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整合中的阶级－政治谱系的代际演化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论纲·上之4）
 

　　四、社会政治整合中的阶级－政治谱系的代际演化

　　大跃进之所以造成了饿殍遍野的后果，是与高度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分不开的。经过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社会的正常信息反馈渠道已然湮没，社会的公共信息系统处于失真的状态，到处是一派形势大好的虚假之声，就连中南海要了解一点真实的情况都不可得。中共中央对出现大面积饿死人问题的最初反应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在搞破坏。这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当时，中共最高层了解社会真实状况的最可靠管道，是来自亲友方面的信息。如1960年毛泽东在韶山的亲戚来京“告御状”，亲自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的困境。毛泽东要了解实情，派出身边的秘书、警卫到农村考察。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农村搞调查，首先是从在自己的亲属、朋友的熟人圈子开始的，要求给他讲实话，才真正了解了这次灾难的严重性。陈云等其他人的调查，也是从家乡的熟人圈子中去了解到真实情况。可见，如果一个社会被控制到只有一家之言和一人之言的程度，获得真实信息的最可靠渠道也就回归到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

　　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全面经济危机，农村出现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基层社会组织陷入涣散，党内也情绪很大。在农民度灾保命的自救过程中，出现了传统伦理再度复位的文化回归现象，民间的传统血缘文化再度抬头，家族和宗亲关系重新焕发了旧有的凝聚力。许多地方的农民开始重修家谱，以求香火不绝，一些过去被禁止的“封建迷信”都死灰复燃了。特别是“包产到户”的兴起，恢复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传统生产方式，对农村影响巨大。

　　“包产到户”对迅速恢复农村经济的效果非常明显，也因此得到了党内许多开明人士的支持。但毛泽东则敏锐地看到了包产到户背后的政治，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将会对集体化体制形成巨大的解构威胁，遂坚决制止了党内支持包产到户的意见。为了加强社会控制，毛泽东提出了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为纲”，也就是要以阶级斗争手段重新整合社会。毛泽东告诫全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提出了“反修防修反复辟”的理论，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3年，中共开展了城市“五反”运动，农村“四清”运动，在1964年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运动）。

　　在1960年代以阶级斗争重新整合社会的政治运动中，阶级斗争被严重地虚拟化了。全国各地大搞忆苦思甜的活动，编写村史厂史社史，控诉万恶旧社会，教育青年，并且还制造出了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观念。大肆宣传资本主义复辟了，劳动人民就要“受二茬苦，吃二遍罪”的恐怖情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对“五类分子”的管束更加严格，而且阶级－政治谱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执政党建立的政治宗法关系继而演化到了代际关系上，政治文化的阶级属性发生了向血缘属性方面的偏移。

　　社教运动是要通过“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整肃基层社会。毛泽东在1963年5月的一个文件批语中说：“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蚀，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问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失误的结果，与“地、富、反、坏”一点干系也没有。在社教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中，列举了许多地、富、反、坏的“捣乱破坏”、腐蚀干部、掌握基层政权的事例，竭力渲染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前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分别制定于1963年5月和9月。196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两个十条下发全国城乡，进行大规模宣讲。）把“四类分子”设定为“四不清”干部的后台。实际上，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下，“四类分子”哪敢乱说乱动，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有他们的“捣乱破坏”活动。把他们作为时时刻刻“图谋不轨”的阶级敌人，其意义是用以整合基层社会的政治工具。所以，在贯彻阶级路线中，强化了阶级成分的先天因素，把阶级敌人的标签代际化了，扩大到了他们的亲属子女头上。对“四类分子”的歧视政策，延伸到血缘关系上来了。社会上对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的要求越来越绝对化。

　　过去执政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项政策虽然混同了本人成分和家庭成分的概念，把家庭出身不好作为了一种生之俱来的政治原罪，但毕竟还预留了一个通过后天努力改变个人政治身份的可能性。其意为：出身不好的人，只要肯付出更多的努力，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经过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经受住比他人更严格的政治考验，也是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和接纳，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尽管这个政策带有很大的先天歧视性，而且很大程度也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统战策略。但在社教运动开展以后，就连这个“策略性”的政策也不提了，唯成分论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把地富子女等同于地富分子，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不准加入青年团和少先队，已经加入的还要清除出去。甚至党团员、贫下中农同地富子女通婚，也被认为是丧失了立场，要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

