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1）
按：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 刊载于The China Journal, No.68, July 2012.
【摘要】江苏是1967至1968年间遭受痛苦而漫长的派性暴力困扰的众多省份之一。当局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地方行政权威。1967年9月在中央斡旋下达成的暂时停火协定，开启了历时近半年、乱象纷呈的北京谈判。其间相互敌对的军地代表团成员们固执己见，使中央促成两派联合的努力举步维艰。1968年3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充满争议的许世友将军被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们也被赋予了象征性的职位。然而派性纷争并未终结。许世友不得不又花费近三年的时间去逐步肃清军地反对派。通过一系列极度惨烈的镇压措施，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最终于1970年底在江苏实现了铁腕统治。
1967至1968年间各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变化。Jurgen Domes在1970年写道：“当第一个‘革命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建立的时候，中国大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权力机构，这暗示着地方性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Jurgen Domes,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1967-1968,” The China Quarterly 44 (October-December 1970), pp. 112-145, at p. 112）一些早期观察家们描述了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军队干部、幸存的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的结合——以及它们在遏制派性暴力和瓦解群众组织方面的作用。这些早期论著都强调军队在地方行政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然而尽管各地革委会的成立显然是军事镇压的产物，是对此前激进造反运动的一种否定，却没有人能够清晰地描述革委会形成的过程。军事管制代表着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的“保守主义”转向的观点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因而，反对军管的群众派别赢得了“激进派”的标签，而拥护军管的群众派别则被称为“保守派”。
对单个省市革委会形成过程的最详实记述无疑要数上海。上海市革委会曾经是全国的著名样板，一些学者依据“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资料对其进行过颇有深度的描述。然而不幸的是，了解上海个案对于我们研究考察其他许多地方革委会的建立过程并没有太大帮助：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使得该市幸免于严重的派性问题和全市范围的暴力冲突，而且军队在当地行政事务中的影响作用相当有限。而在其他许多省份，1967年夏天的派性武斗几乎演化为全面内战（详见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p. 154-163。该书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主要基于上海的情况，另有一小段文字谈到安徽。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39-246。该书简单地将革委会建立过程较为平和的天津和较为激烈的广西做了类比，意在强调各省情况的广泛差异性。另有两部详细论述十年文革期间省级派性冲突的专著，则几乎没有涉及当地革委会的建立过程。它们是: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pp. 56-65 and 84-91, and 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3-209）。
在其专题论述1966至1968年文革运动的著述中，卜伟华试图对各省的情况做出较为详尽的描述。他提到革委会在重建秩序、遏制派性武斗和恢复经济方面的作用（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第725-737页）。他还强调指出，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地方权力几乎完全落入军队干部之手，从而导致无法掩饰的、高压威慑的军事独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第736-737页）。不过他对各地军队干部、幸存的地方党政干部和造反派头头的“大联合”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如何由此逐步过渡到革委会的正式建立，所谈甚少。他基于对各省情况的粗略考察，指出全国各地的“大联合”经历了造反派分裂、旷日持久的谈判、抵抗和反对、最终达成协议等几个阶段。不过他也发现，各省的政治发展进程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每个地方政治冲突的复杂程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他说：“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的建立过程极其复杂，许多情况到现在也还扑朔迷离，不为人所知”（同上，第726页）。
