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革命对传统社会血缘文化的颠覆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上之2）


　　二、共产革命对传统社会血缘文化的颠覆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开启了民主政治的大门，天“道”变了，根植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宗法文化也失去了它的存在根据。它自身所固有的封闭保守、压制个性、缺乏公共性特征等问题，使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要求。清王朝的灭亡，宣告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终结，维护宗法制度的权威中心不复存在，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中，呈现出了一派“礼崩乐坏”的历史场景。这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需要借助西方近代文明的薪火重新点燃中国现代社会的工商文明之光。“礼失求诸野，今求诸夷矣。”

　　在现代化变迁中，东方传统国家社会结构的解体，往往是伴随着一个西方文明大规模进入的过程而完成的。中国宗法制度的消亡，正是这样一个在西潮涌入的历史背景下，在现代革命运动的猛烈冲击下予以摧毁的。这是要为工业文明的发展、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扫清道路。

　　现代革命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法理性的宪政国家、法治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这是和以往改朝换代根本不同的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场彻底改变宗法文化家国政治体系的文化革命和制度创新。以往改朝换代的工具，如传统的帮会组织、民间宗教组织、流民武装集团等，都是衍生于旧的宗法文化之中，实现的只是旧王朝的轮回，担当不了这个改天换地的重任。只有建立在法理性基础上的，具有现代政治诉求的现代政党组织，才能够充当实现这个社会革命的历史工具。这就是中国现代政党登上历史舞台的角色意义。

　　在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体制上，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激进主义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欧风美雨的涌入，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的现代社会文明理念，与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冲突。特别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最为先进人士所诟病，被视为压抑人性阻碍人格发展的文化樊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旧文化旧传统进行无情的扫荡，其中抨击最厉害的，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宗法文化。一批激进的知识青年把家看作是牢笼，把传统文化视为糟粕，什么纪纲人伦、男女大防、尊卑秩序等都不在话下，甚至连姓氏也不要。正是在这些首先破除了家庭观念的激进者中，成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他们在婚姻革命和性革命上的激进观念，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场“人伦之变”。

　　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旗帜的国民革命，开启了以党治政的先例，把对宗法制度的革命推到了社会变革的层面。然而，只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革命，才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全社会范围完全荡涤和颠覆了宗法制度和宗法文化。

　　中共的共产革命以平等为号召，把族权、神权、政权列为缚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大绳索，明确将宗法制度和地主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

　　中共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简单明了地将中国传统社会划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压迫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农民革命从未有过的政治视角。然而，对这套从西方文库里照搬过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当时的知识界人士多不以为然。胡适、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并不认同中国有什么地主阶级，认为只有大农、小农的区别，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途，更不认同还有什么资本家阶级了。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地权问题，中共领导人从意识形态出发，断言近代中国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占农户数量8%的地主富农，占有了70%~80%的土地。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清代以来，中国的土地一直呈分散趋势，地租“实收率”也一直下降。现在学者普遍认为：地主占农户3%~4%，占有土地不足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0%，地租实收率是30%，地租总额只占到全国农作物总产值的12%，或更低于该数（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9、第178页。郭德宏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参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42页）。可见，这场革命的理论前提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中国乡村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更多的是来自宣传动员的需要。共产革命所以能够成事，不能不看到它外在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正是这个建立在西方学理上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将农民从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中剥离出来，召集到了共产革命的麾下。其社会动员能力达到了空前高度。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一是这个阶级斗争理论的民粹主义背景，具有道德上的制高点，对于立志救国救民的知识青年和边缘知识分子很有感召力，以他们为主构成了这个理论的宣传动员的实践载体。二是从阶级斗争理论演绎出的“造反有理”的行为逻辑，与中国底层社会“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梁山泊”文化很容易沟通起来，最易为急于改变命运的贫苦阶层和流民阶层所接受。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这个政治工具，在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土地、宗法三者关系高度耦合。基层的乡土社会尤其是血缘枝蔓交错，相互缠绕着的人情社会。中共对传统社会的彻底摧毁，是通过土地革命来完成的。中共领导的这场土地改革运动，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实施技术：用平分土地的民粹主义口号动员贫困阶层的农民；树立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翻身解放做主人的道德旗帜；以阶级斗争理论的“算剥削账”，给阴暗的“仇富”心理赋予了光明正大的合理性；以勇敢分子为革命先锋，撕裂了中国农村社会固有的宗法伦理关系等。通过土地革命，放大了农村社会的矛盾，制造出了农民阶层内部的敌对情绪，按贫富划分出两大敌对营垒的阶级归属，并以一种战争状态的仇视方式释放出来，形成了对农民投入革命的社会动员，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系统，满足了夺取政权的需要。

