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后果

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1）


　　1900年是二十世纪开端，这一年所爆发的义和团战争是中国历史巨大不幸。这场战争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被解读为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稍后又被解读为愚昧民众的排外主义。其实，如果结合1898年之后中国内部政治发展演变，分明可以觉察到清廷内部围绕着大阿哥事件的权力斗争始终左右并深刻影响着中外关系。义和团战争其实只是中国内部政争的延续，由内政而外交，再由外交反制内政。各国公使和各国政府不明底里配合了清宫内部的权力厮杀，到后来还是清廷内部比较明了世界大势的力量出手遏制了这场冲突，化危为机，引领中国从头开始，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


　　如果从1840年中国被迫踏上现代化之途算起，至1900年，中国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了六十年。六十年中国虽说经历过1860年英法联军、1884年中法之战和1895年甲午战争三场对外战争，只是从总体上说，这三场战争都属于局部战争，且中国方面注意及时止损，避免了大规模冲突。六十年的主基调就是和平发展，赶超东西方。然而后来回望，为什么经过六十年发展，中国竟然在1900年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排外运动，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反帝爱国运动呢？这场运动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视角进行观察，究竟应该怎样评估呢？对中国对世界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被撩拨的民族主义情绪

　　义和团战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环节，是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开始交往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爆发，也是先前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利用国家管制方式发展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就，确实恢复了往昔盛世气象，即便传统史观所说的“同光中兴”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中国在1890年代初期确实与先前不太一样了。然而到了1894年，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战争几乎耗尽了中国先前几十年的积累。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先前几十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可能只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必须另找参照系，中国必须在政治上有办法。这就是稍后所谓“维新时代”所要直面的主题。

　　从比较严格意义上说，“维新时代”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整军经武，允许地方进行自治试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为新社会阶级诞生扫清制度层面障碍。应该说，经过几年发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维新为基本特征的“维新时代”进展顺利，缓慢的政治变革一直在有序进行。中国确实走上了一条正确轨道。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在甲午战后恢复发展太快，特别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创办企业，允许自由贸易。那时的国际资本正如列宁所说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重要性远大于对领土的觊觎，因此在甲午战后不几年，外国资本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先前争论不已的铁路开始修筑了，而且很快构筑了影响后世的基本路网；沉睡几万年的矿产资源开采了，近代中国许多基础项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战后迅速开建。这是一个近乎失控的大发展，衍生出许多问题。

　　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凭借的是国际资本。国际资本除了要获取利润最大化，当然还看重资本的安全和便捷。我们过去说列强在甲午战后有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就是指国际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后，一方面希望“整片开发”，减少成本，提升利润，与中国政府协商集中投资，比如英国将资本主要集中在长江领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国集中在山东，法国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于中外贸易额度大幅增加，远洋巨轮在经过漫长航海靠岸后总需要修整维修，常年漂泊在大海大洋中的船员也需要登岸休养甚至需要一些“无烟工业”，因而在甲午战后不久，在中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列强相继向中国政府提出仿照英国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些尚未开发的港湾，以备各国民用及用来护航的海军舰队使用。这种要求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烦难问题，不涉及主权和国家尊严的放弃，但在一个被动的后发国家，这样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对主权的侵害，因此中国政府明明知道列强的要求只是经济上的和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知道这样的要求应该满足，但在实际操作上总是一拖再拖，总是在内心深处希望对方能够放弃这些要求。

　　在列强中，比较急切需要一个沿海港口的是德国。德国在1895年马关议和谈判中支持中国，并联合俄国、法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尽管中国为此多花一大笔银子，但“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维护了中国本土完整，其战略意义不容低估。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帮助中国，当然有其外交上的考虑，只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目标在于，德国希望与中国政府的亲善，能够有助于德国顺利地从沿海拿到一个港口。中德贸易大幅增长，德国太需要一个港口了。

　　对于德国人的要求，中国政府原本是答应的，只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领土、主权观念及法律因素，中国政府在答应了之后一拖再拖。不得已，德国政府接受某些人的建议先斩后奏，乘着山东“巨野教案”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倒逼中国政府和其谈判胶州湾租借问题。

　　胶州湾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统治层原本并不构成问题，只是德国人的做法无疑使日本人很不高兴。日本人觉得三年前“煮熟的鸭子飞了”，肥沃的辽东半岛被德、俄、法三国干涉还给中国了。仅仅三年时间，德国人竟然异想天开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对德国人的做法很不认同，于是一个原本并不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全程报道逐日追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充分调动，一个甚至比甲午战败还恐慌的危机情绪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严复呼吁中国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作“亡后之图”，计划将正在进行维新试验的湖南转变为中国复兴基地，计划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可以据湖南而独立，进而成为未来中国复兴基地。[1]

　　德国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反对而中止对胶州湾的占领和稍后的租借谈判，而更为蹊跷的是，中国政府原本寄托俄国政府能够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劝说德国人注意适可而止，别让中国政府在民众面前太丢面子；俄国人爽快答应了中国人的请求，然而实际上俄国人不仅站在德国人方面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以出师威吓德国的名义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中国在痛失胶州之后再失旅大。稍后，英国人也利用这些机会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国提出类似要求。尽管列强的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据约定，租借总有归还的一天，但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人面对这些租借总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亡国之痛。

　　列强相继向中国租借港口是否真的使中国主权丧失，在世界经济交往日趋扩大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租借港口和土地，这些今天看来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年确实严重困扰着中国人，一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知识分子真诚感到民族危机空前。

　　即便民族危机空前、列强租借中国港口和土地是对主权的侵害，那么进一步是否由此能够得出中国必须改变三年前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呢？也就是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充分理由呢？