　　在中共中央1964年9月颁布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明文规定了歧视“四类分子”子女的条文：“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到这方面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随着阶级斗争的虚拟化、绝对化，政治认同中的血缘文化因素越来越重，“四类分子”的子女实际上已先天设定了他们的政治属性，被当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准社会力量。1964年是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一年。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公安会议、教育部及其他部门的相关会议和文件中，都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名义下突出强调了出身的问题，明确规定了一些歧视性政策。如高考的政审，对“五类分子”子女是另类对待，基本堵塞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国防工业和高精尖的保密专业，只有家庭出身最革命的学生才能报考。在社会就业方面，一些部门录用人员，政审要上查三代、五代，以保证阶级出身的纯正。同在一个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仅由于血缘的不同就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待遇。出身不好的人，受到社会的排斥和白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生活，带有沉重的赎罪感。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执政党感到了有重新划分阶级的必要。在1964年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明确提出来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城乡重划阶级成分的问题。在划阶级中，各地逐级建立阶级档案，补划了一批地主、富农，给一些已经摘帽的四类分子重新戴上了帽子，把中农阶层划分为上、中、下，还划出了一批新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坏分子，还将一批人确定为反革命基础。这次重划阶级，是以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修订阶级－政治谱系。被新划到“四类分子”中的品流很杂，有父债子承的四类分子子弟，有亲属中被“杀、关、管”的、有严重的“四不清”干部、历史上有些小污点的、搞投机倒把的、散布对党的不满言行的、虔诚的宗教教徒等，不仅又扩大了“地、富、反、坏、右”的敌对阵营的数量，而且在社会上又制造出了新的仇怨。

　　1960年代大抓“反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运动，造就了中国最为封闭的左倾时代。此时的社会完全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控制了，是一个政治等级分明，身份差异极大的政治性社会。政治上最纯正的阶层，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不那么纯正的阶层，如职员、教师、知识分子一类，属于政治上不黑也不白的灰色阶层。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属于政治上最反动的阶级敌人。

　　在大张旗鼓的“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中，社会被高度政治化了。阶级政治固有的狭隘性，激活了政治活动中的血缘文化基因，出现了把政治认同变成血缘认同、把阶级归属变为血缘归属的倾向。当时有一个很奇特的说法——在政治上失去地位的阶级敌人，会教育他们的子女卧薪尝胆，通过读书走“白专”道路，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把失去的江山再重新夺回来。这是阶级斗争的统治逻辑使然——因狭隘而不自信，因不自信而更加狭隘，最后是血缘文化的回归。

　　但是，阶级斗争的影响从来都是双方面的，不仅是对阶级敌人的政策方面，也表现在执政党的执政方面。当时最明显的是革命的代际相承问题。

　　在“反修防修”的舆论斗争中，执政党非常现实提出了红色江山代际传承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毛泽东开出的接班人条件是职业革命家的标准。他在给侄子毛远新、表侄女王海蓉的谈话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还要他们带头在学校里造教育制度的反。毛泽东的这些话，不只是对他晚辈子侄的要求，而是对革命新生代的集体要求，对干部子弟的影响尤其重大。

　　根据阶级－政治谱系，最具接班人的政治资格，是出身最纯正的“红五类”家庭，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烈士的子弟。实际上，红五类中，工人农民和干部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普通工农子弟也是平民子弟，与干部子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人，谈不上有多少家庭出身的优越感。很难想象，一个农村人能依仗出身好而骄倨在城市人之上。对“出身”最敏感的是干部子弟。

　　干部子弟出身于让人羡慕的红色家庭，头顶着父辈打江山的荣耀，在成长中得到了社会的格外青睐，是学校和老师的宠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优越感。他们以继承父辈的事业为己任，带有强烈的阶级责任感，有着“非我莫属”的“当然接班人”意识。在同龄人中，他们个性张扬、政治敏感、关心时事、参与欲极强，喜欢在政治上“拔份”，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意识和盲目的阶级责任感，使他们最易接受阶级斗争的理论，有着保卫红色江山的政治冲动，把实现世界革命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

