之类的崇高目标，而只是因为他们渴望权力……他们开始觉得，这场运动是他们取代那些旧当权派的一个天赐良机……他们只是想成为新的当权派。”）——在本文的叙述中几乎未见踪影。两派竭尽全力地拼杀，无非是为了确保对方不会获得权力，从而避免使本派沦为牺牲品。中央只不过在两派中指定了个别替罪羊，便足以使第一轮谈判达成妥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种派性斗争的基本动力不是追求权力，而是自我保护。

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北京高层为促成一个暂时性的妥协居然需要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本文叙事所展现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当两派代表意识到敌对状态即将结束时，反而强化了本派的谈判立场，并不断地向对方发起新的攻击。这种短期结果看起来有悖常理，因为中央高层从一开始便竭力表明一种不偏不倚和不愿先入为主的立场。然而，更加深入的考察显示，正是意识到派性争斗终结的最后期限日益迫近，双方才会更加急切地希望在谈判桌上赢得主动。而中央的中立姿态却使两派误认为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依然犹疑未决，可以继续对它施加本派的影响。类似的动因在北京的学生派性斗争中也有所展现。

本文叙事所展现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北京当局显然不太愿意依托军管方式实施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这无疑源于北京大人物们之间的分歧。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把“造反”看作原则问题，对军方的强势介入和另外一些官员急于重建秩序心存疑虑。北京领导层内部各种势力的相互抗衡注定了江苏谈判的旷日持久和艰难曲折。

然而即使在毛泽东作出他的决定后，许世友依然不得不逐步地、谨慎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因为他意识到，对当地反对派的暴戾镇压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促使那些依然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如曾经支持“好派”反对他的张春桥——撤回对他的暂时支持。所以，许世友慢慢地收紧其控制，利用1968年中央关于秩序问题的强硬命令、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和1970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渐次消灭所有反对派。尽管革委会的统治是一种难以掩饰的军事独裁，但是从江苏的个案不难看出，军事独裁局面的形成需要经历几个阶段。

要厘清造成江苏群众派性组织分裂的那些复杂因素，需要透彻了解一系列相关事件——如造反派势力如何在1967年1月夺权前后发生分裂，以及他们随后如何在军队“支左”问题上选择立场。就本文而言，还需要透彻了解1967年8月的“倒许”运动，以及卷入这场冲突的两派群众组织主要头头和军方主要领导人物的个人情况及性格。这些无疑都是些地方性的问题。我们推测，在中国许多其他持续存在派性冲突的省份，这段时间的事态发展并不一定都与江苏的情况相同，而是会呈现出它们各自的内在逻辑理路。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现有研究论著对革命委员会的形成过程大多语焉不详。从北京的视角出发，要对这样的过程作出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二十几个省市代表团谈判所涉及的都是这些省市的地方性问题，而局外人常常将这些问题混为一谈。然而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去考察一个省的情况，这样的过程却十分清晰。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网刊《昨天》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