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华政策对中国最后的伤害

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再研究（下）


三、苏联对华政策对中国的最后伤害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这本是苏联从真正意义上，认真反思和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良机，切实落实中苏友好的历史契机，但相反的是，苏联在自己的对华政策上并没有改变以往的利己主义政策，而是在中国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结束抗日战争的情况下，通过签订有损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开始了自中日战争以来对中国的最后一次伤害。

还是在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间举行的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明确提出苏联对日宣战的先决条件，那就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将千岛群岛须交于苏联[50]。虽然美英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并不完全赞同苏联的建议，但为尽快促使苏联对日宣战，他们还是几乎完全满足了苏联的要求。由于中国未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因此苏联要求美英两国在苏联远东问题上必须根据协定的有关决议，劝说中国支持苏联在中国获得相应的利益。

为获得自己在远东的特殊的利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彻底分离，以实现外蒙古作为自己战略安全屏障的目标，苏联冠冕堂皇地表示要与中国签订一个所谓的友好条约，并标榜为帮助中国人民从日本枷锁中解放出来。然而，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不仅将战后各国在远东势力范围进行了明确划定，同时也为接下来的中苏谈划定了原则。也确定了该谈判只能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内进行。

1945年6月30日，当中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中苏会谈伊始，斯大林就已经暗示中方，协议肯定是要达成的，但能否出兵东北，签订条约，首先要看中国方面能否满足苏联的要求。斯大林提醒宋子文，谈判的过程应当是艰苦的，要宋子文对此坚定信心，而且不要有丝毫疑虑。[51] 的确如此，在7月2日的正式会谈中，斯大林首先为谈判的前提划定了范围，那就是中方对《雅尔塔协定》内容了解的程度和渠道来源。在其确信中方确实了解该协定的基本内容后，斯大林同意进行谈判，而所谈及的内容首先是外蒙古独立问题。宋子文以蒋介石认为外蒙古问题不是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为由表示暂不予讨论，但斯大林坚持要求首先要解决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52]斯大林认为，即使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但两国均是强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在外蒙古必须享有自卫的法律权利。斯大林认为，外蒙古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而是要求独立。对中国而言，同意外蒙古独立是利大于弊，反之对中苏双方均属有害。斯大林强调，苏联建议与中国结为同盟的目的是加强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以两国的军事力量，再加上美英的力量可以永远战胜日本，其之所以提出对旅顺、大连、库页岛南部以及外蒙古的要求目的同样是加强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53]

关于大连问题，宋子文指出：“《雅尔塔协定》关于1904年因受日本诡诈攻击所害之俄方昔日权益应予恢复”的声明似乎过于笼统，要加以分析。但斯大林解释这指的并非是对中国方面的权益，而是针对苏联与日本的关系。斯大林要求在港口的管理上，特别是苏联使用的港湾的条件上应比1898年条约的规定有所改善。如果能以该条约为基础，并加以改善，将是件大好事。宋子文强调，该条约是同帝俄政府所签订的，加上目前期限已满，而且不存在当年的战争形势，因此不应该以该条约为基础。但斯大林反认为，不仅需要签订新的条约，而且还要更多的权益；不仅是对各国开放，而且要保证苏联在港口的优越地位。斯大林明确地提出，苏联需要一个不冻港，如果苏联对中东铁路所经过的港口没有若干权力，要中东路还有什么用。[54]关于旅顺军港问题，宋子文强调不愿意再有租借地，希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港口。斯大林表示，理解中方的请求，而且不愿意做有害中国的先例，但可以找到更合适的词语代替，旨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关于中东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该铁路为旅顺军港使用，也为海参崴与西伯利亚建立联系，中苏双方共同经营，所有权应归铁路的建设者（即苏联—作者），将来归中国所有，期满后苏联立即撤出该铁路。在此次会谈中，双方提到了中国的内政，自然包括了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以及苏联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认为国共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他所以感兴趣是因为关心中国的前途。

