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进程在20世纪世界史上带有根本的性质

如何评价20世纪世界史？（下）


由此可见，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这种新生制度的生命力。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结合中国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逐步形成了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英国《卫报》2006年5月的一篇文章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标题：“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始于1978年。”该文作者在把1989年作为苏联、东欧失败的标志年的同时，又把1978年作为新世纪的开启之年，因为“那一年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作者说，“它关系到创造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变革已经决定性地使全球重心转移，21世纪与前两个世纪大不同：在那200年里，权力集中在欧洲和美国，世界其他国家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中国变革的广泛影响……这一进程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北京，我强烈地感觉到人们的自信感越来越强，那是认为历史‘在我们一边’的感觉”。 俄罗斯《真理报》2000年9月的一篇文章说，“今天的中国有力地驳斥了关于社会主义将把人类引向死胡同的无稽之谈。”“共产党起领导作用，坚持按社会主义原则发展国民经济，包括多种形式经济的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说俄罗斯的使命是开始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厦，那么建成这个大厦的使命注定要由另一个大国来完成。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起这个历史作用。” 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有的外国朋友称，“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是在世界范围用一种全新的制度代替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过程的开端。尽管今后的道路很长，并且充满着荊棘和风险，但是，百年的实践，已经为世界社会主义今后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部分地上升为科学的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越来越大的积极影响。人们有理由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

　　以上三大进程在20世纪世界史上带有根本的性质，也正是这三大进程铸就了20世纪世界史的伟大和辉煌。

　　在20世纪历史中，还有两大进程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其一是，西方国家的改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有意识地进行国家职能的变革。这种变革与资本主义从“自由”过渡到“垄断”的发展密切相关，国家机器在维持统治阶级统治职能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它从19世纪的“守夜人”发展到20世纪进行大规模干预的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历程。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和“市场万能”论的破产，也表明了传统国家职能的无能为力。193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扩大了国家社会职能，从而也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与此同时，英国凯恩斯主义为大规模国家干预做出经济理论分析，成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

　　经济大危机和二战生死存亡的教训，给战后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留下谈虎色变的深刻记忆，二战后东西方冷战和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西方国家而言更是新的危机态势。西方统治阶级将政治经济稳定视为最为急切的战略任务。如何继续进行国家职能的调整和扩张，以谋取资本主义的生存发展，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和西欧国家在二战后都普遍放弃了“自由放任”而实行国家干预，同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对社会财富实行有限的再分配，避免贫困、失业等社会矛盾激化。这些政策成为战后初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得以发展、政权得以保持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它既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根本矛盾，其出发点也在于保护富人以及与社会主义斗争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即使可以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中庸的程度”。 因此，国家干预政策的阶级局限性使其在实施一段之后，新的严重的矛盾又会出现而迫使当局改弦更张。80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大幅度地削弱国家干预，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就是一例。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的政策调整，应当承认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阶段的新现象，需要密切观察研究，不能视而不见。事实上，许多人不得不承认，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遍布美国、欧洲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一股“国家干涉主义浪潮”正愈演愈烈，而“自由市场潮流正处在消失过程之中。” 这种进程其实在本质上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极，在这一极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极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虽然，在西方要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是一个现在尚难以预料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其整个演化过程都值得认真关注。对于其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措施，应报肯定的态度，对于在最新科技条件下的一些属于人类文明成果的举措可有分析地借鉴。但同时应当看清其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质，绝不盲目轻信，一味颂扬。对于西方社会化改革进程中不得不借鉴社会主义的措施和“福利制度”等，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历史蜕变”，更是我们估计未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需要冷静观察，认真研究。

　　其二是，20世纪国际关系与此前相比有显著不同的特点。

　　首先，20世纪之前的一百年，是西方列强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的时期。弱肉强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于世，亚非拉广大地区和国家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赤裸裸的争霸，所依据的则是“强权即真理”。进入20世纪，西欧列强的绝对优势地位到二战结束已经丧失殆尽，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在世界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在20世纪下半叶渐渐失去。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地位，西方国家开始变换手法，新殖民主义应运而生。“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为价值观而战”等口号，成为西方外交的新旗帜。这些看似“温和”的做法，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手法，它们并不排除使用武力，只是为使用武力披上了“合法”外衣。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已在科索沃、伊拉克等问题上多次使用这种策略。

　　其次，20世纪的一个突出演化是，世界到这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已联系成了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使20世纪的历史成为真正意义的上的世界史。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更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大大增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下生存。各国间加强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列宁很早就意识到这点，他20年代就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主张。尽管国际局势十分复杂，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并不一帆风顺，但后来的几十年历史证明，凡冲破内外阻力、坚持开放交流的，比较容易走出困境、巩固政权；而自我封闭则是一条没有前途的死路。中国自1978年以后走改革开放之路，把社会主义中国引上了胜利的康庄大道。开放不等于没有风险，但是只要坚持以我为主、处置恰当，开放永远是利大于弊。