　　当时在北京等大城市的青少年中广泛流传了据说是毛泽东的一篇“七三批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呵！现在二十几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七三批示”，相传是毛泽东在1965年7月3日的批示，见“清华井冈山”翻印的《毛主席文选》第48页。在毛泽东正式文稿中未见，应是托名之作。）这种寄托着全人类命运的召唤，使读到的青年学生无不热血沸腾。干部子女们更是把毛泽东给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当做是自己的座右铭，渴望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接班。

　　“猪圈岂养千里马，庭院难栽万年松。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这些“文革”前夕在青少年学生中流传的诗句，正是表露了这一代青少年向往革命的情怀。但是，他们用青春激情燃烧的革命理想主义，缺失了人道主义的薪火传承，没有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滋养，充满了盲目蛮横的斗争戾气。在北京、上海的一些干部子弟集中的名牌中学中，一些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弟们受到社会上“四清”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在学校里闹事，要求贯彻阶级路线，改革教育制度等。在他们身上已蕴含了红卫兵运动发生的因子。当时北京闹得比较厉害的学校是四中、六中、八中。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曾与这些学校的干部子弟集体对话，告诫他们不要依仗干部子弟身份闹事情。事后他戏称是“舌战群小”。

　　同时，在革命大家庭中的等级秩序，也在后代中传递了一种血缘文化的观念。比家长的官大官小，家长中谁能管着谁，这在当时干部子女，特别是在部队干部子女中，是非常普遍的。同样，在党内斗争被划入右派分子、反党集团的人，也要株连到子女亲属，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属性，由社会的宠儿变为社会的弃儿。

　　从执政党方面看，继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后，毛泽东在1962年前后又接连批判了中联部长王稼祥、统战部长李维汉、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人，把他们缓和国内外矛盾、放开搞活经济的意见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党内鸦雀无声。高层还敢提点不同意见的，可能就是刘少奇一人了。权力向个人集中，国家既是家国，带来了政务活动的“家务”化，特别典型的是夫人政治现象的出现。

　　在革命时期，中共是解放妇女的宣传组织者。执政以后，妇女工作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的，妇女解放更是具有了政治花瓶的意义。在政治舞台上，夫人都是谨慎地躲藏在丈夫的背后，很少自己出头露面。但在1964年的阶级斗争高潮期，却出现了两个第一夫人干政的情况。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下到河北省抚宁县搞“四清”，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亲自向全国推广桃园经验，树立为“四清”样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告别了多年沉寂，也开始在政坛上露出峥嵘头角。她出面干预意识形态工作，搞大演革命现代戏的戏剧革命——“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并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到上海去搞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化批判。很清楚，在这两个主席夫人出台的后场，都是有一方神圣坐镇。这正是集权体制发展到了极致时会出现的现象。说明国家管理体制的制度理性，不足以反映和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了。但这也加深了毛、刘之间的政见分歧和权力冲突，成为促成“文革”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催化剂。

　　在19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体制的一元化程度又有发展，社会组织呈现准军事化，社会的政治认同度高度统一。阶级斗争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社会整合的政治工具，被严重地观念化和虚拟化了，成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的贯彻阶级路线中，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演化为了代际相承的关系，把出身不好的人当做是“和平演变”的后备军。这样，在激进的“反复辟”的社教运动中，被激活的恰是传统血缘文化的基因。“家庭出身”这类先天因素，成为政治类别归属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标准。“人生而平等”这些具有人类文明普世性价值的东西，则被作为“封、资、修”进行批判。同时反“和平演变”的误导，也对执政党自身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在阶级关系上，出现了从阶级认同到血缘认同的畸变；一是在权力关系上，出现了从制度权威到个人权威的畸变。可见，在这场“反修防修”的革命表层下面，其深层文化结构还是一种传统政治的宗法关系。文化大革命更是以革命的名义，把血缘文化推到了政治舞台。（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

　　王海光，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