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态度，宋子文当日致蒋介石称：“本日谈话时，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55]宋子文将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旅大的租借期限问题和苏联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向蒋介石做了详尽汇报，请蒋介石指示在斯大林坚持其主张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7月5日国民党中央举行高级官员会议对中苏谈判的条件做出决定。次日，蒋介石把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电传宋子文，要求其在谈判中切实交涉。

1945年7月9日，在中苏双方举行的最重要的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首先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籍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蒋介石要求苏联答复的问题主要如下：满洲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希望苏联能按照从前签订的协定，与中方一道平定新疆叛乱，使两国贸易与交通得以恢复；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结症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之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有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56] 此间，由于苏大林需要参加波茨坦会议，因此双方自6月30日到7月12日先后进行的先后六次磋商暂告段落，而在8月7日在中苏双方恢复第二轮磋商的首次会谈中，双方对有关条约和协定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再次讨论。

宋子文提出会谈从旅顺港问题开始，并依照地图指出了蒋介石同意的旅顺港地界，但斯大林却认为该地太小，必须将地界北移到长山列岛以北，才能为旅顺港提供足够的保护[l5] 。宋子文代表中方表示可以同意这样的地界，同时指出蒋介石愿意在旅顺港与外蒙古问题上迁就苏方的各种意见，但在解决大连问题与南满铁路大连段问题上会感到很为难，因为大连要成为自由港。同时，宋子文要求，南满铁路的这条支线应处于非军事区和非军事管制之内。[l6] 斯大林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指出苏方完全无意在大连建立如同旅顺港一样的军管制度，但由于此段南满铁路位于军管区内，因此就不能完全脱离军管范围。此路段虽纳入军管范围，但决不会影响其商业目的使用。军事管制将在对军事区内驻扎部队产生危险的非常情况下实施。此段南满铁路的管理，形式上必须归属军事当局，但这一切并不意味军事当局每次都要对运输的货物进行检查。商业利益应该得到保障，但同时应准确地为驻扎在本地区的苏联军队的安全利益提供保障。[l7]

宋子文提出，蒋介石认为有关中国行政当局的领导应与苏方协商任命的表述很不合适，将破坏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蒋介石建议在旅顺港成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如果在中国人被任命为某个行政职务，苏方不愿意接受或认为不合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会可由上述委员会解决。斯大林同意“行政当局领导由中方任命，同时考虑苏联的利益”。[l8]

宋子文表示中方坚持大连成为自由港，完全由中国当局管理，为此中方同意吸纳苏联技术专家，以及向苏方出租库房和码头。但苏方提议市政主席为苏联公民，港务局长同样是苏联公民。斯大林强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方才能看到苏联在大连的优先利益得到保障，该必要性在雅尔塔协定中已做出规定。宋子文以苏方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为由指出，要求大连作为满洲的主要港口完全应由中国行政当局管理。斯大林首先提出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苏方享有哪些优先权？[l9] 宋子文表示，中方将为苏方提供使用仓库和码头的可能。但宋子文的条件并为得到苏方的满意，莫洛托夫认为大连港的所有设施，甚至码头都是俄国时期建造的。当宋就此指出，大连的租期已满。斯大林说，不能认为这个期限已满，因为俄国未能使用大连。宋说，中国对此没有过错，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它将来也不能保证大连的使用期限。宋说，中方在外蒙古、旅顺港、铁路问题上已做出了很大让步。中国人为达成协议已做得足够了。[l10]

斯大林为此解释说，苏联政府提议就港口和铁路达成协议，完全不是为了某种不合理的要求，而是为使苏联与中国在未来免遭日本侵略的可能。如果拿我们的条件与沙皇政府相比，他们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如人所知，旅顺港和大连曾经完全掌握在沙俄的手中，当时甚至也没谈到租期问题。斯大林认为，如果没有日本，也就没有苏方现在提出的条件。应当永远都要记住日本势力东山再起的可能。需要严厉地控制住日本，苏联为此必须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强大海军基地，而这至少需要30年。此期届满时，我们不需要中国的任何港口，中国的任何铁路。斯大林强调，沙皇在远东建立基地是为了深入中国，而我们现在想要拥有的某些基地是为防止未来可能的发生战争做准备。这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斯大林一再表示，苏联不曾想，也不想破坏中国的主权，而且它还会像捍卫自己的主权一样捍卫这个主权与日本作战。沙皇任何时候对此都不会这样去做，永远只是会与日本同流合污。[l11]

