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各派上京谈判，让周恩来和康生大感挠头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2）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刊载于The China Journal, No.68, July 2012.

江苏代表团赴京

“九四协议”签订后，周恩来命令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派出一个代表团赴北京商议当地各派势力“大联合”事宜（袁刚《风雨八年》，第82页，南京：自印本，2008。袁刚当时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年轻军官、省军管会工作人员，曾亲历北京谈判）。杜平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组建这个代表团。他给几个重要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分配了代表名额，但具体人选由这些群众组织自己决定（耿昌贤访谈，扬州，2007年2月1日。葛忠龙访谈，阜宁，2007年4月14日。曾邦元访谈，南京，2007年12月29日。耿昌贤是南京大学学生，南京“好派”头头，曾参与策动“倒许”，1968年被选为南京市革委会委员。葛忠龙是南京大学学生，南京“好派”头头，1968年加入南京大学革委会。曾邦元是南京大学团总支书记，“屁派”头头，1968年被选为江苏省革委会委员。他们三人都亲历了北京谈判）。江苏代表团的阵容很庞大，包含六个城市的驻军代表和地方代表184人（其中军队代表30人。南京“好”、“屁”两派代表各30人。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和南通的两派群众组织也根据对等原则派出其代表。另有6名代表来自南京第三派群众组织“促联”。“促联”成立于1967年7月，组织规模不大，其观点后来更接近于“屁派”。袁刚《风雨八年》，第85页）。而这六个城市都是上海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要津。在30名军队代表中，许世友的支持者占据了绝大多数。不过两位著名的军内反对派领导人——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和南京空军副政委王绍渊——被任命为代表团副团长（王晏《板荡识诚臣：忆尤太忠上将文革初期在江南同“四人帮”反党乱军阴谋作斗争》，第89页，南京：自印本，2002。王晏当时是二十七军政治部处长，江苏赴京代表团成员）。

代表团成员的言行显示，两派赴京谈判的最主要目标在于争取北京高层支持本派关于江苏问题的诠释。相对而言，当地造反派们在新权力机构中的席位之争并不重要。早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中央的态度就十分明确：造反派头头不可能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占据主要领导职位。因而，两派代表最关心的是确保本派不会因1967年夏天的暴力冲突受到责罚，而且确保未来掌权的人同情本派的观点，或者至少对两派此前的暴力冲突持中立态度——仅在南京一地，1967年夏天“倒许”运动期间就发生了91起以上暴力冲突，造成30多人死亡（李之荣《十年动乱期间的南京》手稿。李之荣当时是南京市委机关干部，文革后曾担任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而且就在不久前，北京的几位官员被控在1967年夏天挑动各地的派性武斗而遭到清洗。所以代表团成员们尤为关注的是：谁将为这些事件承担罪责？究竟是军管当局犯了错误，应该受到指责？还是军管当局的反对者们违反了中央的指示、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答案，将直接影响两派头头及其追随者的未来命运（陈克兴和罗世果《在阳光的照耀下——记赴京四月斗私批修》，《星火燎原》，1968年2月15日，第一版。陈克兴是南京“屁派”一个重要工人组织的头头，罗世果是华东水利学院“屁派”组织头头）。为了减轻本派的责任，罗织对方的罪名，双方都积极致力于论据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他们还反复讨论了如何在未来谈判中陈述本派立场的策略（袁刚《风雨八年》，第82-83页）。

这些工作对于“好派”方面显得尤为紧迫，因为他们曾经将斗争矛头指向许世友。而后毛泽东亲自介入干预，诏谕许世友是值得信任的，对他的攻击必须停止。“好派”方面的领军人物是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他在1967年初支持“一·二六夺权”，后来又在北京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励下，与“好派”一起公开反对许世友。不过由于与他关系紧密、积极支持“倒许”的中央文革成员林杰不久前和王力、关锋一同遭到清洗，杜方平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因而卷入“倒许”运动的三位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领导人——江腾蛟、王绍渊和高浩平——开始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江腾蛟是南京空军政委，王绍渊是南京空军副政委，高浩平是南京空军政治部主任。他们三人在文革初期合谋打倒了深得许世友信任的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1967年8月，这三人又公开宣布支持“倒许”运动。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让许世友掌管江苏的安排9《王××高××反许乱军罪行滔天》，《新南大》，1968年4月6日，第三版）。

