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1991年的“8·19”事变，很多人会把它和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联系起来。
亚纳耶夫坚信为拯救苏联而奋起最后一搏是正义的，但他并没有准备为此不顾一切。他要的这“一搏”，是干净的不是血腥的，是文明的不是野蛮的，是最小代价的不是不计后果的。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
[俄]亚纳耶夫著 胡昊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11月第一版
188页，39.00元
提起1991年的“8·19”事变，很多人会把它和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联系起来。不少历史书中，都把这一事件评价为“一次失败的尝试”。从这一事件带来的客观结果看，它沉重打击了苏共的威望，加速了二十世纪那个巨大悲剧时刻的到来。当然，成功者和失败者在书写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上不可能拥有同等的话语权。这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了解失败者内心感受和真实想法的兴趣。也许，让“失败者”说话，是一个社会公正与包容的体现，也是社会成熟程度的量尺。
亚纳耶夫的履历相对简单：从共青团干部到青年组织委员会主席，再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一副主席、主席；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没有长时间主政过苏共党的核心部门，也不是统领一方的地方要员。可以说，他算不上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当上苏联副总统，更多的是由于他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这在1991年的时候已经比较难得了——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业绩和过人的能力。还有就是苏共的干部队伍已经严重萎缩，急需用人的戈尔巴乔夫时时感到可用之人捉襟见肘。他给身为全苏工会联合会主席的亚纳耶夫先后提供了几个岗位：到苏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苏共中央国家部部长，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副总统。前几个亚纳耶夫推掉了，最后一个他也想推脱，建议“要认真考虑，还要商量”。戈尔巴乔夫这次回答得很干脆：“您需要跟谁商量？是党在推荐你。”如果倒退十年，这样一系列苏联党和国家的高位，足以让任何一个投身仕途的人晕眩，很多人追求一生都不见得能得到。而此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对一个以前并不十分熟悉、政治路径没有交叉的干部如此器重并抓住不放，倒是能说明些问题。用亚纳耶夫自己的话说，“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干部选拔在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成了突出问题。”
正是作为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才在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卷入的情况下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推举为这个机构的主席，从而在彷徨中走入了那场极具轰动效应的事件中心。但他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用他的话说，他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组织者中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人。就像无数例证已经证实了的一样，人在时势与环境的巨大外力面前，往往身不由己。即将于8月20日签署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又称“新联盟条约”），在准备改变苏联的国家构成方式的同时，毫无疑问也会引起既得利益这块“蛋糕”的重新分配。为了阻止国家和个人利益受损，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等强力部门首脑率先谋划，准备奋起一搏。他们选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休假，而新联盟条约即将签署之际起事，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在准备宣布起事之前，他们还希望能够打出苏联总统这杆大旗。在未能如愿之后，才把身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推到了前台。当已经起草好的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和《告苏联人民书》交到亚纳耶夫手上时，亚纳耶夫曾犹豫不决，不肯落笔签字，只是在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慢吞吞地告诉他“我们不得不在您不参加的情况下行动”后，他才在文件上签了字。
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除了上面几位重量级人物外，还有地位同样显赫的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和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这几乎就是一个政府的主要班底了。人们还告诉他，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等也是“我们的人”。从这些人员的职位上，就可以感到强大的权力和充实这种权力的实际力量。应当说，在当时能把这种权力和力量聚集起来绝非易事；而一旦聚集起来，谁又会怀疑它不能干成大事呢？
历史恰恰不是按照人们的感觉发展的。尽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不乏当时苏联党、政、军、公安、国安等部门的顶级人物，但他们最终没有成功，而且输得很惨。其原因已经有当事人和研究者列出了很多。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掌控局势，包括对以叶利钦为首的激烈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势力，也仅限于布置一些部队和坦克以施加某种“精神压力”，不过这种“压力”很快就由于军队中的一些将领投向叶利钦，暗中通风报信而变得毫无意义。而叶利钦则站在根本不会向自己进攻的坦克上现身说法，慷慨陈词，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送来”的道具，为自己和“民主力量”捞足了同情分和支持率。
事后，亚纳耶夫也承认，“除了发表宣言外，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甚至像给叶利钦所在的“白宫”断电、断水这样“最微小的事情都没有做”。当然，“不做”不是因为没有手段，而是因为亚纳耶夫的“心理底线”，那就是不能“流血”。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主张，也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很多人的共识。在起事的第一天他们就商定，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要停止行动。当8月20日至21日夜间三个自发聚集在“白宫”周围的保卫者被误伤致死后，这个“底线”被强烈地触动了。亚纳耶夫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三个年轻人在莫斯科市中心死亡之后，局势已经彻底明朗：通过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来拯救国家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在另一本书《1991年8月：神话与现实》里他还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把部队和坦克调进莫斯科“只有一个解释——不能允许挑衅，应该把最重要的国民经济设施至于保护之下。例如，那些向莫斯科供水的水库，制止任何挑衅者向水库投毒”。“我们不想与自己的人民作战。”在意识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失败后，亚纳耶夫给自己一个朋友打电话，吐露心声：“要知道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不是这样？只是不知为什么胜利不属于我们。”