在8月10日的第八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强调，考虑到未来可能的军事困难，苏联不能将大连港排除在军事区以外。可以在大连市划出2-3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平时期此地不属于军事管制。关于南满铁路大连段，同样也不应排除在军事区之外。虽然此段的运输是自由的，货物将不受检查。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对我们而言，最好是合并起来统一管理，管理按平均分配的原则。铁路的理事长可为中国公民，局长为苏联公民。[l12]

斯大林要求说，赶走日本人后，大连港的财产应承认为共同所有。与旅顺港相连地区的行政由中方负责，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行政当局应服从于军事指挥部的命令。关于旅顺港以南的岛屿，苏方放弃自己最初的有关在这些岛屿上未经相互协商不得修筑工事的提议。斯大林指出，苏方要对有关满洲、新疆以及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唯一援助的声明进行修改。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苏方不能接受中国地图上所标明的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边界的提议，因为这些边界没有依据，应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有边界。[l13]

当宋子文提出中方希望尽快签订条约与协定，因为如果与日本处于和平状态，中国人民就会问为什么中国代表团做出了那么多的让步？斯大林说，中国人民会理解苏中协定的含义，因为他们喜欢与俄国结盟。宋说，中国代表团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旅顺港等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斯大林回答说，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值一提，因为中国早就失去了蒙古。[l14]

当王世杰提出大连的性质如同九龙，中国政府指望英国在战后将九龙归还中国，而且香港有回归的希望。如果现在中国放弃在大连的部分权利，那么中国显然很难争取九龙和香港的回归。斯大林认为，英国人认为香港是自己的领土，而此时的大连依然是中国的港口，归属中国管理，只是在中苏的共管之下。斯大林说，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将大连排除在军事区以外。大连在和平时期不会驻扎任何苏联军队、炮兵和军舰。市政当局是中国的，市政[l15] 主席是中国人。我们只希望港务局长是苏联公民。斯大林同志提议在协定中注明，大连在和平时期不应驻扎任何苏联军队；在与日本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苏联军队将保卫大连。[l16]

斯大林同志提出修改有关新疆和苏联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的条款。讨论的结果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有关新疆问题表述的讨论中，王声明，中国代表团可以接受苏方的表述，并为此指出，在新疆出现骚乱的情况下，双方政府应进行必要的合作。斯大林说，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人可以在那里做自己想做的一切。苏联无意干涉该省的内部事务[l17] 。在讨论以上声明的第一款时，王提议删除有关民族统一和民主化的最后一句。斯大林同志为此指出，如果今后国民政府所属军队进攻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政府未必寄希望于我们的支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给与支持。问题在于，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想干涉，但在共产党人的军队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苏联很难在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l18]

王将问题转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界。回答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应保持现有边界时，王说，边界问题永远都会引发许多摩擦。中国人提出的边界是在所有中国地图划定的，而且中国代表团出示的地图极具权威性。除此之外，中方提出的边界符合俄国地图上的外蒙古边界。[l19]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承认已经存在20年多的当前边界，它已标绘在地图上，并成为实际的界线。没有任何意义，斯大林同志说，从外蒙古剪掉怎样的一小块。中国代表团所提供的俄国地图不是真实的，红军根本没有地图上所标明的军事地形测绘局。莫洛托夫同志为此指出，在苏日谈判期间，东乡也提供了一份同样的地图。王说，外蒙古边界对中国来讲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其难度在于向中国人民做出说明和解释。王建议，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声明草案中加上类似表述，“承认外蒙古独立应在中国政府与蒙古政权准确定边界线以后。”[l20]