在江苏代表团赴北京前夕，王绍渊、高浩平与杜方平和“好派”头头们一同制定了他们的战略计划。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许世友和江苏省军管会领导班子犯了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应该受到撤职查办，并由南空领导人和其他军内反对派接替他们的职务（文凤来、张建山、葛忠龙《王绍渊、高浩平反许乱军罪证二十六条》，《江苏红卫兵》，1968年5月24日，第四版；另见《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革命工人报》，1968年6月5日，第三版）。在谈判开始前，他们将派人前往北京争取中央高层的支持。在谈判过程中，他们要与同情他们的北京领导人和留在南京的盟友加强协调沟通。为了在谈判中抢占先机，变被动为主动，杜方平应该在抵京后立即提交一份彻底承认其所犯错误的自我检查，从而迫使对方也作出类似的检讨（袁刚《风雨八年》，第83页）。

南空领导人强调，“好派”代表应该将斗争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人，而不是“屁派”群众组织。其主要论点包括：南京军区动用军队镇压左派；他们在干部问题上奉行错误路线；他们镇压军内造反派；他们歧视“好派”群众组织；他们必须为暴力冲突承担罪责（《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军内反对派领导人还派人赴京游说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将军。与此同时，为了壮大“反许”联盟的声势，他们还要求一批在1967年3月间受到降职降级处分的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中下级军官组成代表团赴北京控告许世友——这些人因在文革初期卷入批评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大字报事件遭到打击报复（袁刚《风雨八年》，第84页）。质言之，上述这些动作是1967年8月南京“倒许”运动的延续——军内反对派及其“好派”盟友们试图利用北京谈判去实现他们在1967年夏天“倒许”运动期间未能实现的目标。

北京谈判：艰难的起步

江苏代表团成员于9月18日至24日间分期分批乘火车抵达北京。军队代表们奉命前往京西宾馆住宿，而地方代表们则被安顿在西苑饭店。有关方面向代表团成员宣布了几条纪律：所有代表必须停止派性活动；不得与其他省市的代表团接触；军队代表和地方代表应该在各自的学习班里学习，不得相互干扰；代表团成员应该多做自我批评，而不是竞相指责其对手。然而事实很快便证明，这些规定不过是北京高层的一厢情愿。

地方两派代表学习班第一次全体会议原定于9月23日在西苑饭店举行。当得知这次会议将由省军管会副主任、许世友的亲信梁辑卿主持的消息后，住在京西宾馆的南空领导人立即通知“好派”头头：梁辑卿是“屁派”的“后台老板”，让他主持地方学习班，表明中央还不太了解江苏的情况。他们要求“好派”方面据理力争。结果，第一次会议在两派的激烈辩论中不欢而散（《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此后，中央指示地方两派分别举办各自的学习班。

9月26日，江苏代表团出席了由周恩来、中央文革成员以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召集的十二省市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会。毛泽东于会前在主席台上短暂亮相，接受各省代表们的欢呼喝彩，但是一言未发。毛泽东离开后，张春桥和杨成武开始传达毛泽东最近视察各省时的一些谈话。这些谈话除了含糊其辞、言不及义的空洞说教之外了无新意，而且张春桥、杨成武等人在传达、阐释这些谈话时，不愿承认7、8月间席卷中国大地的动乱是由中央高层的内部分歧造成的（《中央首长接见各省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时的讲话》，1967年9月26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似乎意味着暴力冲突完全是由地方因素引起的。因而，应该受到责罚的是地方上的各派势力，而非最近受到清洗的中央文革成员。

9月28日，张春桥和康生代表中央第一次接见江苏代表团。他们两人曾在8月份暗中鼓励“倒许”运动，现在却反复重申中央保护许世友的政策，说许世友是“值得信赖的革命老战士”。张春桥在谈话中表示，许世友在“支左”过程中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不过由此引发的争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9月2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个态度引起军内反对派领导人和“好派”代表的严重不满，促使他们加紧反对许世友的努力（王晏《板荡识诚臣》，第91页）。

