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不是圆的，而是裂的

 　　金雁在《倒转红轮》中，是要“倒转”俄国革命进程的大“红轮”，让历史真正的来龙去脉显出个究竟。这显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但金雁的这部历史论著读来却异常轻松，它更像是一部精神刺客列传，种种具体而微的事件和精神秘密组成的人物故事集，而不是高屋建瓴、高度概括的宏大历史叙事。

　　金雁此书的妙处就在于，对于历史的讲述和理解，避开了套用任何“逻辑统贯”的陷阱。倒转革命的红轮之前，首先更需要倒转我们脑子里对于历史“巨轮”的理解，所谓历史的车轮总是循着某种逻辑滚动运转的僵死框架和模式。

　　框架中、模式中的历史，是飘在总体性形而上浮云中的历史——这些浮云可以是阶级、是世界精神、是进步、是人民意志、是地理气候等等。这种种历史的讲述尽管各有各的不同，但其根本都是以一种现实的或虚构的因素，来单方面地解释和抽象化乃至神话所有复杂多边的历史变故。但一旦历史的包装外框被破除，总体性烟雾弹中的历史真相便水落石出，那些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便成了简单甚至卑琐的凡人俗事。

　　于是，革命或历史斗争的胜败，不再是是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是否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而是面对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时，谁下了更狠的手的问题。以米留可夫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反对派自由主义为例，金雁发现，“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不想革命，而是他们只想搞‘干净的革命’。他们的‘道德底线’低不过另一些政党”（第236-237页）。而某些文豪某些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文化的猛烈抨击，也不再是纯粹思想领域的争锋，而来自其生活中的具体遭遇乃至虚荣心的受挫。比如，高尔基曾经长期移居西方，侨居法国和意大利，都是一个偏向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但去了一趟美国，却突然调子大变，大骂资产阶级文化虚伪。难道在欧洲大陆多年，高尔基始终未品出资产阶级文化的味道，到了北美洲才恍然大悟？事实极为简单，在有着敬重文学精神传统的法国，文学家是名流，出外入内总被鲜花掌声好生伺候着。但在充分实现了媒体民主和民众教育的美国，社会聚焦的问题都由记者和各行业的专家、各地方的政客来进行讨论，并没有什么社会的良知和声音需要文学家来代言，文学写作只是一种职业而已。因此，高尔基这样的代言派文豪到了美利坚便自感备受冷遇。于是口口声声人民利益的大文豪，完全无视美国民主制度下人民普遍安逸的生活状态，便大肆抨击其资产阶级民主和文化的虚伪堕落，要俄罗斯避免西化了。

　　在所有大词和形而上概念灰飞烟灭的历史瓦砾场上，金雁展开了追溯革命中的俄国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其中，索尔仁尼琴所代表既攻击苏联专制体制又攻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号召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成为了此书梳理的重点。金雁将索尔仁尼琴强调俄国土地的真理性、强调回到俄国尚未成为帝国的土地贵族农庄中去的倾向，与肇始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旧教、分裂教派的历史渊源加以联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与俄国革命纠缠但又冲突的俄式血脉。

　　金雁用前前后后数百页讲述了分裂教派的前生后世，但简而言之，当后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人民，最初还只是各个地方一簇簇的人群，这些小规模的人群以农庄的形式聚居，如同一个大家庭。而其领袖作为土地贵族，也与大家保持着熟悉和亲密的家长式关系，如同父亲。彼得大帝大肆建立欧式现代官僚体制，统一的帝国、统一的东正教出现之际，仍不愿加入统一东正教的俄国旧教徒，便被称为了“分裂派教徒”。分裂派与一片片小小的各自为政的土地亲密相连。在这种“亲密而又温暖”的小群落生活，因其内部的亲密性而有着人被血脉和族群所包围包裹，进而有着紧贴土地的感觉。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这一代代俄罗斯代言型作家和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肇始于西欧的民主制度颇为冷感，均来自对于这种回忆中、想象中的俄罗斯农庄黄金时代的着迷和返祖冲动。返回到俄罗斯土地中去，其逻辑前提几乎必然是放弃个人自由和民主框架，其向往和目的是回到母亲的子宫，其现实结果，往往迎来一位强有力的父亲的巴掌——抚摸额头，或一个耳光。

　　索尔仁尼琴晚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一踏上故国土地，便猛烈攻击叶利钦民主化进程是堕落无能的西化，而普京当政却让他兴奋不已，大加赞誉。但以彼得大帝之前的分裂教派土地贵族农庄生活为黄金理想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并未看到普京制下的俄国，各地方自治的力量和各族群的言论空间不是更大，却是更小了，而恰恰是在他所厌恶的叶利钦西方民主化时期，俄国反而有着更多的地方政治和族群声音。因此，历史运行其上的车轮绝不是一个，更不是符合逻辑线条的圆轮，而是一片破碎和自身撕裂的砾石。


殷罗毕，《晶报》2013-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