看来是这样，亚纳耶夫被临时推到了8月事件的前台，尽管他也对国家的现状不满，对正全力以赴搞垮苏联的人深恶痛绝，坚信为拯救苏联而奋起最后一搏是正义的，但他并没有准备为此不顾一切。他要的这“一搏”，是干净的不是血腥的，是文明的不是野蛮的，是最小代价的不是不计后果的。正义与底线，搏斗与牵制，这就是让亚纳耶夫纠结、痛苦、困惑、恐惧的根源。这些情绪几乎把没有经历过如此重大事件的亚纳耶夫击垮。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的描写为理解作为失败者的亚纳耶夫提供了一个应该是真实的侧面：“亚纳耶夫在20日这个晚上，从克留奇科夫那儿来到卢基扬诺夫那儿，又从卢基扬诺夫那儿到亚佐夫那儿，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临时代总统喝得醉醺醺的，在此情况下有谁能下达明确的命令呢？”
亚纳耶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在哪儿呢？失败在他们的举事不正义吗？显然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况且他们都不是“匹夫”。失败在他们坚守的“底线”吗？似乎也不是。毕竟，“不与自己的人民作战”不是错。也许，人民没有选择站在他们一边，或者确切地说没有立即站出来支持他们，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可是，人民为什么没有选择正义呢？亚纳耶夫在书里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以笔者之见，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给苏联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冲击和改变的历史进程本身了。
本书的书名按照俄文的顺序，应该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保卫苏联的最后一战”。中文译者对书名做了调整和词语的修饰。不管哪个书名，都直接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与戈尔巴乔夫对立起来了。那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真的是要反对戈尔巴乔夫吗？
广义上可以这么讲，因为戈尔巴乔夫正是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也正是他在与叶利钦等人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设计了未来“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中央机关的人事安排，准备彻底更换当时苏联政府的班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来说，于公于私，他们都有理由反对戈尔巴乔夫。
但是，历史真实恰恰又表明，戈尔巴乔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死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千方百计争取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们的行动似乎正是落实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亚纳耶夫说，早在1990年下半年，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曾起草了实行紧急状态的方案。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布置了实行紧急状态和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计划的任务。就在1991年8月3日，即戈尔巴乔夫去福罗斯休假前一天，苏联部长会议召开会议，一些部长当面向戈尔巴乔夫呼吁，国家正滑向深渊，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不允许瓦解苏联，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直到实行紧急状态。”根据会议速记记录，戈尔巴乔夫在结束自己讲话时说：“所以，需要采取紧急状态，那就实施紧急状态。所说的是，在紧急状态下，整个国家过去运转，将来也会运转。”最后他还说，他将去休假，“以便不妨碍你们工作”。亚纳耶夫在1993年对采访的记者说：“局势是这样，只要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即新联盟条约），联盟就会消失。总统首先应该采取坚决措施来拯救伟大的国家。”
8月18日，也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准备起事的主要成员决定派一个小组去福罗斯面见戈尔巴乔夫，希望总统签字同意实行紧急状态。会见双方事后对此都做了描述，尽管一些谈话的细节有出入，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戈尔巴乔夫没有在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上签字；第二，他在与来人握手道别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好吧，干吧，行动吧。”这是一种既有“不”也有“是”的态度。从戈尔巴乔夫方面说，他在情况不定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给自己预留尽可能灵活的选择余地。从起事者的角度看，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最想要的明确支持，但也从中读出了某种默许甚至鼓励。正如亚纳耶夫说到的：“戈尔巴乔夫自动远离了事件……在这种极其必要的条件下，我干了戈尔巴乔夫不去干的那种脏活。”由此可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包括亚纳耶夫在内，在起事的时候并没有把戈尔巴乔夫作为要打击的对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暂时不能公开露面的支持者和同路人。这一点，坦诚的亚纳耶夫没有隐瞒，他在书中写道，“在政治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我是最后一个依然真诚地相信”戈尔巴乔夫的人，相信他“迟早会利用手中馈赠给他的权力为国家谋利益”。
在“8·19”事变中，不仅亚纳耶夫没有明确地反对戈尔巴乔夫，整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时也没有反对苏联总统。俄罗斯评论家维克多·特鲁什科夫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有过很到位的评论，他说在8月19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命令时，其成员“客观上已经不再是戈尔巴乔夫分子了”，但他们“主观上……依然是戈尔巴乔夫分子”，“他们的每种作为和不作为都呈现出戈尔巴乔夫的作派”，亚纳耶夫虽然赞成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但“多半表现为不能对抗戈尔巴乔夫，不能坚定地捍卫共产主义原则”。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起事失败已成定局的8月21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巴克拉诺夫等，又急忙飞到福罗斯觐见戈尔巴乔夫，希望他出来收拾残局。只是这时的戈尔巴乔夫为了掌握主动，为了能够以无辜和受害者的身份“凯旋”莫斯科，重掌总统大权，已经决定抛弃那些自愿帮他“干脏活”却最终没有干好的伙伴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除了自杀的内务部长普戈外悉数被捕；“重获自由”的苏联总统在各种场合都强烈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撇清自己与这些“政变”者的关系。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言行，终于让他们看清了戈尔巴乔夫的面目，彻底摧毁了亚纳耶夫等人对他的信任或者说幻想。正是在经历“燠热的8月”之后，有了“水兵寂静”监狱中的痛苦思索，同时看到了自己本来要阻止的事情很快悲剧性地上演，亚纳耶夫终于在主观上也成了反戈尔巴乔夫分子。他的这本遗著（在拿到此书俄文版新书的第三天，亚纳耶夫与世长辞），与其说是作者对重大事件的回忆，不如说是一位壮志难酬、旧痛未消的老人，给后人和历史留下的反省和感悟。这种反省与感悟是袒露的、自剖式的，因而也就携带着某种震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他既看透了别人，也看透了自己。
吴伟，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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