　　如详细解析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其实只是土改的第二位目标，第一位的目标是施行革命战争的动员。传统中国是土地流转很快的国家，仅仅是平分土地，没有摧毁社会的宗法关系，并不能切断农村社会自然的血脉联系，改变不了乡村社会的传统权力关系。中共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土地，彻底撕裂了传统社会的血缘纽带，动摇乡村人情社会的自然权力根基，能够为农民提供新的认同、新的归属，从而将农民组织在自己的政治营垒中。在这里，以阶级出身、家庭成分来划分人们的政治立场、划分敌我营垒，就成为了十分现实的政治策略。

　　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以土改作为动员农民的武器，表现出了阶级斗争的极端倾向：以贫富划分阶级，强调贫雇农当家作主，把富裕农民作为斗争对象，怂恿和鼓励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组织农民“打土豪”、“挖浮财”、“挖地财”。在具体方式上，坚持暴力土改的方针，反对和平土改，不管田主们是否愿意拿出土地，一律都要进行斗争，甚至还要打杀他们。

　　仅从改变地权的要求看，这种以革命暴力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做法，社会成本太高。但是，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一开始就是作为一场阶级战争来实施的。这场由外部力量切入农村社会的大革命，改变土地关系只是一个政治符号，真正要改变的是土地背后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共在战后把土改作为打倒国民党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土改中一再强调不能包办代替，要动员群众自己起来革命，并以暴力手段给群众的极端行为以支持。共产党运用群众暴力的土改方式是成功的，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亲缘关系，把农民组织到共产革命中来，获得了战胜国民党的人力物力。

　　中共领导土改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摧毁传统文化的社会伦理关系和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的过程，以阶级斗争打破人情亲缘关系是其运作的关键所在。在暴力组织的背景下，通过让农民彼此都撕破了脸的斗争会等形式，使他们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文化约束，以新的阶级观念逐渐取代了旧的家族观念，建立了一种在革命同志基础上的新型道德和权力关系。

　　中共的土地革命撕裂了乡土中国传统的血缘纽带，改变了传统社会自然的人情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党组织的“革命大家庭”。在革命大家庭中，从乡土血缘纽带的权力关系中剥离出来的农民，获得了新的阶级归属意识。大家都是参加革命吃公家饭的同志，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队伍的阶级兄弟，过着战争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由“组织”负责为个人打理一切。不但吃穿是供给的，生老病死由组织打理，甚至连老婆爱人，也是要组织帮助解决的。在这种革命队伍的单位体系下，大家都是人格平等的革命同志。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名篇中所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这种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上的同志关系，官兵一致，待遇平等，大家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追求，体现了一种平等的理想主义。在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体制下形成的革命集体主义，给革命队伍带来了一种新型的人与人关系，提供了革命大家庭的凝聚力，塑造出了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形成了其他党派组织不能企及的战斗力。

　　共产革命是一场阶级战争。革命阵营一方是联合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革命统一战线。革命阵营的划分具有策略上的意义。共产党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根据自己力量的大小强弱，确定了敌、我、友的革命策略。相对于共产革命无比纯正无比高尚的社会改造目标，敌与友是一个动态的目标。根据自己力量大小的可行性，掌握这个敌友变动的度，不断地划分出当前阶级斗争的敌人，这就是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作为这场阶级战争的内化反映，即使是在革命大家庭中，也形成了一个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政治”谱系。按照从共产国际传承过来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出身的纯正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紧密联系的，同属于革命阵营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阶级，革命性是不一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阶级，阶级成分最纯正，最具革命的彻底性。农民阶级次之，小知识分子更次之。这是以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确定其革命属性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