　　第三，20世纪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新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从此以后，国际关系中增添了一个全新的内容，但也由此而被西方国家视为一个永远难以去掉的心病，几乎成为他们每一重大对外政策考量中的重要因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强联合起来对苏俄进行军事干涉；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的“俄罗斯问题”；30年代德意日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英法的绥靖政策和祸水东引政策等等，更不用说二战以后美国的“遏制”、“冷战”与“和平演变”政策，无不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西方国家也确曾在战后希望缓和东西方关系以利于自身安全和发展，但作为资本主义势力主要代表的美国却始终不忘颠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政界一些人又把中国视为“最后一个眼中钉”，并始终心存“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第四，美国和中国的先后崛起成为影响至深的重大事件。

　　美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工业生产上越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1914—1918年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大发战争财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成为综合国力首层一指的世界头号超级大国。有学者指出，“英国的无可匹敌的经济地位只持续了几十年，而美国则超过了120年。美国经济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保持至今。” 这在当今世界上确实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原因是多方面的：良好的自然条件，求实创新的民族精神，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奴役与白人争取自由间形成的悖论，革命与改革的推动，维护资产阶级长治久安的宪法，一贯重视经济、教育和科技，利用战争和美元的霸主地位进行扩张，利用“冷战”壮大自身和世界的资本主义力量，以及重视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运用，等等。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反弹力。20世纪虽经多次危机，却仍能转危为安。其中科技创新的力量更不可小视。最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已使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头号天然气生产国。美国目前石油自给率已达72%。“这种变化会对地缘政治、能源保障、军事联盟和经济活力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而制造业也有重返美国迹象。

　　当然，从总体上看，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不可能长久保持，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由2002年的31.5%降到了2011年的21.4%，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全球霸权主义更是无可挽回地走下衰落。但由于美国绝不肯轻易放弃称霸世界的野心。他经济上的反弹，反而为他在世界上添乱增加了资本。

　　中国的重新崛起是20世纪全球瞩目的重大事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由一个解放初人均生活水平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中国的崛起与离不开向外扩张侵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和平的崛起，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崛起。然而，这种崛起却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当权者所不容。他们或宣称中国只能是“非和平崛起”，中国与美国及邻国必有一战； 或主张“重返亚洲”，力图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或坚持“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使中国“走上美国之路”。 总之，不能让中国获得正常发展走向复兴。当然，美国也有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著名政治家和学者。他坚决驳斥了在中国寻求“政权更迭”的主张，也不同意“中美关系的冲突是先天决定的”看法，而主张“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他认为像“中美关系”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在这些问题上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他主张“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作此尝试。”

　　事实上，我们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原则，既坚决反对对中国的“西化”、“分化”政策，又主张保持与西方大国的正常的友好关系、相互学习借鉴。列宁早就说过，以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种落后的心态，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为此，他还提到要处理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国家的关系。“只要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的后人，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人都会感谢我们的。”

　　向世界各国学习，包括向西方国家学习；改善与各国关系，包括与美国关系，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我们愿意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争取双赢。我们党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也就包含了这种精神。前不久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重申，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展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总之，处理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关系，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综上所述，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世纪。科学技术和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世界日益联接成息息相关的整体；亿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奋起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或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并取得空前的胜利，从而扭转了世界发展方向，改变了世界面貌。这些是其他任何一个世纪无法比拟的。从另一方面讲，由于20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人类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经济危机，所遭受的苦难也是空前的。但正是这些苦难，促使全人类的觉醒。二战以后，探索与变革之风吹遍全球，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尽管世界仍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在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严种的倒退，但整体而言，世界前景更加光明。

　　当然，在肯定20世纪伟大进展的同时，展现在21世纪的绝非一片坦途，世界进步事业包括社会主义事业仍然会面临曲折甚至局部倒退的危险。在21世纪的世界进程中，中国的发展极其关键。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长期从事中国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道路研究的彼得?诺兰教授2005年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文章中指出：“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面临这样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既注意自己国家过去的教训，也注意其他国家的教训，以便找到建设一个公正、稳定、繁荣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道路。这种努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作者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迫切发展需要的贫穷大国，这种发展需要只有政府行为才能满足。”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党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深入地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如此，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政客千方百计试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者指出“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他说，“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之路。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像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惟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道路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应该说，这代表了国际友好人士一种睿智的声音，是难得的肺腑之言。他不仅从中国前途而且从世界前途着想，希望中国获得成功的真诚愿望，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事实上，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未来勾画出了新的蓝图，为中国的前途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就应答了国际友人的心声。大会报告突出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调了“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并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更加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简介：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宏毅，中国世界史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