许多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北京高层在地方各派势力谈判和各地新领导人任命问题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真的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还是由中央就相关议题作出各种规定？群众组织领袖在革委会建立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真的具有实质性影响，还是被迫充当象征性的配角？派性冲突真的得到了解决，还是简单地在高压威慑下转入地下？军队在新权力结构中显而易见的主导作用，意味着“保守的”军方势力在镇压“激进的”群众组织的过程中崛起（Richard Baum是持上述看法的学者之一。详见Richard Baum，“China：Year of the Mangoes”，p.9），还是军队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因而军队与激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互动？如果各地驻军确实成为一种主导势力，那么他们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威慑获得这样的主导地位，还是不得不有所克制以争取中央高层和地方各派势力的支持？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对某个特定地方的运动发展过程有相当细致的了解。这里，我们拟借助对江苏——1967至1968年军管期间继续遭受派性冲突困扰的地区之一——的深入分析来阐释这些问题。江苏省革委会建立于1968年3月，在全国的“大联合”进程中大致位居中游。为了建立江苏省革委会，中央领导层与地方各派势力之间进行了漫长而痛苦的谈判。由军队和地方各派势力不断分化组合而形成的两大对立联盟起初势不两立、争吵不休，后来在北京高层的一再要求和反复斡旋下才逐步达成暂时妥协。在毛泽东提出最终的解决方案后，谈判中的强制性因素日益增强。然而即使在革委会成立以后，因地方两派对许世友担任一把手依然存在争议，所以新政权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去弹压死而不僵的派性对抗，消灭顽固的反对势力。
我们的相关论述基于一大批新近获得的地方性史料。首先是当地两派群众组织在1967至1968年间编辑出版的12种小报和一些零散的传单。这些资料的出版时间贯穿“大联合”和革委会谈判的全过程，对当地的派性争端有非常详实的记述。其次是中央高层与江苏/南京各派政治人物之间的一系列会谈记录。这些会谈记录曾刊载于红卫兵小报和当时编印的中央领导人讲话汇编。第三是由南京市档案馆在1980年代编印、从未公开出版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第四是由几位当年卷入派性冲突和参加北京谈判的亲历者近年撰写的回忆录（有些没有公开发表）——其中一位是南京市委机关干部，后来曾主持当代南京地方史的编撰工作；另外四位是来自南京军区、对许世友看法相左的军队干部。此外，我们还采用了六位南京两派群众组织头头的访谈资料，以及其中一些人自撰的短篇回忆录手稿。
真实地还原革委会建立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时代”最后几年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派性冲突何以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以及1968年实现的国内“和平”是何等脆弱。在江苏个案中，经过省级地方当局和当地各派势力之间无数次谈判、于1967年9月达成的“九四停火协议”，和1968年3月建立的、得到中央肯定的江苏省革委会，都是脆弱的和暂时性的政治成果。新建立的地方政权不得不花费很大气力去树立自己的权威，遏制工厂和学校中的派性争斗。许世友领导下的军方势力借助一系列全国性的运动逐步推进，对公开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各个击破，才最终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后果是，当许世友在1973年底因“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往广州后，这段时间内他对反对派的镇压立即成为1974年江苏“批林批孔”运动中派性争斗的一个主题。详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The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Issue, 2012, forthcoming.）。
更重要的一点是，江苏省革委会的成立使得那些原先造成派性分野的因素不复存在，揭示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地方政治冲突的本质。当江苏两派代表应邀前往北京消除分歧的时候，他们分别陈述了各自的立场，并对其对手提出诸多指控。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丝毫不涉及重大原则问题和各项现行政策。归根结底，双方的分歧在于对1967年一系列地方事件的不同诠释。其核心问题是，许世友领导下的南京军区是否在1967年3月实施军管时犯了严重错误——即是否企图“镇压革命左派”、阻碍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核心问题的相反表述则是，1967年夏天军内反对派和一派群众组织发起的“倒许”行动是否非法——即是否企图无端打倒忠于毛泽东的军方领导人、使文化大革命沦为一场动乱。一方是许世友领导的军队和支持他的群众组织，另一方是军内反对派和他们在学生、工人群众中的同盟者。他们之间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显然都下了很大的赌注。而且这个问题不解决，“大联合”就无从谈起。尽管北京高层起初试图绕过这个问题，但是对立的两派都竭力迫使北京表明立场。
1967年江苏派性
到1967年4月为止，在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只有5个地方成立了革委会并获得中央的认可。其他地区都遭遇了派性暴力冲突和政治统治危机，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江苏就是这样的地区之一。由于贯穿该省境内的铁路是连接工业重镇上海与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命脉，所以北京对江苏的动乱十分关注。
