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英《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真正起点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3）


　　马勇：林则徐解决鸦片贸易最上策是打开国门

　　当然了，1793年的故事非常复杂，通过这么一件事情，就使他很合理地拒绝了英国人一种合法地去扩大、开发中国市场的可能性。中国的市场开发一直拖到1840年，1793年这件事情拒绝了马嘎尔尼使团的要求之后，英国人就没办法了，中英之间贸易的不均衡继续扩大，这种继续扩大就导致了很直接的后果，我们怎么去弥补这个问题？

　　商人有资本的规律，市场的需求当然是第一位的，市场可以引导，可以开发，但是市场的需求也可以引导资本，那是罪恶嘛！马克思讲“罪恶的鸦片贸易”，但他也没有否认鸦片也是贸易，虽然罪恶，但它也是贸易。

　　1793到1830年代，中英急剧增长的贸易额就靠鸦片。鸦片导致了30年、不到40年的时间，就使中国原来的贸易顺差完全扭转。这种扭转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国库空虚，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壮劳力没有了，导致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已无可用之饷。林则徐讲这个问题。这样才使中国在几十年的积累过程中，面对一个不得不去解决的、中英之间的贸易问题。

　　怎么解决？我做了一些研究，其实林则徐那一代人面临几个很好的东西，所谓重大的事情也是“上中下三策”，怎么解决？把英国资本引进来，最上策就是引英国资本进来，开发中国市场。就算改革开放之后，让美国资本进来、日本资本进来开发市场，中国没有消费习惯，按照资本的规律，没有消费的习惯可以培养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有喝可乐的习惯，我们就没有。但是我女儿就说：“你们说的果汁都不要喝了。”她们也没有喝果汁的习惯，那都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允许美国的可口可乐重新登陆中国。

　　当年林则徐们面对西方问题的时候，最上策就应该打开国门，引导外国资本进来，可以培养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冲动，就可以解决贸易的均衡问题。

　　第二种就是选择打了，我不让你来，或者我就把鸦片禁止。怎么禁止？林则徐用的招也很厉害，他讲：“我不仅要打吸毒者，”当时叫“吸烟的”，“而且还要打贩烟的。”因此林则徐到广州之后就做了这件事情。

　　在这个判断当中，其实他应该有正负两个方面的预案：第一个，我打赢了怎么办？中国如果打赢了，可以继续拒绝外国的往来，我不和你往来，我也把鸦片拒绝，完全形成一个中国的独立市场。

　　1989年之后，我们如果比较强硬一下，完全形成一个中国的国内市场。我们投点外国的技术，我们自己投资、自己独资发展、自己做，像互联网，我们不叫“国际互联网”，我们叫“中华互联网”，我们自己玩儿。这当然也是一种玩法。

　　但是林则徐应该还有一个判断：打输了怎么样？但是近代史的开篇没有一个人会这么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会想：假如我们和日本打，打输了怎么办？

　　我们看互联网上的言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打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很大很强”。我是研究历史的，中国是很强很大，比我们大、强多得是，恰恰是我们大和强的时候，别人打起来根本不费劲，没用的。大和强不是我们今天这种感觉了，但是林则徐那一代人根本没有想到：我和英国人打，打输了怎么办？这个后果都没有的。

　　马勇：鸦片战争之后广东人最排外

　　恰恰这个后果导致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林则徐到了广州的时候一定要打，结果就是中国打输了。英国几千人打败了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庞大的军队，这个仗到后来就没办法打了，战争进行的两年之间断断续续，没法打，这时候就出现了妥协的谈判，应该说这一拨人是真正走向世界的一拨人，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这才是近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他谈了一个什么条件？“五口通商”，五口通商的意思就是扩大原来的通商口岸，原来在广州一口通商，因此中外之间合法的贸易额没法增加。而且广东的一口通商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吏治腐败、交易成本增加。

　　因为十三行在这个地方是垄断贸易，在广东吃垄断贸易的不得了，两面吃：吃英国商人的、吃中国商人的。当时朝廷对海关的税收也就是百分之五点几，但实际的交易成本达到百分之三十几，因此中国方面也认为要谈出一个固定税率来。最后谈的时候就是，实际税率是百分之四点几、五点几，最后谈的是5%这个固定税率。

　　这个固定税率，我们今天认为这是中国主权的丧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实当年清政府是作为一个外交胜利去谈的，或者外交胜利去进入，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广东的吏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理解：鸦片战争之后，广东人最排外。广州在鸦片战争之后，规定了英国商人可以进到城里面居住，五口通商的口岸都可以进到城里面居住。但是一直到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广东都不允许外国人住，广东最排外，为什么？因为他原来的既得利益通过五口通商铲除掉了。很多中国商人讲：“广东人很坏，我们到别处去贸易。”其他的口岸就发展起来，广东就越来越衰落下去。

　　马勇：《南京条约》五口通商是近代中国真正起点

　　1842年的《南京条约》解决了五口通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国企把它很悲情地看作近代史屈辱的起点，我觉得其实这是外国资本通过合法的途径进入中国，通过打开合法渠道让它进来。

　　这种谈判当中，第一个是固定税率，刚才我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另外《南京条约》当轴使我们今天更不能理解的就是“治外法权”。和《南京条约》配套的相关条约中规定了，我们现在都不能理解，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法律去治他？

