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后的新政治宗法关系的形成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上之3）


　　三、中共执政后的新政治宗法关系的形成

　　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最大不同，是它不仅仅是一场改变政治体制的政治革命，而且是要造就一代新人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因而对人情的破除最坚决，具有从未有过的革命彻底性。在中共执政以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将建立新社会和新人的历史任务付诸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

　　1949年后，中共沿袭了战时体制的军事管理经验，并全面移植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控制起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将执政党的组织系统伸展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权全面控制的党国体制。其特点为：以执政党的一元化组织为领导核心的政治体制，以行政权力为基本手段的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以思想控制和灌输教化为主要功能的意识形态体制。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能够把国家权力直接插到社会每一个细胞的“大一统”政体。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剧烈变化：

　　一是国家全面控制了社会。执政党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以高度集中统一的纵向集权消灭了社会职业的横向分权。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把工农商学兵，三百六十行，全部都囊括到了这一高度集权体制的麾下，成为服务于体制功能的各种单位。工厂企业是给国家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单位，人民公社是给国家提供农产品的生产单位……执政党通过大大小小的单位体制，成功地把散沙般的亿万民众都“统一”了起来，建构起了一个具有浓厚的军事化特征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结构。

　　二是政治权力侵入到了私人领域。在单位体制下，个人丧失了独立的生存空间，大家都是生活在各种单位体制中的单位人。单位既要承担国家和社会的生产功能，还要管理单位成员的生活事宜。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是由单位负责。家庭的社会基本单元的角色意义受到了高度政治化社会的挑战。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国家权力彻底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干预到了人们工作、生活和思想，侵入到了历来属于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三是地缘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活动。在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后，城乡冲突越来越激烈，为了控制人口流动，执政党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这套户籍管理体系下，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迁徙和居住的自由被限制住了。不仅农村人口被牢牢地绑在了土地上，不准流入城市，即使城市人口也难以流动起来。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户籍身份，基本上确定了他的生命活动轨迹。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也没有的现象，是向西方中世纪身份社会的大倒退。

　　四是家庭的传统功能被改造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人们的财产权利，对家庭传统功能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在农村的集体化体制下，家庭不但失去了生产单位的功能，而且消费单位的功能也受到了破坏。农民的收入仅是工分一项，乡村社会的纠纷随之增加。由于粮食紧缺，农村的家庭伦理也受到进一步的破坏，普遍出现了不敬老人不尽孝道的情况。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执政党试图创建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取消家庭，将青年男女农民们组织为男营、女营，老幼妇孺也都组织起来，家家户户砸锅毁灶，集体进入公共食堂吃饭。由于国家权力撕裂了家庭的传统功能，直接统治到人们的胃里。所以，在国家政策出现失误时，全国大面积人口死亡就成为了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后果。

　　相比集权体制的社会控制能力而言，传统王朝体制对社会的控制不过是小儿科，国家权力只到县治层面，伸展不到乡村社会。而集权体制则具有现代的组织技术，能够把统治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控制了人们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乃至家庭关系，人们生活的自由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这个国家权力全面控制社会的过程，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的。执政党以国家权力推平了一切不利于“大一统”的异质性因素，在造就一个高度同质化社会的过程中，也制造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阶级敌人群体，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政治社会。一极是被纳入到各种单位体制的亿万人民群众；另一极是被专政的阶级敌人群体。人民在执政党领导下，以执政党为政治轴心，在全社会建立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结构。这个由阶级和政党的社会排序，构建出了一个新社会的阶级－政治谱系。这个阶级－政治谱系，有别于传统社会自然结构的血缘宗法关系，而是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新的政治宗法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同质化下的封闭性，大一统下的等级性，具有前现代化社会的典型特征，是革命新传统主义的体现。

　　作为革命新传统主义的身份社会的体现，阶级－政治谱系的社会政治分层，主要是三个群体。阶级敌人群体居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群体是社会主体、执政党群体是社会上层。在这三个群体中，又有阶层的区别。