10月1日，一个盛大的国庆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在京的十二省市代表团成员都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然而江苏代表们在这次活动中得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在8月“倒许”运动期间逃往大别山避难的许世友，现在与毛泽东和其他军政要员们一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许世友在北京重要活动中首次公开亮相，清楚地表明他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不过与此同时，杜方平和王绍渊——8月“倒许”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各省市“革命干部”们站在一起（新华社《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日，第一版）。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信号来自新华社对各省省会城市庆祝活动的报道。在许多尚未建立革委会的省市，庆祝活动一般都由军管会负责人主持。然而在关于南京的报道中，却只有若干“群众代表”受到特别关注（新华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隆重举行国庆集会游行》，《人民日报》，1967年10月3日，第二版）。这使代表们猜疑：中央对许世友的支持力度究竟有多大？

“中央赴江苏调查组”的态度同样使人感到困惑。调查组组长刘锦平在与“屁派”的谈话中强调，杜方平是一位“老造反”。他还说杜方平被任命为江苏代表团副团长，表明中央现在依然信任他。他还告诫那些忠于许世友的军队干部，他们应该努力实现与反对派的大联合，而不要在幕后搞小动作（《刘锦平十月间接见江苏各派及省军管会代表各次讲话摘要》，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实际上，刘锦平的上述谈话以及前面提到的种种情况，无非表明中央试图在处理江苏两派争端时“一碗水端平”。然而，对那些正处于紧张谈判中的两派代表们而言，中央这样不偏不倚的姿态却反而给他们造成困惑和焦虑。

军队代表团内部的冲突

在西苑饭店遭受挫折之后，北京当局将注意力转向军队代表的谈判。意识到军方的分裂阻碍着地方派性冲突的解决，中央转而尝试首先解决军队方面的问题。可是，军队方面的团结同样前景黯淡。

国庆节过后，军队代表学习班在京西宾馆开幕。为了避免直接对抗，许世友没有参加学习班。在第一次“学习”会上，江苏代表团团长、省军管会主任杜平试图通过自我检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他承认军管会犯了一些错误，但更强调其成绩。之后，他请各位代表发表意见。曾带头反对许世友的杜方平首先站起来，向杜平发出一连串质疑：“谁应该为江苏的问题承担罪责，是军区和军管会领导还是我？这次学习班的目的何在？斗争目标是那些军区和军管会领导还是我？”支持许世友的代表们批驳杜方平的立场，而站在杜方平这边的代表们则为他辩护。这次会议在争吵中结束，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也都充满火药味（袁刚《风雨八年》，第87-88页）。

10月中旬，南空政委、另一位军内反对派领导人江腾蛟飞赴北京，在解放军空军招待所与王绍渊和其他南空代表密谈，要求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杜方平。此后军队学习班的争论变得更加热烈，杜平不得不宣布暂时休会。大多数军队代表被派往西苑饭店参加地方学习班的学习，只留下杜方平和九名反对他的代表在京西宾馆继续辩论。这显然是为了孤立杜方平，迫使其就范（袁刚《风雨八年》，第90-91页）。因为杜方平的命运与南空领导人的命运紧密相关，所以他们绝不善罢甘休。他们鼓励杜方平顶住压力，坚持要求军区领导人做更彻底的自我批评。其次，王绍渊在空军招待所秘密召见地方“好派”代表，指使他们起草一份反映军管期间南京军方所作所为的报告，上报中央领导层（《历史宣判了王高反革命集团死刑》）。他们还敦促那批在文革初期卷入造反活动、后来受到各种处分的南京军区中下级军官收集军方在2、3月份“镇反”期间逮捕“好派”成员的证据，其中包括许世友亲自下令抓人的原始记录。11月中旬，一个“南京军区21人赴京控告团”带着上述材料抵达北京。他们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获准留在北京参加军队干部学习班（《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1月18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另见袁刚《风雨八年》，第92-93页；赵玉祥《柳营梦》；艾汉美《石头城的风雷》）。

伴随着上述幕后活动，社会上开始谣传许世友可能被调往北京任职——按照中国政治的“潜规则”，如果许世友在这种情况下被调离南京，本身就可能意味着他要为南京的冲突承担责任（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第97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反革命分子杜方平的黑线关系》，《东方红战报》，1968年4月14日，第四版）。