斯大林同志指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的问题已经协商，而王的提议等于中方提出自己重新同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中国政府为此寻找理由加以拒绝，那么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宋提议，应派苏联的测绘人员与彼得罗夫大使前往重庆，并在那里会同中国测绘人员共同确定边界线。莫洛托夫同志强调，没有蒙古人参加，边界问题无法解决。斯大林同志同样指出，宋的提议是不合适的，蒙古人将会坚决抗议改变自己国家的边界，最好不要提出此问题。斯大林同志强调，蒙古人民想要统一，而我们在此却要切割蒙古国现存的边界。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现在需要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有关蒙古人希望将内蒙古并归自己，这是应当严正警告的，不应当允许越过现有的边界线。斯大林同志再次强调，他不建议中方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重新划界的问题。[l21]

斯大林说，苏方不能同意组建那样委员会的提议。如果在共同使用旅顺港问题上出现分歧，这些分歧应由政府间解决，而不是根据委员会的指示解决。宋说，组建中苏委员会是为保持中国的形象，丝毫不会损害苏联的利益。旅顺港的管理按中方的草案一样，完全归于苏军指挥部。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可以讨论在没有委员会的情况下，共同使用旅顺港的规定。让苏方不理解的是，为何要组建这个委员会。王指出，由于旅顺港将有中国船只使用，那么很自然，就会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应有中国代表的参与。斯大林重复说，可以提前和立即讨论旅顺基地的中国船只使用问题，对此不需要组建委员。斯大林强调，在旅顺应当有统一的指挥。[l22]

在8月13日的第九次会谈中，宋子文宣布，他已向蒋介石通报了上次与斯大林同志会谈的情况。蒋介石接受斯大林同志的主张。回答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蒋介石接受了哪些主张，宋说，蒋介石同意根据现有边界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斯大林同志同意宋的提议，过几天，在友好同盟条约获得批准生效后，发表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声明。[l23]

宋接下来说，蒋介石考虑到南满为该地区的工业组成部分，认为南满铁局长应为中国人。对斯大林同志的提议，从军事角度出发，该铁路局长应为苏联公民的问题，蒋介石同意在战时状态下南满铁路局长委任为苏联公民。[l24]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提议是不能接受的，最有效管理这些铁路的唯一方式是任命苏联公民为局长，并将两条铁路合二为一。[l25] 话题转到铁路理事会问题。宋提议由6名中国人和5名俄国人组成。宋说，如果中方放弃中国人担任南满铁局长的要求，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有必要在理事会中增加一名中国人。斯大林同志说，最好是，如果理事会由5名苏联和5名中国代表组成，作为理事长的中国人享有增加的表决权。[l26]

宋同意此项提议。宋接下来同意监事会由3名苏联代表和3名中国代表组成，其中担任监事会主席的苏联人同样享有增加的表决权。宋提议，任命苏联公民为港务局局长，要经大连市长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局长协商。宋强调，中方非常希望港务局长由市长任命，而且实际情况不会发生改变。斯大林同志强调，无论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还是大连港都应是统一的领导，因为随时需要对运输计划进行协商。[l27]

莫洛托夫强调，港口的所有实施从前属于南满铁路，港口的管理应纳入南满铁路的管理。有关任命港务局长的问题，双方商定，港务局长由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局长任命，并与大连市长协商。[l28] 关于旅顺港问题，宋说，蒋介石还是希望组建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可为苏联公民，并享有增加的表决权。宋提议委员会代表数量相等，但主席享有增加的表决权。斯大林同志未同意此提议，指出，军事委员中代表数量相等是不可能的。宋接受，并提出军事委员会由3名俄国代表和2名中国代表组成，作为委员会主席的苏联公民享有一[l29] 个表决权。话题转到旅顺市长的问题，宋提议，由于该市长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任命，因此必须是中国人。斯大林同志指出，旅顺港应建立军事政权，因为那里驻扎着军队。斯大林同志建议如下表述：“旅顺市市长由中国政府与苏军指挥部协商任命”。[l30]

话题转到讨论承认中国在满洲、新疆的主权，以及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的照会草案。宋要求，对此做出相应的修改，其中强调，对中国国民政府道义上的支持与援助就是苏联“再次重申完全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l31]