　　一、阶级敌人群体：处在阶级－政治谱系的社会最底层。阶级敌人群体是在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社会改造运动而制造出来的。在土改运动中划分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在镇反、肃反运动中划分出的反革命分子，在集体化运动中制造出了坏分子。他们构成了传统阶级敌人群体的“四类分子”，是被专政的社会对象。

　　从四类分子的划分标准来看，是很不统一的。地主、富农分子是从财产标准划分的。反革命分子是从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划分的，分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名称的出现较前三者略晚，划分标准更具随意性，凡是对中共现行政策不满的人、社会上的刑事犯罪分子、破坏公共秩序的流氓阿飞、有小偷小摸恶习的人等，都可以归于此类。（据1956年《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规定：“其他坏分子”则指除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坏人，如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分子等。）

　　四类分子群体的形成，不仅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产物，更是反映了执政党全面控制社会的政治需要。在中共建国之初，对“剥削阶级分子”的政策是“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在土改时，中共曾规定地主五年、富农三年改变成分。1954年《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实施，不但改变他们成分的事情不再提及，而且还扩大了专政对象，把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都列入了“坏分子”一类，对他们的管制政策也越发严苛起来，以阶级斗争来推行激进的社会改造政策。

　　阶级斗争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整合的一种刚性力量。“四类分子”作为新政权的阶级敌人，一方面成为执政党大抓阶级斗争的目标对象，一方面又成为推行激进社会政策的政治工具。在农业集体化掀起高潮的同时，国家骤然加大对地富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慑效应，这是农民群众集体化的重要助力。国家政策越激进，对四类分子的专政也就越严厉，以此营造出来阶级斗争激烈复杂的氛围，起到了威慑人民整合社会的作用。

　　对四类分子进行专政是执政党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方面。随着国家政策越来越激进，执政党的政策失误增多，不得不以加强阶级斗争方式控制社会，不但使四类分子数量不断增加，管制政策也越发严厉起来。大跃进运动期间，公社一级的单位就可以办劳教，把不听命令的人劳教起来。在四清运动中又重新划分阶级，不仅补划了一批四类分子，许多地方还把老一辈四类分子的帽子又戴到了他们子女的头上。如果说，集体化以后的农民成为了新农奴，那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农奴中的奴隶。

　　人们一旦被划归阶级敌人之类，戴上政治帽子，则就列为异类另册。不但自己没有了公民的资格，还要株连到子女亲戚。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非常凄惨，不但自己的政治权利被剥夺，财产权没有保障，行动受监管，动辄被训话，承担最苦最累的劳动，子女上不了学，招不了工，参不了军，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而且还会殃及到更远的其他亲戚朋友，被认为是有不好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四类分子群体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造就的一个新的政治贱民阶层。

　　虽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胸襟体现，党和国家制定有给四类分子摘帽的政策。但实际上，摘帽的四类分子，还是四类分子，生活境遇并没有改变。

　　二、人民群众的群体：阶级－政治谱系的主体，名义上的政治地位和实际上的经济地位反差很大。人民内部的分层主要是两个标准，一是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二是政治态度的划分标准。实际上人民群众都是在大一统体制下的编户齐民，社会生活的差异只是隶属于不同单位性质的不同身份的差异，在单位生活境遇的顺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服从度不同的政治态度。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民群众基本上可分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个阶层。名义上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实际上都是纳入到各种不同的单位体制的单位人，更能反映人民阶层性差异的是单位性质。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不同，决定了人们的待遇保障差异。全民国营单位比地方国营单位待遇好，国营单位比集体单位待遇好。单位门槛（级别）高低不同，人们的身份就不同。农民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工人是拿工资的体力劳动者。工人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能够吃到社会主义大锅饭；农民是提供商品粮的农村人，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好处，实际上是没有单位身份的二等公民。

　　在高度政治化社会中，人们生活在单位体制，“组织”是体制的代表，人们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如何，能否得到组织认可，是一种政治生命的体现，对人们的生存意义极大。