江苏的派性归属关系初步形成于1967年的头两个月。当时，推翻南京地方党政当局的造反派阵营中的两翼分裂为两派。造反派们的分裂不是源于对省市委的不同态度。事实上，对立的两派都以南京大学的造反学生为核心骨干。他们具有相同的背景，并且曾经在推翻省市委的造反运动中结成紧密的联盟。双方的分歧始于1967年1月向省市委夺权前夕的谈判中。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一部分造反派宣布退出谈判，而另一部分造反派则在没有前者参与的情况下实施了“一·二六夺权”。在当地驻军的支持下，实施夺权的造反派宣称他们是江苏“革命左派”的代表。当初退出谈判的造反派现在处于边缘地位，便对单方面的夺权行动提出批评。他们争辩说，“一·二六夺权”不能代表当地各大造反派组织的共同诉求。鉴于造反派的公然分裂，先前鼓动造反派夺权的周恩来拒绝以中央名义正式批准这次夺权。随后，两派代表奉诏前往北京谈判。这场谈判艰难曲折，旷日持久，最终未能促成双方的联合。结果，中央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实施军管，从而将两派的争议暂时搁置起来。
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为首的江苏省军管会负责实施江苏的军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杜平的顶头上司，负责指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地的驻军。许世友将军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代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前曾在河南嵩山少林寺修习武功。他经历过长征和延安整风的考验，在红军将士中以骁勇善战著称。不过在长征途中，他一度因追随张国焘犯下严重错误。毛泽东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拒绝以“叛徒”罪名将他处死，并说服他做出自我检讨，因而使许世友一辈子感恩戴德。在随后的历次党内权力斗争中，许世友都表现出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详见孙晓、宋梅：《一代名将许世友》，济南：黄河人民出版社，2004）。在1967年夏天，许世友成为江苏两派争执的焦点问题之一。
当地驻军很快便卷入了两大造反派组织的派性纷争——在“一·二六夺权”期间，造反派们分裂为“好派”和“屁派”。“屁派”欢迎军管，因为军管意味着中央不承认“一·二六夺权”。他们希望当初支持夺权的军队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使所有造反派组织都获得同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好派”认为军管是对他们合法夺权的僭越。当军队前来接管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交通运输中心和其他重要单位时，一些“好派”组织进行了抵抗。军方随即逮捕并监禁了数百名“好派”成员。作为回应，“好派”方面指责军队“镇压左派”，并成为军管的反对者。他们的抱怨得到北京中央文革大人物们的同情。中央文革在2月份北京谈判期间曾支持“屁派”，然而现在他们对当地驻军贸然镇压群众造反运动感到担忧。中央文革的友善姿态使“好派”大受鼓舞，他们继续抵抗军方。而在“好派”的反军活动日益高涨的同时，“屁派”则越来越坚定地支持军方。
南京军方由此被拖入地方派性冲突。这个冲突在武汉“七二○”事件后达到高潮，“好派”在此期间公开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南京军区内部当初帮助策动“一·二六夺权”的一些军官此时公开支持“倒许”运动。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若干驻宁军事院校和当地军工企业的领导人也加入到反对派的行列。由于军管当局不能或不愿采取有力行动，所以街头暴力冲突在8月份完全失去控制，江苏由此陷入统治危机。最终因毛泽东的有力干预，许世友问题才得以解决。毛泽东于8月中旬召见许世友，明确表态支持他。毛还同时表示，不会容忍对江苏军管当局的进一步攻击（详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2, May 2011, 425-447; 另见董国强：《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刊载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1月号）。一个星期后，中央文革重要成员王力和关锋作为鼓动各地反军运动的替罪羊遭到清洗。戚本禹稍后也遭到清洗。这有效地遏制了反对许世友和南京军管当局的运动。
当南京军管当局的权威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得到初步稳固后，促成当地各派势力“大联合”的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以中国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和总理办公室联络员宋皋为首的“中央赴江苏调查组”为实现停火在南京两派之间斡旋。9月4日，南京两派正式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并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份协议鼓励双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大批判中联合起来”（《中共中央对江苏三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的复电》，1967年9月10日，刊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02）。自此，为打造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而进行的、历时7个月的艰难谈判和幕后博弈的进程正式启动。而1968年3月江苏省革委会的成立，不过是一个更为漫长的旨在巩固军管的进程的开始。（未完待续）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网刊《昨天》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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