莫洛托夫同志接下来提出有关苏联军队出兵满洲的财政问题。

王世杰说，中国历经战争八年，国家已经崩溃，中国政府很难供给苏联军队。

斯大林同志指出，苏联军队出兵的所有国家，都是由对方负责提供补给。宋为此解释说，中国军队连自己的供给与食品都不足，例如，根据租界法案，是美国支付所有的一切，并向中国提供援助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军队在满洲的困难是他们没有在当地流通的货币。

莫洛托夫同志说，军队不得不从当地居民手中获得必要的补养，这将是很差的。斯大林同志指出，苏联政权在罗马尼亚发行了5亿列伊[57]，但苏联认为在中国不能这样做。

回答王世杰的问题，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在满洲是个怎样的人数时，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军队在那里大约有100万人。

双方商定，制定财政问题的几个草案，并在此基础上选出最可以接受的方案。

会谈结束时，宋提议条约及所有协定在8月14日晚签订。

回答宋的问题，苏方将由哪位代表签字时，斯大林同志指出，条约将由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签字。

[l32] 四、结论：

1、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首先服是为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服务的。苏联同样毫不例外。这里只有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而在实际过程中都变得的更加具体。抗战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一切都取决于中苏关系、中日关系、苏日关系，以及苏联国内状况的发展和变化而变化。换而言之，就是从苏联方面来讲怎样最大限度的保护苏联的自身的利益，这是毋庸指责的。

2、 抗战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决不是俄罗斯学者传统上认定的突出“表现的是苏联的国际主 ；苏联对华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苏联如何出兵东北，帮助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这里同样包括了苏联对华政策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对此俄罗斯历史学界不必回避。造成俄罗斯学者如此的判断的主要原因是承认苏联对华政策的负面影响，势必会导致两国历史学界、政界会对此间的苏联对华政策给予总体否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两国学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同样导致对同样客观事实的不同评价。

3、 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是在苏方处于强势，中方处于弱势大背景下产生的，特别是在中 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家面临灭亡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与苏联政府交往中，不可能像和平时期强调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只能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这在中苏友好同盟签订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

4、 苏联出兵东北，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但绝不仅仅是为帮助中国人民打败 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在我们充分肯定传统的中苏友好同时，更应冷静对待这样的客观历史事实：外蒙古从中国的分离、苏联将日本的企业作为战利品归为己有等，应当说是此间苏联对华政策最大的失误和败笔。

5、 客观分析抗战期间的苏联对华政策，我们有理由认为，该政策从总体上而言是积极进步 的，是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但当中苏之间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苏联显然还是维护了自身的利益，甚至根本没有照顾到中国的利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6、从苏联的对华政策的规律来看，当中苏两国的利益接近或完全一致时，苏联执行的对华政策，符合中国的利益，也被中国学术界充分肯定；当中苏双方利益分歧和矛盾的时候，苏联的对华政策就伤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同样就出现了被中方学术界批判的苏联对华政策。因此无论中俄双方的研究者如果回避了这样的一个现实，就很难真正把握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的脉搏。

注释：

[50]《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

[51] 行政院长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6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572页。

[52]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4页。

[53]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5页。

[54]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6-7页。

[5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576页。

3．《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记录》，莫斯科1945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609—620页。

[57] 罗马尼亚货币单位——译者
[l1]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目录059，全宗1，卷宗281，案卷2786，第46页。

[l2]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目录059，全宗1，卷宗267，案卷1852，第133页。

[l3]134
[l4]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目录059，全宗1，卷宗281，案卷2769，第102页。
[l5]72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
[l6]73
[l7]74
[l8]74－75
[l9]75
[l10]76
[l11]77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
[l12]83－84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82-91页
[l13]84
[l14]84
[l15]85
[l16]85
[l17]87
[l18]88
[l19]89
[l20]89－90
[l21]90
[l22]91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82-91页
[l23]93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93-97页，
[l24]93
[l25]93
[l26]94
[l27]95
[l28]95
[l29]96
[l30]96
[l31]96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第93-97页，
[l32]97

栾景河，《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