　　二、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后果

　　对于清廷最高统治层来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固然令人心烦，但绝对没有使中国必须改变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来自底层的年轻知识分子不这样看，这些边缘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天生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机会改变中国。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时，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绝无隐讳。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就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政治改革，逐步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如果从政治发展脉络看，这份文件标志着1898年“百日维新”政治改革的开始，当然稍后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由光绪帝主导的政治变革在一场素来被称为“戊戌政变”的突发事件中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指责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政变。[2]

　　戊戌年间政治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场突发事变的打击，发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政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少年时代就有的肾病似乎突然之间急剧恶化。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所谓“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基本共识，那时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自己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予以庇护，拒绝引渡，甚至允许他们成立什么“保皇会”，发行报刊，招摇撞骗，蛊惑人心，肆意攻击诋毁天朝，最可恶的是列强允许康梁肆意攻击她本人，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容忍的。专制体制独裁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意，无法理解立宪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分际，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后逐渐左转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光绪帝主导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这种深刻认识，不过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五口通商以来，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涌入中国，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旧式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后巨大战争赔款压力，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那几年天灾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众当然不会进行这样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认识，但他们直观知道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造铁路、开矿山，将中国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城乡遍设教堂，把传统神祗、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祗、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

　　基于直观感受与判断，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要想恢复往昔宁静生活，就只有将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不可，将洋教士特别是追随洋教士为非作歹的“二鬼子”教民杀掉不可。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发酵，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一年半，山东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一千余件。排外心理已占据整个中国社会。

　　就大清王朝统治者来说，列强在戊戌后对中国内政毫无收敛的干涉，也使他们相当恼火。追根溯源，他们认为是新政象征光绪帝依然在位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光绪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绪帝还活在人世，不仅康有为等流亡的所谓维新志士还有精神寄托，还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而且西方国家就会继续以光绪帝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光绪帝竟然一度成为“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早在皇太后出园训政时朝野间就弥漫着光绪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传言，这些传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层有意向外释放的信息，以便为未来政治决策预留足够空间，也有海外流亡者故意夸张的成分。政治流亡者清楚的很，只要光绪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绪帝依然活在人间，即便他们现在吃够苦头，他们终究会扬眉吐气重出江湖，因为年轻的皇上终究要比年迈的皇太后活得时间更长些。

　　光绪帝的存在成为皇太后和那时当权者的一个心病，起初他们或许真的企图通过宫中太监使用药物等办法摧毁光绪帝的肉体，但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开谴责，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政治野心家不要违背民意进行这种阴谋。

　　不过，传言中的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皇太后指使，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一国领袖，皇太后不会也不应该这样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绪帝于死地，应该并不困难。光绪帝虽然不是皇太后亲生，但多年养育之恩，使光绪帝正如自己所辩白的那样，并没有对慈禧皇太后表示过不忠。现在能够看到的比较可信资料，即便是光绪帝确实感到皇太后对新政干预太过分时，即便他与皇太后发生过言语冲突后，他找杨锐所要商量的也是考虑怎样既能推动新政进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气。光绪帝的真情实意并不难被皇太后所理解。政治流亡者所宣传的皇太后指使宫中太监使用药物从肉体上摧残光绪帝，未免过于夸大了帝后冲突，也过于戏剧化。

　　政治流亡者虽然吃尽了苦头，但却获得了道义同情和支持，且较清廷拥有更大话语权势。相反，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用“六君子”鲜活生命换取了政权，不管怎么说似乎都在道义上亏了一层。再加上，专制政体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话语弱势。所谓皇太后利用宫中太监向皇上使用药物的说法，基本上来源于海外政治流亡者，并没有档案或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支持。

　　两宫之间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皇上在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之后确实病倒了。第二年，皇上的身体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迹象。12月20日，皇上发布一道上谕，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造谣诬蔑，强调皇太后出园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希望臣民不要听信康有为等人瞎说，妄为揣测。

　　皇上的谕旨证明两宫之间没有矛盾，然而为时不久，一个流传很久的传言竟然变成了事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开始为皇上物色继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由于这一天为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确乎为光绪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弄清了，其本质应该与光绪帝的病情恶化，以及清代权力传承有关。

　　满洲贵族入关建政虽说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满洲人没有弄清传统中国政治权力传承精粹在哪里。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政治权力父死子继的大原则。如果没有子嗣，中国文明中政治权力传承小原则是兄终弟及。再次，假如兄终弟及也无法实现，比如皇帝没有亲兄弟，那也没有问题，按照血缘关系，以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皇位继承人。中国文明的这种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皇族内部的权力冲突，是一种自然顺位。然而由于满洲人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清廷长期面临着皇位继承问题的困扰。

　　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主要是因为光绪帝的身体经过1898年的折腾可能实在顶不住，而且光绪帝大婚已经十几年，看来已经很难有自己的龙子龙孙——在过去两年中，也曾有外国公使馆的医生为皇上看过病，已经证明皇上的肾病相当严重。为了大清王朝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光绪帝万一发生什么不虞，特别是因为皇上需要静养，而清廷繁琐的日常典礼实在太多，如果有一个大阿哥代劳，至少可以使朝廷日常事务重回正常状态。这是立大阿哥的真实原因，是为光绪帝的身体着想，这一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光绪帝本人的主意。

　　从善意去理解“己亥建储”是对的，清廷官方文书也都这样解释。然而由于此时离1898年政治变动太近，许多问题并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出于政治原因，清廷正常的政治运作，在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个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试图更换皇帝的做法，为了保护他们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们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皇运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出于挚诚，通电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呼吁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庆亲王奕以及荣禄等公忠体国，奏请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将一个正常的人事调整视为影响中外关系的大事件，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未完待续）

　　马勇，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4期（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