　　我原来也不太理解，但是我们做古代史，就注意到：古典的中国其实也不管理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情况。我们的原则是“谁的孩子谁抱走”，我同意你来了，但是如果你的人犯罪了，你自己去解决、自己了断。《南京条约》最终谈的“治外法权”的意思就是这样，不存在你享受这么一个特权、一个豁免权，不是这个意思。

　　后来中国人也检讨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到了1880年代，当中国帮助朝鲜走向世界的时候，李鸿章认为：按照国际的标准，这两个问题可能都得解决。

　　固定的税率肯定不对，不论固定税率定得高和低，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到1882年，中国帮助朝鲜谈《美朝通商友好条约》的时候，就解决了灵活性，开出一个固定的税率出来，但同时固定每5年、10年，双方应该检讨一次，要重新找一个税率。如果不合理，就通过谈判调整税率。这是在1880年代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解决就是治外法权问题。后来李鸿章认为治外法权问题也不行，当时上海就是用租界的办法，五口通商的时候，上海的租界很快就解决了。外国人集中居住这种租界制度其实也是从古典中国来的。

　　唐朝的时候，外国人怎么在唐朝居住的？不是像今天中国人到美国去，可以到人家家里去住，不是这样的。长安也是是外国人比较集中地住在一个地方。上海的租界制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治外法权，但是对它的管理慢慢解决了。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的开端，我想讲的意思既是：它并不是一个很悲情的、被打败了，好像西方人欺负中国，把中国推向了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它用一种法律、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了五口通商，五口之后，中国近代史才算真正开始。

　　短短通过十几年的时间，中英之间的贸易额、中法之间的贸易额、中国和西方主要的贸易额都在持续增加，一方面表明中国社会在改变；另一方面，通过五个通商口岸，中国人比较堂堂正正地了解西方。

　　马勇：买办为何是引领中国进步的重要阶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通过五个通商口岸贸易的扩大，中国一个新的阶级增长，就是从买办到资产阶级。多年前我按照澳门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买办从明代中期开始一直存在，买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外企高管，英文说得很好，能和外国人讲讲，能和中国人侃侃，这个阶级实际上就是引领中国进步的重要阶级。没有他们在沟通西方和中国，我们就更不知道了。所以这个阶级也是在五口通商、《南京条约》之后在发展、变化着，在影响中国的进步。

　　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1840年之后到1850年代末，中国的进步极其有限，中国的物质方面、生产力的方面有变化、有发展，但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不愿意完全向西方开放。但是西方在面对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时，资本的力量、资本的纪律、资本合法性的诉求，他觉得你就应该开放，要求开放全中国。

　　马勇：外资进来改善中国老百姓生活品质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民、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外国资本进来都是改善我们的品质。我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时候，从来不认同民族资本，我研究辛亥革命也是批评民族资本的，民族资本对中国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情。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对中国老百姓生活品质的提升至关重要。

　　讲一个最近的例子，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国零售商进入中国。他们进入之前，中国资本的恐惧非常厉害。中国当时就认为：如果外国资本进入了零售商，中国那些国营的单位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百货大楼，城市里面叫“百货大楼”，农村里面叫“城市信用合作社”，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套下来。今天我们还保留了一个“中华信用合作总社”，还是正部级单位呢！这样的东西，当时认为外国资本如果进入中国的零售商当中，一定会冲垮中国的商业体制。当时的分析是：它要冲垮中国的商业体制，但是一定会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品质。

　　我们看，2003年之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零售业，家乐福这样的零售商进来，我们现在的选择空间就大得多了。而且在他们进的物品的安全性上，某种程度上要比中国的企业要好得多。

　　我再回到近代讲，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的老百姓是欢迎的。外国资本要求向中国全境开放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也是欢迎的，但是谁不欢迎？朝廷不欢迎。因此，1858年之后，英国、法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就准备为了换约，重新谈判，因为《南京条款》附加条款中的几个条约都到期了，重新谈判的时候，他们就要求扩大通商口岸，最后要求扩大到20个，最好能够扩大到中国全境，中国根本不同意，就开始扯皮，发生了1860年在这个地方打的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打的战争主要是在天津地面打的。

　　马勇：《北京条约》让外国公使开始进北京

　　战争打完之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北京条约》。当然1858年先签了一个《天津条约》，和美国、英国、俄国、法国都签了，《天津条约》其实就是解决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更宽途径，另外解决了外国公使进北京的原则性框架。

　　但是他们来换约、要确定的时候，朝廷不干了，特别不能同意外国公使进入北京来。后来谈判来、谈判去，英国说也可以妥协，如果不进北京，中国只要能对外国资本开放，外国公使也可以考虑不进北京。当时他们的思路就是如果不进北京，就在天津安营扎寨了。那么今天的天津可能就不一样了，天津可能就成为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如果遇到和中国政府有巨大交涉的时候，他们就从天津到北京去。

　　反正当时朝廷就不让外国人进来，当然，战争一打就没得说了，打了之后就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比20年前的《南京条约》有更大的进步，我们过去把它解读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更加深了”。

　　后来我研究，觉得不对啊，怎么叫“半殖民地半封建加深”了呢？人家要到北京驻外国公使，但是也让中国到巴黎、到华盛顿、到伦敦派驻公使，而且是必须的。

　　1860年以后，由于有这些条件的规定，我们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我们就去办童文馆、选拔幼童出国留学，我们近代的工业、近代的文明才慢慢生发出来。而且我们近代的进步就从1860年，走么走来走去，走了一个中级富强。走了34年，和今天的改革开放一样，也是34年，我们走到了“世界第二强”。（未完待续）

　　马勇，凤凰博报