南京局势的恶化

在南京的两派成员密切关注北京谈判的进展，并试图通过扩大本派在当地的影响力去形塑北京谈判的结果。在北京，军队学习班中针锋相对的双方通过电话、便条和信使等途径，将他们之间的冲突暗中泄露给西苑饭店地方学习班的两派代表，从而在那里引起类似的争论（袁刚《风雨八年》，第97-98页；陈克兴、罗世果《在阳光的照耀下》）。与此同时，军地两派代表们又通过相同的途径，将北京谈判的消息暗中泄露给双方在南京的盟友（袁刚《风雨八年》，第85-100页；耿昌贤访谈；耿昌贤《一个红卫兵的亲历》，手稿）。从10月下旬至12月，南京两派竞相发起宣传攻势，声援本派代表在北京谈判中的立场。“屁派”方面率先在其主办的小报上推出一期“专刊”，详细列举了“好派”在8月份“反许乱军”运动中的种种“罪行”（《战胜“八月黑风”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南京八二七》（“八月黑风”专刊），1967年10月21日，第一版；《看，这就是杜方平的黄金时代》，同上，第一版；《南京砖瓦厂“八四”流血惨案纪实》，同上，第三版）。他们还肆意毁谤杜方平是“好派”组织的“黑后台”，是“八月黑风”期间实施“反革命大屠杀”、“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杜方平是江苏省南京地区八月反革命血腥大屠杀的刽子手》，《南京八二七》（“八月黑风”专刊），第五版）。这些极度浮夸的指控随后在“屁派”报刊上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直到北京谈判接近尾声（《三月五日以后杜方平是如何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星火燎原》，1967年11月1日，第三版；《论南京八月反许逆流的由来和实质》，《促联战报》，1967年11月7日，第一版；《“八月黑风”的要害是篡军》，《八二七战报》，1967年11月25日，第一版；《论南京的八月形势》，《江苏东方红》，1967年12月8日，第一版；《究竟怎样看待南京的八月形势》，《八二七战报》，1967年12月16日，第二版）。

作为回应，“好派”方面强调杜方平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屁派”对他大肆攻击无非是为了掩饰许世友的种种“罪行”（《“打倒杜方平”的要害是为军管会的方向路线错误开脱责任》，《井冈山》，1967年11月4日，第二版）。“好派”方面还声称，“屁派”提出的“八月黑风”论与毛泽东7、8、9月间视察各地时提出的“形势大好”的英明论断相互抵牾。“好派”报刊还公布了一批许世友与“屁派”头头暗中勾结的证据，和一些反映“屁派”在8月份暴力冲突中应负责任的材料（《坚决粉碎反动的“八月黑风”论》，《农奴戟》，1967年11月7日，第二版；《彻底批判反动的南京“八月黑风”论》，《井冈山》，1967年11月25日，第三版；《反动的“八月黑风”论可以休矣》，《井冈山》，同上；《从南大八二七的声明看所谓的“八月黑风”》，《井冈山》，同上）。北京谈判原本旨在消弭两派的争端，没想到反而使两派的争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事后看来十分清楚，只要中央不对许世友和杜方平在南京暴力冲突中的责任作出裁断，只要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命运悬而未决，两派的谈判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归根结底，毛泽东本人必须就此作出决定，然而他当时没有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除了重复“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陈词滥调之外一筹莫展（《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11月4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周恩来也高明不到哪里去。11月18日，周恩来在康生、张春桥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曾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江苏代表团。他除了简单重复“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原则之外，对许世友或杜方平都不置一词（《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1月1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在12月5日接见江苏军队代表时，陪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接见的康生提出：“联合达不成协议，制止武斗达成协议嘛！”周恩来和康生重申了中央保护许世友的政策：“主席、林副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们还说：“……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但“他是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然而他们没有涉及最具争议性的话题——杜方平问题（《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1967年12月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在12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陪同下接见江苏地方代表团，再一次空泛地要求他们“斗私、批修”、“实现大联合”和“解放干部，发展大好形势”（《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03页）。

12月14日，周恩来和康生尝试另一种策略。他们提出江苏代表团成员按照城市和职业划分进行分组谈判，每个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分别实现各自的大联合（《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2月14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周恩来对代表们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两派嘛！都是造反的，有先进一点的，有缓进一点的，但也会有变化嘛！有的在这一个问题这一点上做得对，有的在那个问题那一点上做得对，现在就要看他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执行主席最新指示，执行协议来考验。实现革命大联合并不难嘛！”然而还是因为这样的策略没有涉及至关重要的许世友和杜方平问题，所以收效甚微。（未完待续）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网刊《昨天》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