　　但是，这个理论在中国共产革命的实践中，有着社会动员上的悖论。中国现代工业的时间短、基础差，不仅产业工人的数量少，而且也只有乡土社会的帮会意识，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观念。在刚刚开始向现代化转型初期的中国社会中，只有离土的农民和不离土的农民。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阶级的意义，是由共产党为当然代表的。中国共产革命的实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

　　从乡土社会剥离出来的贫苦农民，特别是具有流民气质的勇敢分子，一旦摆脱了传统的血缘纽带的文化约束，在“革命大家庭”中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对“组织”的依附性最强，最容易接受杀富济贫的阶级斗争理论，更具有敢打敢拼的盲目性，也因而获得了阶级立场坚定的肯定。知识分子干部虽然论牺牲精神并不让于工农分子，但因为有独立思考能力，对“组织”的盲从性差、依附性较弱，往往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立场的革命动摇性的表现。这是一个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来自意识形态的结论。在中国的共产革命中，最坚决的并不是有金字招牌的工人出身的干部，而是一批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进行了大换血的组织改造，选了一大批工人进中央，后来一大半成了叛徒和变节者。最著名的工人叛徒有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让中共中央几遭灭顶之灾。

　　在这场以苏联革命为蓝本的共产革命运动中，在理论上设定了一套革命的阶级谱系，以阶级出身作为判定其革命性的重要标志。在革命队伍中，以阶级出身划分出三六九等。阶级出身好，革命斗争性强的人，是最纯正的成员；阶级出身不好，但革命坚决，是对本阶级的背叛；阶级出身好，但革命性不强，是属于教育对象和启发阶级觉悟的问题；阶级出身不好，革命性又不强，对“组织”离心离德，则是要被看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共产党在战后的激进土改中，突出强调阶级成分，一度由“贫农团”掌握了乡村政权，许多地富家庭出身的干部都被“搬石头”，被贬斥甚至被杀害。当时不仅要求干部与地富亲属划清界限，一刀两断，甚至还要亲自批斗他们，以表示自己对无产阶级的归属和忠诚革命的决绝态度。就连革命资格很老的中共重要将领陈赓，就因为是出身地主家庭，也受到了贫农出身的士兵的骚扰。可见，在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阶级成分决定论是一个先天魔咒，在打破传统中又与传统有了某种契合性。

　　共产党的奉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力组织，组织核心是职业革命家领导集团。对意识形态的法理性认同和对领袖组织权威的权力认同，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双重结构。但这种组织系统中也有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十月革命的凛冽北风，在向中国送来了列宁主义的同时，也送来了斯大林的宗派斗争理论。在共产革命中，党外的阶级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一个钱币的两面。

　　一方面，在共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道德具有阶级的规定性，建立革命的新道德具有创建新人类的意义。在革命的新道德中，阶级性压倒人性，阶级的利益、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个人要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革命队伍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阶级关系是革命的公义，家庭关系、亲朋关系是人情的私谊。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彻底革命精神，是要能够在人情伦理关系上表现出彻底决绝的态度。在人性人情上的决绝态度越彻底，其阶级立场就越坚定，对革命的忠诚度就越高。

　　另一方面，革命大家庭的组织结构，又是一个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命领袖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等级系统。对阶级的归属，对“组织”的信赖，最终要体现在对领袖的忠诚上。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体系中，树立革命大家长的绝对权威，对造就革命大家庭的凝聚力是必不可少的。在革命中形成的各个山头中，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人格代表，全党领袖则是各个山头的共主、能够领导革命成功的正确路线的人格代表。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在全党的最高权威地位，使全党的归属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是中共能够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革命的滔天洪水，荡涤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社会和传统伦理。但单靠革命，难以改变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心理的改变，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系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结果，是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文明濡化的结果，从来都是不立不破。没有新文明的建树、没有人类自由价值的提升，革命就难以走出旧时代的轮回。

　　根植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宗法文化，虽然在中国的共产革命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其传统文化心理仍然以隐性方式存在着，甚至还会穿上革命的外衣，借尸还魂。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条件下，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多地具有社会属性，不再依赖生物性血缘关系的自然属性，才能真正走出历史舞台。从自然经济到社会化大生产，由农业文明进入工商文明，这正是中共执政以后的历史任务。（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

　　王海光，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