　　高度封闭的政治化社会，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全民一致的政治趋同性。人们认同共产党宣传的共产理论，认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追求政治的进步，向往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从而形成了社会的政治归属意识。在这个政治归属意识中，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道德理想追求，有着从过去战争年代传承下来的牺牲精神和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执政党高调宣传了共产主义新社会新人的道德理想主义，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工作、不同年龄段上，为人民群众塑造了学习的英模榜样。如战争时期有舍生忘死的战斗英雄董存瑞，和平年代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标兵模范雷锋，有与地主分子斗争而牺牲的少年英雄刘文学，有为保护人民生命而牺牲的青年战士王杰等。通过树立这些人格样板，执政党成功地营造出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社会氛围。

　　在政治教化中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如果没有现实利益的考量，“榜样的力量”同样也是会束之高阁的。所以，在高调政治的背后，都是有着现实的利益。这种隐蔽在道德目标之内的现实利益驱动，是执政党的政治教化能够大获成功的精妙之处。如果一个人能积极靠拢组织，表现能够得到组织的认可，就意味着有了进步的条件，发达的机会，可以优先得到许多好处，如参军、入党、提干、当先进、上大学、晋升职务、分配更好的工作岗位、优先享有福利待遇，更多的出人头地的机会等。可想而知，在人人争先进的积极表现中，有着个人利害的考量。在模仿革命道德新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背后，是一种实际利益的博弈竞争。

　　在这场追求进步的政治竞争中，党组织拥有决定个人政治命运和政治前途的权力。靠拢组织，能够得到实际的好处，通过入党入团，取得上升的台阶。不靠拢组织，得不到组织上的认可，则是不求上进的表现，会被视为不讲政治的落后分子，不仅没有上升的资格，没有进取的机会，有的还要打入另册，甚至还会被视为要加以警惕的危险分子。更为严重者，则要作为异类，离坏分子就不远了。在通过积极表现争取组织信任的政治竞争中，在群众中形成了两种风气。一种是道德功利化的虚假风气。出于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一味讨好领导，出政治风头，争先表现革命积极性的“假积极”。一种是打小报告的告密风气。不断向组织、领导汇报周围各色人等的各种情况，通过打击别人，来取得组织的信任。高调道德造成了人格的虚伪性。

　　执政党对人民群众也有阶级分析的观点，有左、中、右的分野。正如毛泽东所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个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的标准，有意识形态上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的传统理由，如职员、店员、小业主、中农、知识分子等出身灰色的人群；除去这些属于先天的既定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现实表现，即对党组织的依附程度，所对应的是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左”派是党的基本群众、积极分子、党团员、家庭出身好、积极靠拢组织的。与组织若即若离的，家庭出身不太清楚，工作中随大流的，政治表现比较被动，属于中间分子。与组织比较疏远，不听领导话，经常有消极言行的，政治上拖后腿的落后分子，属于群众右翼阶层。

　　在群众中进行的左、中、右的分类，是根据执政党的现行政策不断调整的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而更加细化。如在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执政党认为中农（自耕农）是主要反对者，在中农的阶层中又划分出了新富裕中农、老富裕中农，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等类别。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把贫农下中农作为基本力量，中农虽然还是团结对象，富裕中农则往往被划到新富农之列，成为新的斗争对象了。

　　对群众进行左、中、右的分类和排列，是基层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党组织根据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工作情况、日常言行、政治态度、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等方面的考察，对所属单位的人员进行分类排队，并将这个结果记录进入个人档案。这个从延安时期形成，在中共建国后完善起来的档案制度，是阶级－政治谱系的身份文本、执政党控制人民的重要工具。档案如影随形，伴随人们一生，是人们政治生命的载体。一旦记录了不良信息，会影响人们一生的命运。

　　在政治化社会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事关重大。争取优越的政治身份，是人们生存竞争的主要内容。为党组织信任的积极分子，可以得到政治归属的认可，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成为在组织的人。人们一旦成为了党员，进入了领导群众的先进分子之列，就有了社会上升的资格，有了政治可靠的红色通行证，也就打开了政治社会的大门，获得了争取更多利益的机会。

　　由此，可以看到社会政治认同的阶级－政治谱系的排列方式。它是以各级党组织为轴心，根据人们政治归属的不同，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形成了以党员、团员（预备党员）、积极分子、中间群众、落后分子、准阶级敌人、阶级敌人为等级序列的政治谱系。这个政治谱系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会根据执政党的政治需要而不断变化，不断增添新的成分。1957年反右运动后，执政党又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从人民阵营划到了敌人的营垒中，使“四类分子”发展成了“五类分子”。

　　三、执政党的群体。执政党是整个社会的政治轴心，领导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执政党群体是干部群体的主干。各国的职业官僚队伍都是科层制。中共建国后的干部级别制度是从苏联搬来的，从1级和24级，薪金相差18倍。问题是这个干部队伍的数量非常庞大，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官吏队伍。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是以党统政，党政机构设置重叠，功能交叉，社会管理的成本非常高。

　　执政党的体制，名义上是委员会制，实际上是变相的等级制，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等级结构。党的最高领袖是统领全党的轴心人物，是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又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统帅。这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非毛泽东莫属的地位。

　　在这里，从下到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归属关系。人民群众的政治归属是阶级归属，阶级归属的实质是归属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执政党。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原则组织，下级党委服从上级党委，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是听命于最高领袖。从这个归属关系上看，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领袖。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也就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志、全党的意志和全国人民的意志。这个集权程度超过了过去。

　　但是，执政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制度的，同时又有着山头派系的群体。有历史形成的白区系统、根据地系统、军队系统。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下，也有着各种利益冲突和政见分歧。然而，当执政党以国家权力消灭了社会，包揽了各项社会事务，也就把一切问题揽到了自己身上。许多社会矛盾最后会集中到执政党的内部，上升为党内的矛盾和冲突。这就带来了执政党内斗争接连不断的情况。在这些党内的政见分歧和斗争中，领袖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道统资源，掌控了国家机器的权力资源，是党内稳定的轴心，所以，维护领袖的权威，也就是维护党的权威，领袖可以经常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清算政治对手。这与过去“从道不从君”的政统是不一致的，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依附的法则。由此，根据与领袖历史关系的远近亲疏，形成了党内政治的嫡系和旁支的派系关系。这是执政党内部的“明无山头暗有礁”的政治生态，平时都隐藏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下，一遇到政治风浪就显示出来了。

　　中共建国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党内斗争此起彼伏，这既是建立国家大一统体制的过程，也是建立毛泽东绝对权威的过程。每一次运动都是一次政治归属的大划分，划分的标准非常随意，很多情况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根据，主要是来自执政党的政治需要。至少从1950年代中后期起，执政党对政治归属的划分，已与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发生了偏离。政治归属的阶级划分标准，不再是由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态度。

　　在社会上，执政党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将响应党的整风号召向党提意见的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数量有55万之众，把“四类分子”扩展到“五类分子”。作为事后的总结，中共提出了阶级划分的新标准，即从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上划分阶级，确定阶级属性。其理论来源找到了毛泽东1937年作出的一个哲学论断：“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既然各种思想都有阶级的烙印，当然也可以由此反推思想者的阶级归属。这是典型的以言论罪。其后果是，不但给阶级敌人的营垒增添了一个新的类别，而且使阶级划分的标准更加混乱。

　　在党内，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党内高层围绕大跃进的失误展开了争论。毛泽东把不同意见看作是对他的领袖权威的挑衅，向全党提出了跟谁走的问题，发动了一场党内路线斗争。不仅将在会议上敢于诤言大跃进错误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又把这场斗争扩大到了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在全党层层抓“小彭德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数量达380万之众，党内言路阻塞，加重了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

　　在这场党内斗争中，既看不到做事的法理、法统，甚至也看不到常识。惟一看到的只是领袖的个人意志。事实上，许多批彭德怀的人，原来也是赞同彭的观点，但风头一转，只能站在毛泽东一边。（如经委主任薄一波上山时，带着的是反左的材料，未及发言，毛泽东开始批彭德怀，薄马上换成了反右的材料，转过来批彭）。批判彭德怀并不只是批他的观点，还要算他的历史老账，还牵连到他的工作圈子的许多人。以路线划线实际上成为以人划线。此后，执政党的政治归属意识，只剩下对领袖权威的依附和盲从。被革命中摧毁的旧的宗法关系，又附到革命者自己身上，形成了从政治认同到权力认同的新的政治宗法关系。（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

　　王海光，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